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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是以现实题材为抒写对象的，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的长篇都是取材于历史呢？如《朱元璋》《施琅大将军》《永乐大帝》《太平天国》，等等。有人谬传，说我的历史情结源自我的专业。我确是学历史的，但我钟爱历史小说，真正的原因是我觉得容易把握。经过时间长河的沉淀，蒙蔽历史真相的迷雾也会被秉笔直书的史家和后世的精英学者廓清，站在今天的高度，无论从人文、人性还是社会层面，你都可以把历史这团面揉好，打造出你想要给读者的点心。 有史学家给我的作品总结为“七分历史、三分虚构”，是他们的肯定。其实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不能量化和简单分割。 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但历史小说什么可以虚构、什么不可以虚构？我遵循的原则是，重要的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年代都必须真实，写项羽爱上吕后、刘邦与虞姬有染不能叫历史真实。我不想对戏说类作品置评，它不应包含在历史小说范畴。即便是拥有很多读者、观众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也有相当分量的“非历史化”倾向，关公战秦琼类的笑话并不少见。我以为，写历史小说，包括那个时代的服饰、语言、官职、称呼、生活习惯等等看似细微末节之处，都必须有考证，细节失真会导致通篇失败。近年来历史作品中笑话实在太多了，诸如孝庄皇后自称“我孝庄”，或皇上召集大臣议政说“研究研究”之类。 重要历史人物身边的小人物，甚至是于史无征的，以及人物的感情生活、内心世界的展露，这是充满虚构和想象空间的，也往往是出彩的地方，吸引人的地方，否则人家去看历史书好了。我曾和史学家们争辩过虚构的内涵，谁能否认《史记》是严肃史书？但司马迁把历史人物写得那么生动，那么传神，连对话都绘声绘色，可那时并没有录音机，史料从何而来？这其中没有司马迁的想象推理吗？可见历史也不是一丝不苟的记录，没有人质疑过《史记》的真实，何况古来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就有防备本朝无耻文人为尊者讳或溜须拍马之徒伪造历史之弊。 好的历史小说即使是虚构部分，只要合理、合乎人物身份、符合逻辑，使人相信可能发生并无形中受了感染，这就是成功的虚构，它就与历史真实水乳交融了。 我在写《重庆谈判》时，虚构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一场重头戏，毛泽东与蒋介石同宿林园，二人都有早起习惯，在林中散步不期而遇，并在石桌旁小坐交谈半小时，这是史实。但因当时秘书及警卫人员都离得很远，他们究竟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于是我根据当时的社会焦点，两个领袖人物的才学、素养、性格以及此时所思所想，虚构了一场戏，一次充满幽默和睿智的谈话，这在一般情况下，是犯了大忌的。然而它打动了党史专家们，他们认可了这种虚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虚构到人的理性和感性都能接纳的程度，就是艺术真实。 我的新作《戚继光》当然也是这种创作规则的产物。 朱元璋的禁海政策是他一大失误，致使东南沿海倭患延续百余年，官军屡剿不力，小说开头就以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在王江泾大捷为背景，两千余倭寇全军覆没。戚继光这位震烁古今的民族英雄，虽有大志奇才，却一直默默无闻，他后来得以成就大事，全因为两位伯乐。第一个是后来的浙江总督胡宗宪，另一个是首辅张居正。胡宗宪是史家众口一词的贬抑对象，依附奸臣的阿谀奉承之流，然而他爱才。戚继光原以为到了抗倭前线可以施展平生抱负，却因一身正气不肯给上司赵文华送礼，竟让他去管屯田，戚继光郁闷之极，胡宗宪背着戚继光替他打点送礼，他才得以带兵上阵，最终击败倭寇，成为一代英雄。倭寇视戚继光为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戚继光终被奸臣诬为“通倭寇”而罢官，险些入狱，他愤恨、苦闷到了极点。幸而又是胡宗宪出面为他辩诬，不久才又有了效力机会。 把胡宗宪还原成高智商、会钻营、爱才、讲义气的矛盾的复合体，是极有“震撼力”的，有人称我是给胡宗宪翻案。其实任何人都是善与恶的共同体，你如果时时以高尚情操自律，抑制私欲、邪念，你就是一个好人。这就是人物的复杂性，只用几种标签来给历史人物分类，那是写不出真谛的。戚继光也有弱点，为了取得首辅张居正的支持，一向刚正不阿的他居然也想“行贿”， 不得不寻找保护伞，而其动机居然是为国为民。 小说有这样一个情节，由于贻误战机，言官对胡宗宪交章弹劾，胡宗宪为保自己，诿过于下属，最后戚继光和俞大猷当了替罪羊，被革职留任，“戴罪办倭”。随后又因俞大猷的同乡御史李瑚狠参胡宗宪一本，胡宗宪以为是俞大猷暗中使坏，便上了一本，致使俞大猷锁拿进京问罪。戚继光为救俞大猷，不惜折腰去求胡宗宪，这与戚继光一向的正人君子形象是背谬的，但他的义举感动了胡宗宪。 戚继光不但是卓越的抗倭将领，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战术家。但戚继光的晚年是悲凉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攻讦，历来标榜洁身自好的戚继光，还是无形中成了“张党”，先被调往岭南，告老还乡途中，又被人诬陷，彻底罢官。回到故乡登州，贫病交加，因他纳妾始终不肯原谅他的发妻王氏，又将细软席卷而去，戚继光到了无钱延医买药的地步。戚继光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还是有别的，他为抗击外来入侵者、维护祖国和民族尊严，保护百姓有安乐、和平的生活，戎马一生，并非出于“忠君”目的，戚继光确有独到之处。 写历史小说要挖掘“独到”、“观照现实”我不敢苟同，把凶残的、荒淫的帝王写成宵衣旰食、勤政为民的好皇帝，是另类粉饰；我笔下的朱元璋、朱棣和洪秀全，至少没有这种功利的影子，和《戚继光》里的人物一样，是复杂的、集多种品质于一身的典型。不敢说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至少别人说起来，我不脸红。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5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