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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全深悟诗歌语言之妙，知道最质朴的语言往往直抵世象的核心。因此，他用不着在语言之外进行无效包装；当然，这也与日常交际口语无涉。这就是刘希全苦苦追寻的“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纯粹的、如同陶瓷之光暗暗闪耀的美”。《慰藉》“通体”闪现着这种圣洁的美。读《慰藉》，不再是读天书，猜谜语，而是在诗歌语言的引领下，直接走进诗人刘希全的现实生活、生命世界和精神天地，直接触摸到刘希全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的怕与爱！如《小镇》：“在大风里不停地摇晃/三个小小的村庄，三姐妹/衣着单薄，面容相仿——//我们路过，并居留了数日/像许多人那样，我们：/离开一公里时还多次说到它/离开二公里时还常常说到它/离开一公里时还偶尔说到它/离开四公里时，我们/话锋一转，谈起了其他/就这样，它一公里一公里地/远离了，模糊了，消失了——”。“我们”与小镇情感的亲疏同“我们”与小镇时空的远近成正比，物理距离一公里一公里地远了，而小镇在“我们”的关切中也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这表明“我们”与小镇的关系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稀疏。这种时空与情感关系的变化是通过3个排比而达到了渐行渐远的效果。此外，刘希全尽量采用“报章语言”来写诗，比如，写汶川大地震的《祭奠》，先用新闻报道的语言，列举了许多在大地震中丧生的普普通通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和住址，接着，在一个省略号之后，动情地写道：“在这个月夜，我写下了这些名字/我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我没有给他们的名字加上黑框/我做不到，我不能让黑框/再把他们压住”。有时，他还直接根据新闻报道来写诗，如《一次车祸》《一天——2007年6月13日〈新京报〉》等。 这就要谈到《慰藉》的意象、意境和神采的问题了。刘希全是农民的儿子，革命的后代，又是新时期的大学生，党报高级记者。这种复杂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具备了“深入浅出”地考虑和表达问题的可能与能力。加上，他长期从事诗歌写作，对新诗的曲折发展也了然于心，在融会贯通中外诗歌传统之后，明确了自己写诗的方向和理路。如果说，他此前的诗集《夜晚的低吟》《此情此景》多少还有些“深入深出”的话；那么，《慰藉》就完全达到了“深入浅出”的现代汉诗的理想境地了。刘希全始终关注时代的变迁，关心变迁中人民的命运。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淳厚的时代性、现实性和人民性。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是，毕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改革开放就宣告彻底胜利了。因此，身处城市中的刘希全，把极大的关切放到了中国农村，放到了作为中国农村缩影的他的故乡“南宋村”。《慰藉》共4辑，就有3辑是写“南宋村”的。可以说，在新世纪汉语诗歌写作地图上，刘希全与“南宋村”血脉相连；“南宋村”几乎成了刘希全诗歌的原型意象。他写他的父亲，如《大雾中的父亲》；他写他的母亲，如《母亲》；他写他的家族，如《家谱》，等等。“南宋村”的一切，河流、泥土、丛林、人群、静谧、死亡、新生，每时每刻都牵动着他的神经，都能够进入他的视野，写入他的诗篇。“南宋村”曾经为中国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它的平等发展权被搁置，更没有被优先考虑；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改革开放又优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如火如荼；一句话，解放后，“南宋村”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大踏步前进的步伐，被纳入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因此，在那里，很少呈现出现代化的痕迹，更不用说“后现代”了，反而是“前现代”还在那里挥之不去，如《家谱》写到女孩子不能写进家谱，“她们像是多余的：/多余的血脉，多余的活/多余的心跳，甚至，多余的死”。刘希全敢于正视并写出当代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这种忧郁是乡土的忧郁、民族的忧郁、大爱的忧郁。 刘希全既写身外的世界——农村，也写身边的世界——北京。当他写农村时，他是以城市的现代性来审视农村的“前现代性”；当他写城市时，他反过来以农村的“前现代性”来反思城市的现代性。这种与所写的对象始终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这种城与乡互动的写作姿态，使得刘希全始终保有思维的清醒，不为写作的对象所同化，而能够获得主体性的独立。刘希全写城市的飞速发展，没有一味廉价地赞美，反而对此表达了深切的忧思，如《夜晚七点钟的德外大街》，就忧伤地写到了北京城里的车流：“而前灯和尾灯/它们因过于耀眼/而显得有些诡异，仿佛/刚刚哭过……” 正如刘希全在《诗》里所写：“那朴素的，那慰藉的/那没有消逝的/那血泪交迸的/那一直令人诧异的/那压抑不住、一直在微微震颤的”，《慰藉》里的“乡”与“城”是互动的，是令人读后心灵会引起震颤的，当然，作为诗歌艺术，它们又是能够给予我们无限慰藉的。《慰藉》是新世纪不可多得的好诗集。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