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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小说似乎一直与理性无关。这尤其表现在他的前期作品中。包括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也包括《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等。不难看出，无论是对于写作主题的择取，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态的、毫无理性节制的芸芸众生，都表征了这样一种小说风貌：理性的符合心理逻辑的远遁与非理性的泛滥匪夷所思。与理性无关的主题择取，和非常态的、精神亚健康的各色人等及其行为和举止，共同组成了余华特色的非理性的小说世界。这个远离理性的区域为余华所不动声色的理性的透视，可谓冷静而残忍。这种小说风貌为余华带来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与赢得了众多的好评。但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在写作上继续前进的诸多瓶颈。余华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作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修正，见证了他由创作丰产期到数年沉寂的全部过程。而如果允许我们溯本清源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应当从《难逃劫数》开始。 一 《难逃劫数》发表于《收获》1988年第6期。它较好地体现出了余华特色的小说世界的几个关键词：阴谋与冷漠，死亡与暴力，这些全与理性无关，并由此标明了余华冷酷叙事的质地和思路。其实，不管是出于自我的喜好，还是出于选择非常态化后的行文必须，在余华的小说中，阴谋都是重要的命题。只是与余华的其它作品里阴谋是一种被动的后发不同，在《难逃劫数》中，阴谋呈现出了更为积极的主动的姿态。包括老中医的唆使，沙子与森林的互相告密，以及近乎不可理喻的由露珠一手导致的系列性灾难。应当说，余华的这种选择并非无中生有。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对立、尔虞我诈，也看到了亲人之间的疏远与隔离，连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脱落殆尽的亲情的不堪一击。他意在揭示一种精神被扭曲了的人的力量是如何变态与强大。与此相关的是冷漠，作品中的人物对阴谋、暴力、杀戮与死亡之种种的无动于衷。冷漠成为关键词的结果，是使《难逃劫数》具有了更多为人所深思的指涉，也使有关死亡与暴力的图腾浮出表面。 很少在作品中见到这样多的死亡：无知少年被广佛残忍地踢死，漂亮的女孩子彩蝶居然跳楼；仇恨驱使下的东山对露珠的变态报复，“东山是看着露珠体内的鲜血从头顶溢尽后才离开的”，①以及广佛的被枪毙……人物纷纷死亡的事实与人物对死亡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一样令人震惊。余华对死亡的处理是惊心而独到的。在死亡发生之前死亡已经被预料，被预料到的死亡按照死亡的召唤发生。它不接受调剂，不承认事物发展的变化、逆转与中断。死亡就是死亡，而且肯定要有死亡。“内中隐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普遍的暴力倾向，就是在这种敌意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1]（P249）。因此，与对死亡的从不畏惧的偏执相同，人物对暴力的嗜好没有任何犹豫。一世的谨慎与英明，抵挡不住情欲的诱使与暴力所带来的快感。甚至所谓的智慧与洞察，就从来没有对暴力真正的抵制过。这在小说中有很明显的表现，“直到多日以后，广佛的人生之旅行将终止时，他的智慧才恢复了洞察一切的能力，然而那时候，他的智慧只能表现为一种徒有虚表的夸夸其谈罢了。”这种行为取向有其一定的历史的与文化的渊源，“中国人历来缺乏诸如‘爱’与‘同情’等宗教情怀，也一向对暴力有所偏爱，这样就自然谈不上在文学传统中形成对暴力的批判能力。”[2]所以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暴力正是以暴力的方式无所顾忌。 《难逃劫数》做到了阴谋、冷漠、死亡与暴力等诸多因素的有效融合。这种由阴谋与冷漠、死亡与暴力等关键词所彰显的余华小说的整体特色，是余华的冷酷叙事臻于成熟的标帜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余华的写作生涯走向了顶峰，一种“致命的顶峰”。“致命的顶峰”是我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意指这样一种状态：一位作家在风格已经成熟后继续前进所需要修正很多不足的困境与面临超越自我的难度。在这里，它一方面表明了余华对这种冷酷叙事的娴熟与得心应手；一方面预示了相关负面因素的开始暴露。因为这种冷酷叙事从一开始，就有它所难以克服的隐患与弊端。 二 《难逃劫数》以其惨烈的戕害与人性之恶的彻底展示，穷尽了余华所能穷尽的冷酷效果，寒冷如一块冬日的冰。这其实已经造就了余华不得不面对的写作实践的挑战，一次严峻意义的继续前进的逼仄。毫无疑问，阴谋与冷漠要求有阴谋与冷漠的效果，死亡与暴力要求有和死亡与暴力相关的线索与是非逻辑。余华一直把精神的反常与性格的偏执作为推动叙事的动力与制造离奇故事与契机。这也不是不可以。“但创作中如果把精神力量看得过分绝对而缺乏生活体验作基础，这种精神产品往往很难获得具有经验性的读者的理解与共鸣。” [3]（P88）。余华遭遇着一场把自己的风格发挥至极端后的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事实上是，这种妥协在《难逃劫数》里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妥协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乏力”和叙事品格上的创新与模仿的杂糅。 余华在《难逃劫数》中，对人物形象的构思与塑造，可谓匠心独运，煞费苦心。他剥离了时空、地点的明晰与精确，忽略了似乎不应忽略的时代背景，使各个人物在一个模糊的、不具备典型意义的环境下，集体性地试图生，或者试图死。这种别出心裁的抉择与策略，使人物更多的缺乏鲜明的个性与独特的异质，更无“类”的意义。即便这样，余华还对各个人物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种种规定性，“余华的那些人物总是被注定走向阴谋，走向劫难，走向死亡。”[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发现余华根本无意塑造人物，他也没有把“人”当“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就从来没有栩栩如生、性格鲜明过。或神情晦涩，或精神游走于正常之外。事实上，余华更大意义上是在写“人”与“人际关系”，写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迷惘与为其所伤。这种抽象的、宏观概括倾向的写作理想，为其自身：如何更好地展示阴谋与冷漠的生发和描摹哪怕仅仅是简单描摹承载线索与是非逻辑的人物所双向制约。这里面的悖论与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人物如果被塑造得形象鲜明，有血有肉，就应当具备最为起码的理性；而最为起码的理性又往往与毫无节制的死亡、暴力有所砥砺；很难解释的还有为何惯于阴谋与暴力的人物坦然为他人的阴谋与暴力所伤。更何况在余华的笔下，阴谋与冷漠，或者死亡与暴力，都是无处不在与无时不有的。众多人物所推动的由阴谋、冷漠、死亡与暴力构成的生活轨迹，就不得不以牺牲人物的理性思维与独立品格为代价。他们被余华抽去了自主、判断与健全的心智，“人们生活在阴谋与危险的边缘，却心安理得，甚至从容不迫。” [4]（P149）。人物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形同木偶。他们如同一个个符号，一个个咒语，象征这，或者象征那。唯独不曾表征自身。“例如这里的老中医，他与《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医生一样，是阴谋与罪恶的历史渊源。” [4]（P148） 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的判断，更基于小说人物已经被非理性所统摄的全部真实。他们之间的有限区别已经不能称之为区别。余华在小说中的陈述，“森林不过是一个复仇者，而他(这里指人物沙子——笔者按)却是一个艺术家”，只能看作是一句余式幽默的调侃。森林和沙子在强大的阴谋与暴力的倾轧下，已经殊途同归，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性质的事情。所有的人物都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歇斯底里，一样的趋于极端。而看不到任何性格上的丰富与发展，毫无理性、沉稳可言的残暴与钩心斗角。可以说，余华敢于把自己逼上梁山：在一些凝滞的、雕塑般的、没有稳定性格或者性格就是非理性的人物中间制造惊心动魄。“余华显然把生活推到某种极端的状态，他的故事和人物都令人难以置信。” [4]（P149）。这种难以置信，在于余华的侧重点，不是人物塑造，或者说人物塑造在余华这里是乏力的。因为人物从一出场就是死气沉沉，而又以死或者生不如死结束(比如东山)。余华只是利用他们布置事实，试图以此展示人性深处的罪与恶，癫狂的状态与非理性的行为，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悲欢离合与使人震惊的效果。人物充其量只是道具，以此演绎作者对人性的复杂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基本洞察。因而在余华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立场已经被放弃，最具有艺术价值的也不是人物，而存在于人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很多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余华笔下的人与人之间发生了。这就是余华小说的独特处与核心的精髓所在。但顾此而失彼。在小说中，森林、沙子、东山、彩蝶、露珠和老中医，等等，在很小的意义上有所分歧，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模糊不清。正如前文所言，余华在剥夺了他们起码的理性与自主性的思考，取消了他们的常态与独立品格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维与构想，玩弄他们与鼓掌之中，组织故事，编排情节，进行在先锋派作家看来更为重要的叙事革新。而另一方面，在于余华似乎缺乏塑造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丰满的人物形象的能力。这当然是可以原谅的。在当时，“‘先锋小说’作家们相对年轻，他们的历史记忆、社会经验相对匮乏，因而在写作上自然更多的避实就虚，选择结构、叙述形式等作为写作的切入口。”[5] 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人物理性上的不断弱化，导致作者的叙事不受其制约，反而空前强大。余华的叙事是蛮横而专断的，总是偏执一端，非暴力，毋宁死。在阴谋的习以为常与冷漠的无所不在下，推动故事情节逐步展开。这种叙事策略取得了余华想要取得的写作效应，“他拒绝那些关于‘现实’的共享的结论，以其想像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 [6]（P344）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令人瞠目结舌，耳目一新。同样得益于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余华的叙述冷静而严峻，有条不紊。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意义挖掘，而不是某个单个的人的刻画与营造。在他看来，似乎宏观层面的理解总比微观层面的实施要有把握得多。余华保留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全知视角。但余华的全知视角又与传统小说中的不同。传统小说中的全知视角尊重起码的逻辑与理性思维。它要让人感觉确实可信。余华却连这一点也抛弃了。他让故事本身怪异丛生，不合常识，试图在读者的震惊与很难理解中获得读者的深思与共鸣。与人物的非理性化相反，他的叙述深谋远虑，就像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在自己的笔下世界，操纵人物按照“神”的旨意，做出种种莫名其妙的行为与走上亡命之旅。自取灭亡就像狗打呵欠一样简单。但又不能说这些绝对不可能发生。就在这一点点夹缝里，余华找到了他叙事上的出路：让极端贯穿始终，让人物蝇营狗苟。通过与利用这些木偶般的束手待毙的人物——不给他们任何形式的怜悯与同情，不让他们生而让他们死——来挖掘与穷尽事物发展变化的最大可能，以及隐藏其中的内涵与意蕴。 与对传统叙事的改造与创新相反，余华对西方的叙事手法秉承“拿来主义”。这是先锋派作家的通病之一，不足为奇。余华对马尔克斯的模仿异常明显。“若干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百年孤独》第一章的第一句话。相类似的时间叙述在《难逃劫数》中并不鲜见，“直到很久以后，沙子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天上午在东山敞开他房门时的情景。”这样的时间叙述还有好几处。在“这些描述中，每次都包含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时间循环与回归，每段所描述的内容先后又互成对照、互成轮回与循环，因而，这里描写的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循环怪圈。” [7]（P70）。当然，探讨这个循环怪圈的性质与艺术价值，他人已有充分论述。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只是指证余华模仿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余华并没有在叙事上取得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高的高度，而呈现为一种创新与模仿的杂糅的叙事品格。在人物的非理性与作者的理性化思考之间，余华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妥协：以人物塑造的乏力与叙事品格的跌落为其代价。这种状况显然意味着调整写作思路的必须。 三 从根本上来说，试图穷尽死亡与暴力的种种可能，追寻阴谋与冷漠的精神走向，冷酷叙事，原本无可厚非。只是由此造成的写作实践的难度和人物的非理性化特征异常明显与作者的理性调控过于独断之间的对峙与悖论对小说本身的制约，也是显而易见。为了达到某种写作意图，妥协：在人物塑造上的乏力与叙事品格的杂糅，无可避免。这种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余华取得了他想取得的初始目的，余华风格的冷酷与人性之恶的宣泄纷纷扬扑面而来。“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 [8]但是，问题在于，初始目的的完成只是一个“致命的顶峰”。有妥协所导致的相关硬伤的存在，余华无法更高更远，也容易冒犯读者的认可极限。这样势必会产生一个向下走的过程。到后来，在充分利用了这一妥协所带来的益处与初步认识到了这一妥协的不足后，余华就开始面临如何逐步改变他的写作思路与逐步迈向完善的写作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把《难逃劫数》看作是余华的写作风格高度成型的标志与余华对这一风格暗自修正的开始。当然，与此同时，这一转向有更为深广的背景。“在九十年代最初几年，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就已经大大放低姿态。一方面是形式方向的尝新经验已经耗尽了小说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先锋派试图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9]（P47） 于是，“余华的这种和‘现实’，和日常经验的‘紧张’关系，在90年代初写作《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有了缓和，或者说，尝试新的解决方式”。[6]（P345）这使余华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向新写实主义不断靠拢的可能与倾向，至少是受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在某种角度上，可以把余华对福克纳的评价，用于阐释余华在写作方面的新的企图，“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开始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含了美好和丑恶，他将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着过去和将来。” [10]令人期待。只是创作理念的更新与转变，并不能与创作实践等量齐观。余华的调整在起初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产生了诸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但是当这种调整一路向下，对人物形象的描绘的热情空前膨胀与情绪缓和的倾向日益上扬，导致了余华的想象力的匮乏与写作突破的难以为继。余华的创作生涯在后来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2005年《兄弟》的出版才略有改观。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创作转向的艰难在余华写作实践中的影响的延续。无可讳言，在如何克服人物形象塑造的乏力与叙事品格的重铸的同时保持想象力的丰富方面，余华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余华：《难逃劫数》，载《收获》1988年第6期。本文引文凡出自此文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摩罗.不死的火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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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king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Difficult To run away Inexorable fate" from mature work to start, Yuhua started the process which his creation changes. [ Key words ] Yuhua;Narrates callously;Characterization;Narrative moral character;The creation changes 【作者】帅泽兵（1983——），男，湖南益阳人，同济大学中文系新文学创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创作与批评。 原载：《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02期。 原载：《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