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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脱离生活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大问题 本雅明归纳，文学从远古时代到今天，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故事”，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流传下来，可是我们记不得作者是谁。好的故事的产生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像一个工匠一样成年累月打磨，经过不同的人来集体创作，然后流传下来。第二个阶段，本雅明把它称为“小说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个人的经验开始贬值了，人的生活变得很紧张。诞生一部伟大作品的前提是什么？本雅明说是“百无聊赖”，北村称之为“安静”。可是现在，这样的“安静”和这样的“百无聊赖”，这样大量的时间、违反市场逻辑的时间、供你大量挥霍的时间，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小说创作变成了闭门造车。现在是把门关起来，通过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来创作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信息”。现在很少有人读小说了，也不读故事了，我们现在读的是信息。信息本身对小说也构成很大的威胁——信息不仅讲故事，同时也传导它的价值观，也在培养这个社会的公众和读者。如果我们不加辨别地被信息俘虏的话，文学就没有生存的地位了。 中国当下文学创作遇到非常大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我觉得恐怕就是脱离生活。脱离生活，可以分两个方面来描述：第一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特别复杂，个人的生活处在一种自动化的识别当中，不需要思考，所有的东西都向你呈现。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都丢掉了传统文学的基本使命感，而忙于描述个人的局部的境遇。这个方面很重要。第二个方面，我们这个社会随时都向我们呈现一种真实性，然而这种真实性是虚假的，是被包装起来的，实际上它不堪一击，但是我们往往被这样一种真实性所迷惑，不再去思考这样一个虚假的真实性究竟是什么。 过去的作者都不是专业的，作者需要有另外的职业来养活自己。举例来说，比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其实他根本不是作家，他是治河的，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也做过跟甲骨文有关的工作，一生做了无数的事情。只不过晚年的时候写了一部小说，还没有写完，大家却把他看成是作家，其实是不对的。 在欧洲也是这样，文学是需要供养的，可是这种时代结束了。现代文学产生以后，《版权法》开始出现，文学开始进入一个自己养活自己、跟市场发生复杂关系的时期。这个时期并非没有好处，这个时期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导致了文学空前的繁荣，也就是说导致了十九世纪那样一个非常辉煌的黄金时代的出现。可是我认为在十九世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的隐患实际上也埋下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文学最大的功能已经变成了娱乐，变成了某种商业操作。不管是从主观的意义上，还是从实际的状况来看，现代文学都在终结。 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它当年找到了一个赞助商，可能是资产阶级。最早像乔伊斯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在1910年的伦敦，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主意，就是把作品变成一种神秘的终端，开始发行限量版。一般的一本书卖一英镑，他会卖到30个英镑，然后限量发行，让大部分人买不到，把这本书变成一种奇迹，然后来引导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经济危机时期，文学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赞助商，就是大学。大学不遗余力地推广现代主义文学，推广所谓的“纯文学”，一代一代的学生毕业，他们在做论文，做研究。可是现在大学开始重新关注所谓的文化研究，所以文学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赞助商也撤退了，把文学重新抛到一个市场化的境遇当中。 我曾说“文学从来不会死亡”。很多人说文学死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文学不会死，死掉的是什么？是现代文学，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所形成的这一整套的文学观念，这个观念在今天已经成了某种障碍。 李洱：写作时要穿越世俗层面 我觉得当代作家被失败感所笼罩。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为文学是一种真理的声音，一种道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但是在这以后，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失败感，而这种失败感反而是文学应该有的感觉。实际上文学就是要求作家的感觉非常敏锐，但是当他感觉非常敏锐的时候，往往会遭到一种沉重的打击。我们现在的生活，要求一个人使他的感觉尽量迟钝，才能保证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和作家的失败感之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但是文学要保证有读者的话，就要求一部分读者要被失败感所笼罩，或者说因为生活的失败感，所以欲求一种幸福感，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促进。 我对“超越”这个词理解是不一样的，我更喜欢“穿越”这个词。当小说家写作的时候要穿越世俗的层面，然后跟世俗层面之上的声音接轨，然后，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试图给读者造成一种阅读的印象，既是神执天外的，又是心系现实的。具体写作的时候，比如我们可以把世俗层面之上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代表着一种亘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做人的基本规范，以及你对这个世界保持的一种最起码的态度。这些东西可能构成了写作者“上面”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都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的一种认识。 北村：文学没有死亡，而是变异了 先锋小说是批评家给的一个概括词，仅仅是个词而已。中国所谓的“先锋小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个投射。关于文学的命运问题，其实非常重要，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敏感。文学有没有死亡？我觉得没有死亡，而是变异了，像非典病毒一样，找一个新的宿主或者寄主。现在我发觉书写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最大的变化。 为什么总有人说文学会死亡呢？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早就在西方世界已经上演了。人被碎片化了，没有办法来重新说明一个事实真相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整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景观。照我个人的看法，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文学，只有对现代主义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种精神的语言，真正的生活是不需要语言的。如果你有信心去描述你的生活，就像河流在流动的时候，你就获得一种先知般的决断能力。什么是长篇？你把河流整个描述一下就是长篇。从中间截下来，这就是短篇，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启示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信心描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诸如死亡的假象的幻觉。 解玺璋：阅读自我约束的文字是享受 在这个时代，能够选择写短篇小说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作家要准备做出一些牺牲。虽然我们常说在一个浮躁的年代更要读安静的小说，但实际上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你要想安静下来其实非常不容易。因此我觉得蒋一谈创作《鲁迅的胡子》是一种很勇敢的选择，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不光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和姿态，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之所以说蒋一谈选择写短篇小说很不容易，因为现在写短篇很不容易被关注，很不容易产生影响，而且各个方面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一个短篇会很轰动。我觉得八十年代文学退潮之后，短篇小说也退潮了，甚至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其实也有人在写小说，但是你很难想象有什么短篇小说是能让你记得住的。 在当下这个叙事泛滥、语言平滑的文学阅读时代，能欣赏到自我约束的朴素文字和耐人寻味的故事创意，简直就是奢侈的享受。事实上，一位写作者能够约束自己的文字，与其说是一种处理语言的能力，不如说是一种品格、一种智慧。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