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同志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是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东北地区尚未完全解放前,他就肩负起东北暨辽宁文化建设的部分组织领导工作,直到逝世。他的正式官职很多,可是文化圈里没人叫他马主席、马书记,无论口头上,还是正式的书面文字中,大家都习惯于亲切地称他“马加同志”,这已经定格为对马老表示尊重爱戴的崇高敬语。他曾面带他那质朴的农民式的微笑对我说起过,他喜欢这样的称呼。 我与马加同志相识50多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创作和文学组织工作也近半个世纪。他对事业的忠诚,对后生晚辈的呵护关爱,他为人行事的许多细节,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刚刚调入作家协会工作,马加同志就真诚地告诫我和另外几位同伴说:“你们几个都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青年作家,也是我们从全省选调进来的第一批专业作家。其实我并不欣赏我们现在作协和作家的管理体制,进了大帅府(指当时辽宁作协机关驻地),稀里糊涂一折腾,就脱离大众,脱离生活。我只有一句话作为经验教训提出来:希望你们多用时间多花气力闷头写作,千万不要受这个行动、那个说法的干扰。在这方面,我们这些所谓文学前辈,是有着失血不见血的沉痛教训的!”可惜那时我们过于年轻,没能理解这些经验之谈、肺腑之言的真谛。每每想起,总有愧疚之感。 熬过“文革”的大灾大难,马加同志终于复出工作,其时马老已经年过六十。他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看北京,看看延安,约我与他同行。在北京,他不看十三陵、北海、天安门,而是日夜奔走看望劫后余生的老朋友、老作家。在没有交通工具又不熟悉街路的情况下,先后看望了柳青、郭小川、曹靖华、周而复、严文井、草明、雷加等多位文坛宿将。常常是奔波几小时甚至是半天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作家,会面时他却总是没有多少语言,持久地微笑着凝望着对方,仿佛要从对方的脸上读出他们在大劫难中经受的水火历练。他与柳青是至交,曾共同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大型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彼此关怀备至,无话不谈。可是这回两人见面后只是笑吟吟地对望着,一时说不出话来。稍顷马加就起身告辞。柳青说,你来看我一趟就这么匆匆回去?马加依然笑着回答,我们见面,知道彼此都还活着,都还完整地活着,就受到鼓舞,就很满足了。柳青深情地回答了一句,我们的马加同志呀,你还是你!马加明知郭小川又一次遭遇不白之冤,正在接受审查,仍然坚持一定要去看望他。恰巧小川同志此前不久刚从延安回来,他说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很苦,并托我们给驻扎在南泥湾的军垦某团团长带口信:已经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了他们缺少适于开荒使用的拖拉机,稍后会批给他们两台。马加同志认真地看看我说,咱俩都记住,到延安以后一定要先办这件事。 到达延安的当天,马老就心急火燎地提出要去南泥湾,要寻访军垦团长,要见当年大生产运动中协助并指导毛泽东、朱德等中央同志开荒种田的农民杨步浩老汉,军垦团长带领我们去看望至今仍留守南泥湾的359旅老战士。老战士至今没有妻儿,依然孤身一人住在当年的窝棚内。窝棚内没有电,破炕席遮盖半拉火炕。马老掀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话,只是长长地打了个咳声,悄悄地往炕席下塞了几张纸币,即告离去。返回延安的汽车上,马老一直沉默不语,不断地压着声音叹气。这使我想起他在担任新民县委书记时,有一年发大水,冲了良田,淹了农舍,马老带上他的稿费积蓄,到最困难的农户家中抚恤慰问。想想马老的行动,看看当今社会的腐败浊流,真有切肤之痛!马加还专门看望了延安南区的老区长,饶有兴味地在老区长的农家小院里转来转去,和主人一起伺候农作物,拍拍南瓜,摸摸玉米,笑得合不拢嘴。在延安之行的自由访问中,只有这一次、仅仅这一次,马老没有解囊资助。 告别延安的那天,马老起得特别早,天不亮就一个人上了清凉山,直到十点多钟才兴致勃勃地返回驻地。一进门就心满意足地对我说:今天挺高兴,四个小时解决了两桩心愿,第一是找到了我和申蔚同志结婚时住过的窑洞,虽然坍塌了,还是能辨认出它的原貌,土坯杂草都让我想起我们共同生活写作的许多细节,可是历史留不住,历史已经远去。第二是找到了两件我早就构思、准备送你的纪念品,一件是这个朴实粗糙的笔筒,虽说质量不高,可当年的延安连这也烧不出来,到底记录了一段缓慢的历史,而且这上面还有宝塔、延河、中组部招待所……另一件就是这幅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本来还想到一件更好的纪念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那是印有毛泽东署名的珍贵文献,可惜年代久远,又经战乱,连延安革命纪念馆都没有得到收藏,我们就更难找到它了。原想如果找到了,我留下正本,赠你一件副本,现在计划落空,挺遗憾的,也许会是永久的遗憾了。 马加的著名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开篇第一句是:“五月梢,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马加同志的人品文品,正如他所描写的那样,将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花朵。 原载:《文艺报》2010年08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8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