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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有一个令人心疼的童年。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一是他曾经生过很长时间的病，每天能做的事情就是乖乖地坐在炉子边，守着咕嘟咕嘟的药罐，耐心地等待药煎好吃下去。更加难过的是，他不能吃盐。有几次他拿了只筷子在盐罐周围徘徊犹豫，最终仍然未敢越轨。可以说，苏童在很小的时候便经受住了禁忌的诱惑。二是有一次母亲丢了五块钱，在遍寻无果之后，终于绝望地大放悲声，小小的苏童走到母亲跟前说，别哭了，等我长大了，给你挣一百块钱。 有一类作家，终其一生都是在为童年而写作，苏童就是这样的作家。苏童的笔底浸透着苏州的阴暗潮湿，以及忧郁少年的沮丧和晦涩，他是用一种不堪回首但又不得不回首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童年生活的，之所以不得不回首，是因为他必须通过写作，使内心变得干爽明亮，否则那些阴霾和青苔将会一辈子生长在他的心里。也许在经历不堪的同时，幼小的苏童已经有一种日后补偿的潜意识，所以这种强制性的回忆也算是对童年生活的一个告别。长大以后的苏童找到了写作这条路，写作对于苏童来说，真的不知道有多合适。苏童是一个敏感的人，敏感而压抑，这就是他写作的天才和灵气所在。写作就是他没有吃到嘴里的那一点盐，就是他承诺要送给母亲的那笔巨款，就是他被压抑的力必多的升华。苏童终于通过写作突破了内心的禁忌，禁忌的诱惑一旦被突破，必然石破天惊，汪洋恣肆。但是，在有了不知道多少个一百块钱之后，那些原来压抑着他的东西终于不再压抑他了，他从童年的阴影当中成功地逃脱出来了。同时，他的感觉似乎也找不到了，他的灵气在令人心痛地丧失。 苏童小时候是一个乖男孩，长大了是一个乖男人。作为一个乖男孩，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乖觉后面的压抑，而作为一个乖男人，他只是经常不好意思和放不开而已。苏童有一种可爱的中庸与羞涩，他经常用尴尬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尴尬，是理解苏童的一个关键词语，也是苏童呈现给我们的一个典型情态。在《为什么对我感到失望》中，他写到了作家的肉身凡胎出现在读者面前常常令人失望的问题，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的天性总是使我在那些失望的眼神下面露出尴尬的微笑。“尴尬的微笑”最能概括苏童的精神气质。尴尬就是由于某种为难，一个脸上经常现出尴尬的人，内心必定有不可言传的矛盾和为难。 苏童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在审美上有洁癖的人，他曾经说过他眼里没有美女，因为真正的美女都是不上厕所的。但他却把自己的这一面成功地掩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常易于接近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真正的他在哪里呢？掩藏的必要在哪里呢？我想这一方面是世俗生活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可能是苏童太想做一个乖名人了。谁能讨厌这样一个有诚意有温情的作家呢？他很洞察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这对他不无好处。问题在于，现实中这样一个地道的绅士，作品中又为什么会出现五龙那样的变态男人呢？这是否向我们透露了某种矛盾和为难？一个学外语的女孩子听说某人刚刚见过苏童，马上匪夷所思心有余悸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原来她刚刚看完《米》。这个人哑然失笑，告诉她，苏童不是五龙，他和五龙是两个星球上的人。（学外语的人和学中文的人之间其实很隔膜，有一次跟一个西方文学博士谈话，提到徐志摩，她做了一个怪怪的表情，说，徐志摩啊。原来她在一次会上听人谈到过徐志摩，具体说是徐志摩的情史，于是便得出了一个徐志摩是流氓的结论。我说如果徐志摩是流氓，这世界上就没有君子了。）我曾经不明白这纯粹是苏童对于男性他者的想象呢？还是被成功说服和驾驭了的本我的曝光？后来意识到，这两者内心的根源其实在一处。五龙的变态也是力必多被压抑后的一种张扬。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只不过苏童通过写作把这个魔鬼释放出来了，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羞涩并充满中和之美的苏童了。苏童的尴尬如果出现在这里，就是如何处理心中魔鬼的一种矛盾和为难。 写作是生活的补充，也是内心的延伸，生活中不会、不敢去做的事情，可以拿到小说中去做，拿到梦中去做，无数作家的无数作品，其实都是内心的一次走火入魔的产物。支配着作家的写作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欲念。写一遍就像经历过一遍一样，在生活中通常就不会去做了，因为欲念已经释放出来了。苏童的《驯子记》中的巴掌情结，《离婚指南》中的跳山羊情结，以及五龙的米情结，都是一个痼疾一样的特征符号，也可以说某种心理的固着和凝结，童年时代淤积下来的情意结，导致了成年后某次非常态的虚构中的过度实现。苏童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于连，设想一下，假如他没有成为名作家，积聚于心的压抑的力量将会使他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很难猜测。成功者之所以温文尔雅，常常是因为他已经超越本我的冲突型人格而上升至一个恒定的人格层面，并成功地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因而面向世界的永远是一个超我或自我了。而这一切，可能都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并不为本人所知道。有几个人能有幸正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呢？假如没有成功，也许从此就走向自卑和闭锁，心中始终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坚硬的伤疤。而一旦成功，所有的卑微包括童年的阴郁就将被超越，他可以坦然地说出来，这是一种健康的释放。从这个角度讲，成功的写作也是人格完善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五龙就是苏童在超度自我的过程中牺牲的一个本我，两者加在一起，才能理解一个完整的苏童。 苏童有篇散文是关于富人洗牛奶浴的感慨，但是感慨着感慨着，苏童也过上了离牛奶浴不远的生活。成功以后的苏童，身上越来越见出贵族气质的沉淀，同时作品也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纳闷，苏童是在韬光养晦吗？在期待之中迎来了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结果却是大失所望。我甚至怀疑：这是苏童写的吗？尤其书出来以后，苏童明明底气不足，却还到处去做宣传，倒显出某种贵族身上的寒碜，让人觉得遗憾和难过。 苏童是一个感受型的作家，一只悠闲地在自己的山坡上吃草的小羊，而不是思想的骏马。苏童的感受性，就是一股浑然一体的气，苏童的得天独厚就是笼罩在阴影中的那股灵气。现在，他走到了明亮之中，反倒像贾宝玉失了玉，状态难再了。童年的阴影对于苏童来说，真的既是一种遗憾又是一种成全。童年的阴影也可以说是苏童内心的一个魔鬼，现在，魔鬼释放完了，写作的冲动便安息了。也许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为自己寻找新的魔鬼？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关于苏童的片段，题目叫《不要忘记悲悯情怀》，内容是这样的：小说家苏童用了个故事阐述他对人文关怀的理解，他每天接女儿放学必须经过的破烂不堪的一条街似乎是一个顿悟的地点。他介绍说，每次和女儿经过那条街，他都会大声抱怨那些小摊贩将道路搞得如此肮脏。但是突然有一天女儿对他说，你不要抱怨了，他们不在这里还能去哪呢？苏童突然觉得非常惊讶和羞愧，他从未教过女儿如何理解这些事，如何关注他人，然而一个小孩子却用最单纯的话流露出了善良，也就是我们总说的人文关怀。他认为岁月在让一个人成熟的同时也让人丢失了很多东西，而作家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帮助人们找寻失去的东西，因此保持单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一个作家永远不应忘却的。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出了我想对苏童说的话。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个苦难包括内在和外在的。苏童的贵族气，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中产阶级最大的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足本身就是一种缺陷，足了，也就意味着到头了，就像月亮的盈则亏，水的满则溢。说句禅语，足就是不足，不足就是足。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九而不喜十的原因，十太满了，而九还欠着点，恰恰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圆满。 现世的幸福苏童已经达到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优裕的物质条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安逸的生活和自足的内心。托尔斯泰在给年轻的罗曼·罗兰的信中曾经说道，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成果来源于牺牲，而不是某些优越的物质条件。托尔斯泰出生在上流社会，但却蔑视贵族生活，他希望能跟穷人生活在一起，但却无法真正做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八十多岁的老托尔斯泰终于无法面对内心的自责，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家庭，逃离了腐蚀灵魂的那种安逸，最终死在一个荒凉的小站上。也许会有人发出何苦的感叹，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悲悯情怀，托尔斯泰就不可能走得那么远，就不可能成为世人景仰的那个托尔斯泰。女作家方方说得好，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比技巧了，而是比人格力量。是的，技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但决定作家能走多远的最终可能不是技巧，而是人格力量，你的人格高度在精神的大地上所投下的影子，就是你在文学的疆域里所行走的那一段距离。托尔斯泰的可敬在于他看到了安逸的生活对于精神的缓慢围困，对于灵魂的温柔腐蚀，对于斗志的和平演变，所以他要自觉地拒绝，要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开。作家的人格力量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敢于选择痛苦的那种勇气。不会出走的灵魂是死的，也许我们无法让自己的身体出走，但至少应该让自己的灵魂经常出走。 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很久了：作家的创作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或者换个说法，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最利于作家的创作？进一步说，从事文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最利于作家达到这个境界？作家的精神和物质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合点？如果存在，在哪里？ 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作家有没有思考过，也许有些人一生都生活在这个问题之中，如托尔斯泰，也许有些人一直都在用自觉和不自觉的折衷和妥协来寻找物质与精神、生活与心灵之间的黄金分割点，也许有些人正在为“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应该属于哪一个”而困惑。但是，更多的人是根本放弃了这样的追问，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当下时代，市场经济终于让大家活明白了，而且越活越明白，有一些作家，包括“大家”的写作都不再为心灵负责，而只对销量负责。写作成为改变经济地位的一种手段，很多人通过它改变了自己的阶级，也改装了自己的信念。 对于文学，作家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圣徒精神，像路遥那样的殉道者再也不会有了，也许个别人还在坚持，比如张承志。写作普遍陷入虚浮油滑，暴露隐私却不触及灵魂，看似深入内心实则无关痛痒，没有丝毫罗曼·罗兰式的灵魂搏战的踪影，而到处充斥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急就章”。我们的文学一直充满了各种基于外在理由的“急就章”，战争时期的“急就章”不用提了，然后是配合各种运动的“急就章”，现在又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急就章”，只有八十年代是个例外，这也许就是八十年代值得缅怀的原因。中产阶级作家尚属没有彻底商业化的，彻底商业化的就更不必说了。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纵然是天纵之才，也经不起这种漫不经心的挥霍。 写作是灵魂的事业，它从本质上排斥物质的功利性。金钱终将腐烂，无论你曾经拥有过多少。肉体终将消亡，无论你曾经享受过多少。不朽的只有精神。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过后，还为这个时代剩下几个执迷不悟的人呢？这样的人可能是迂腐的，但同时又可能是不朽的。 作家的创作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至少不能像曹雪芹那样在大年夜泪尽而逝，留给后人半部红楼的缺憾，但是作家又不能拥有太好的物质条件，否则过犹不及，因为他需要拿出很大的心力来抵御物欲的诱惑，否则，物质带来的生活层面的积极意义甚至抵消不了精神层面的消极意义。有人的灵魂在泥泞与饥寒处呼号，有人的身体在温暖的壁炉前昏昏欲睡。物质生活层面上升到一定程度，就要警惕幸福的满足，就要抵抗幸福脸孔下的平庸。尤其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更需要保持一份深层的清醒和疏离。生活本身具有一股看不见的强大的整合力，平庸的幸福和幸福的平庸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向生活妥协，就意味着背叛心灵。哪怕只是生活在矛盾冲突之中，都意味着一种无畏的抵抗。 文学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所以作家有时候需要为功利而文学，但是，作家远比自己想象得要俗气，“为文学而功利”极容易演变为“为功利而功利”。人为了一个手段性目标而上路，但在追寻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而取代了终极性目标，手段演化成目的。这样，追寻的过程便成为一个在得到的同时又不断失去的过程，人生成为一个永恒吞吐而无以沉淀的沙漏。 再回到苏童。苏童还是一个好人缘的人，所以经常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他参加各种应景活动的消息，当然，这种花边和点缀可能并非他之所愿，也许只是因为他不太会拒绝，可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至少，这在他的“有所为”的许可范围之内的。苏童与粗野无羁无关，天性中的敏感和脆弱使他面对外部世界很注意内在的保护，以使自尊不受伤害。同时他也很少介入疙疙瘩瘩的世事，以使自己仅留下平滑的坦白。这与其说是明哲保身，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回护。这也是他人缘较好的原因之一。 “天才可悲悯的定律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友谊和需要，似乎少不了一股很重的平庸剂。”歌德每天被各种各样庸俗的人情和事务包围着，只有靠克制、沉默和逃避来守住自己的心灵以及艺术的秩序，他守得太艰难了，所以再也经受不住任何外来的冲击和震撼。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的狂放无羁和激昂雄健让他感到害怕，所以他拒绝再跟贝多芬见面。他不是害怕贝多芬，他是害怕自己，贝多芬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灵魂的影子，使他对自己无法旋避。“社交生活”，对于贝多芬来说是一个多么可笑的词汇，贝多芬永远也不会像歌德那样看重社交生活，他更像一个文明世界里的野蛮人。 贝多芬、写贝多芬的罗曼·罗兰以及译贝多芬和罗曼·罗兰的傅雷，都是人类的精神英雄，灵魂的斗士，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但在中国目前尚可一提的作家中，极目四望，却多的是歌德，少的是贝多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作家已经普遍中产阶级化了。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是被压抑的力必多的升华，如果力必多在表象化的生活中已经非常体面地挥发掉了，就没有什么必须以文学为出口来疏导的东西了，这是一种遗憾的丧失。保持一种温和的彬彬有礼的生活是歌德们的需要，但永远不是贝多芬的需要。贝多芬是以反抗苦难作为其生存方式的，贝多芬启示我们，艺术的欢乐就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也许有很多人曾经在逆境中不屈，但是，当生活渐趋舒适的时候，“扼住命运咽喉”的手便不由自主地松开了。中庸的生活只会带来心灵的苟安，一个处处顺达的人，便不会再有让自己心碎的那种东西了。欲望随时可以发泄掉，便不会再有欲望积聚和压抑的那股力量了。苏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不能突破的禁忌以及禁忌的诱惑了，或者也许有，但却非常难以突破了，所以陷入停滞。现世的幸福在此岸，而真正令灵魂高蹈的那种境界在彼岸：艰深的、泥泞的、惊悚的、风雨如磐的、高处不胜寒的。和解意味着停滞，当你与世界达成某种和谐的时候，你的力量已经被消解。伟大的灵魂往往是与世冲突的，作家不需要有很好的人缘，更不需要与庸俗的生活和解，他需要的是对生活保持足够的警惕、冲撞的斗争性以及愤怒的力量。一个作家之所以不复当年，就是因为来自灵魂的压抑以及内心冲突的那股力量已经用完。当然，一个人突破自己是困难的，但不能突破，便意味着停滞不前。 成名后的左拉在退化，他不再关心当初那些让他痛心疾首并把他推到名誉巅峰上去的东西了，他的社会良心睡觉了。直到有一天，他介入了福瑞斯特案件，写出了《我控诉》，并因此而流亡海外。福瑞斯特案件历经劫波终于获胜，左拉也在写完《正义》后死去。他死亡了，但是他所代表的正义却胜利了。一个人的名字可以跟某种正义的胜利连在一起，这是多么伟大而不朽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不乏“福瑞斯特案件”，我们缺乏的是那些像左拉一样的期待唤醒的灵魂，我们缺乏的是那些像左拉一样的书斋里的革命家。 人生跋涉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发现，征服生活其实远比征服自己容易。卡夫卡征服了自己，选择了无限风光在险峰，所以他成了永恒。当然，选择这样的生活必须以现世的幸福为代价，需要一种勇气，也需要一种冒险，也许你选择了，但却终其一生都不能达到，所以，聪明的中产阶级作家们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的生存智慧足以使他们游刃有余地回避掉这种艰辛。不过，正是在得失之间，可以衡量出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度。 不经历精神的艰险便无法领略人类心灵的终极风景，有些地方，注定是常人无法抵达的，但所有抵达过的身影，都将永远镶嵌在那里，作为里程碑，向后人昭示人类挑战精神世界的勇气和高度。我们已经记住了《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红粉》、《米》和《我的帝王生涯》的作者苏童，我们还希望记住一个托尔斯泰、贝多芬、罗曼·罗兰和左拉式的苏童，我们期待苏童是聪明的中产阶级作家中的一个例外。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