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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者的学问是大为精深了，精深到常常让人看不懂的程度。读目下一些学问家的文章，我看了几行甚至几十行还是不知所云。于是我想，像我这样所谓的读书人都看不懂的东西，一般的读者能看得懂吗？如此，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理解力了。因了怀疑，我不得不向自己挑战，把著名学者几段看不懂的话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喔，突然懂了，说的不就是一个老问题吗？敝人茅塞顿开，原来，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玄化，这就是某些人的学问。 这种的表述方式，在高校的学术刊物中真是俯拾即是。我随便打开一本，扑面而来的就有这样的标题《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随便切入一段：“……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架构，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架构……”什么是“后儒家”？什么是“前现代”？什么是学理意义上的“消解”和“架构”？又什么是“特殊主义”？所有的概念一无规范，装作很有学问的样子。这类论文的学问就在于让人看不懂。都让你看懂了，怎么体现我有学问？这还算好的了，虽然表述得古怪，但硬着头皮看，勉强看得懂。我觉得，鲁迅的文章是不好懂的，但一些教授、博导的文章，要比鲁迅作品本身更让人费神。我们来看两段已经是“大学者”的某先生对鲁迅有关问题的阐述。在谈到鲁迅的反传统问题时，他是这样表述的：“一方面，由于在‘反传统’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因此，‘反传统’的最终表达形式就是对自我的否定；这是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意识，它把在社会生活中的‘反传统’同时作为一种‘自我救赎’的内在冲动。”在论述鲁迅的尴尬处境时，这位学者是这样表述的：鲁迅“不仅‘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他要阐述的道理并不复杂，无非是鲁迅的矛盾性，但为什么要把它搞得如此玄乎呢？也许在这些学者看来，不玄乎不足以成为学问；而在我看来，其实是不玄乎不足以吓唬人。 有话不好好说，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几千年来，中国人日常用语与书面用语属于两套语言系统。古代士大夫的日常对话，用的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文言文。但他们的文章就是属于玄化的文言文，以让人看不懂为终极追求。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提倡用白话文写作，极大程度地扫除了阅读障碍，让文化不再成为士大夫的专用工具，使得普通的青年人稍事学习，就能掌握语言工具，也使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很快成燎原之势。胡适的文章、鲁迅的文章，都是让人看得懂的，鲁迅在说一件办不到的事情时，说这种人是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多形象！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鲁迅著作中，绝对没有“架构”和“消解”之类面目可憎的怪话。 中午逛书店，看到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一口气买下了陈衡哲的《西洋史》、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同时，还买了团结出版社的“民国珍本丛刊”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老实说，我家里已经有了这几本书的同类书，为什么要买呢，最大的理由就是这些书是真学问，表述得都非常平白，没有任何复杂玄化的东西。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例，总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剿夷与抚夷”，是关于鸦片战争的；第二章是“洪秀全与曾国藩”，这内容就不用说了；第三章是“自强及失败”；第四章是“瓜分及民族复兴”，内容也是一目了然的。细想想，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也就这几条脉络，看我们现在出版的博导们的著作，轰轰烈烈，煞有介事极了，但是，经常连脉络或框架结构(“架构”？)都搞不清楚，甚至还是抄来抄去的。再看蒋著的开首：“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有了联系，但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的一时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可比。”这是百分之百的人人可懂的大白话，但同时通过对比，立即指出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境况。我今天所购的书，其他各本，一律不搞古怪，平白如话。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公认的最难懂的书之一，他为什么要把书写得“令人费解的晦涩”呢？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的主要著作，……这部书之所以拖延了很久才为人公认，其原因可能在于它那不寻常的形式和它那拙劣的文体，关于后者，康德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该受到更多的责难；……然而康德为什么用那样灰色、枯燥乏味的包装纸一般的文体，来写《纯粹理性批判》呢？我相信，那是因为康德摒弃了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的数学形式之后，害怕如果用轻松愉快迎合口味的笔调来叙述这门科学，会有损于这门科学的尊严。所以他才赋予它一种僵硬的、抽象的形式，这种形式冷漠地拒绝了较低智能阶层的人们来接近它。他想和当时那些力求平易近人的通俗哲学家们严格地区分开来，并且给他的思想穿上一种宫廷般冷淡的公文用语的外衣。在这件事上康德充分表现了他的市侩气质。 思想总是朴素的。思想不需要外衣。活的思想让它的读者直达心灵。我想，康德的文章虽然也穿上了外衣，但它里面还是有深刻的思想——这也不足以证明他这件外衣穿得对，正如海涅所说，这件外衣只是表现了他的“市侩气质”。假如他不穿这让人生厌的外衣，他的思想将更有光彩——而我们当今的不少学问家，是内里空空，不得不求助于复杂玄化的东西，还是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吧：银样镴枪空牌头，绣花枕头一包草。 原载：《文艺报》2010年08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8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