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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有些文艺批评在文艺的多样化发展中无所适从，没有很好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不但缺位，即既有对优秀文艺作品弘扬不够的问题，也有对不良倾向抵制不力的问题，还有对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个案文艺作品探讨艺术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等研究不深的问题，而且缺信，即文艺批评的社会公信力下降。这已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将这种重视逐步转化为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科学发展的动力。 其实，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虽然出现了不少既“缺位”又“缺信”的文艺批评，但并不缺乏优秀的文艺批评。尤其对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当前中国有些文艺批评既有力地抨击了那些消解民族精神的文艺现象，也深刻地批判了那些回避甚至放弃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的文艺现象，发出了及时而响亮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发生了历史分化。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在这种历史分化中没有完全沉沦，而是有力地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社会背叛和精神背叛，提出了中国作家直面现实、精神寻根的问题。只是这些优秀的文艺批评大多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歌德所指出的：“一个时代如果真伟大，它就必然走前进上升的道路，第一流以下的作品就不会起什么作用。”[1]因此，只有正确地把握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认真区分当前文艺批评的优劣，积极发现和肯定那些优秀的文艺批评并促使它发挥重要作用，才能真正遏制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的畸形发展。 优秀的文艺批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文艺批评家是有责任的，但这又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因此，过多地追究文艺批评家的责任既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就需要在提高文艺批评家修养的同时大力改善文艺批评家生长的环境。 1.积极营造健康的文艺批评空气。当前中国文艺批评不景气，原因是很多的，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很多作家艺术家缺乏接受文艺批评的雅量。的确，文艺批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文艺批评家不必随着作家艺术家的意志起舞。但是，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有着指导作用。如果文艺批评是正确的，可以推动文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是错误的，便会引导文艺向错误的方面发展。当然，一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趋向，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单是文艺批评所能决定的；可是文艺批评对于文艺运动的发展，会起一定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作家艺术家缺乏接受文艺批评的雅量，就不但没有文艺批评的发展和繁荣，也没有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当前有些作家艺术家抵制文艺批评的气势很盛，以至真正优秀的文艺批评家的生存处境变得相当艰难。有的作家艺术家在受到一些文艺批评家的批评后就不和这些文艺批评家来往，甚至断交。即使不得不来往，也是面和心不和。作家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成为诤友的几乎闻所未闻。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抬头并逐渐形成当代文艺界的一种暗流。1983年，胡乔木针对文艺创作达到了繁荣的地步而文艺批评却远没有达到繁荣的地步的现状指出：“在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文艺批评从来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2]他认为这是因为文艺批评家的产生总比作家艺术家的产生困难得多。因此，胡乔木提出，我们更需要努力培养文艺批评家，更需要爱护良好的文艺批评，而这就要求有一种健康的批评空气。可惜，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种健康的批评空气仍然没有出现。而这种健康的批评空气之所以难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一些作家艺术家缺乏接受文艺批评的雅量。其实，当前有些作家艺术家并不是完全厌恶文艺批评。他们只是拒绝“说坏处”的文艺批评，还是接受“说好处”的文艺批评的。可见，当前有些作家艺术家厌恶文艺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文艺批评心有余悸，恐怕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一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了有些作家艺术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贫困和腐败。这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消解，是非辨别力的异化，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因此，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文艺批评无疑可以发挥促进作用。而有些作家艺术家故步自封，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文艺批评。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反映了有些作家艺术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文艺作品如果经不起文艺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部文艺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价值的。事实上，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在文艺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在世界文艺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文艺作品都是在反复修改中出世的。而这个不断修改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作家艺术家，才拒绝接受各种文艺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茅盾和姚雪垠不但有力地抵制了当时文艺批评不谈艺术的不良倾向，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艺创作的简单化、公式化、表面化的现象。姚雪垠不仅重视茅盾的文艺批评，而且努力推动这种科学的文艺批评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方向。姚雪垠反对简单化的文艺批评，认为“简单化是目前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大病。”[3]84他提倡茅盾的文艺批评。姚雪垠将茅盾关于《李自成》的所有来信，包括对第二卷各单元的意见，用厚道林纸粘贴，装成一册(以后的信件将陆续汇集装册)。姚雪垠认为这些茅盾晚年留下的重要文献，会引起后代的重视。它们之所以能为后人重视，不仅因为茅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很有贡献的老作家，而且因为它提供了不少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精辟意见，而这种探讨正是文艺批评界多年来所忽略了的或回避不谈的。后来，姚雪垠从茅盾的信中将谈论小说艺术的部分抄出来发表，“推动重视艺术性的文艺风气。”[3]91而茅盾和姚雪垠这种互相砥砺的文艺批评传统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不但没有得到发扬，反而被抛弃和遗忘。当前中国文艺界迟迟没有出现伟大的文艺作品，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文艺界， 19世纪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俄国作家果戈理晚年创作那种不留情面、入木三分的文艺批评是很难出现的。即使偶尔出现这种文艺批评的萌芽，也会遭到围攻，甚至被指责为是恶意的。而没有健康的批评空气，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优秀的文艺批评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2.促使优秀的文艺批评发挥作用。当前中国优秀的文艺批评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没有健康的批评空气，而且是因为对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的前进方向缺乏共识。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而不能无为而治。文艺理论家周扬认为，领导的责任就是经常向作家艺术家指出努力的方向，“应该容许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有充分的自由。领导的责任，是经常向他们指出努力的方向。作家应该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但是，也要努力去熟悉新时代的作家所应该写的东西。要明确指出在文艺上什么是应该提倡的，什么是可以允许的，什么是必须反对的。不值得提倡的不要去提倡，可以允许的，也不要反对。”[4]而“党领导文艺不能依靠指示办事，主要应靠文艺批评。”[5]因此，领导不仅要在政治上向作家艺术家指出努力的方向，还要结合当前文艺创作向作家艺术家指出努力的方向。当前，党在彻底纠正过去领导文艺工作的“左”的错误的同时改善和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但鲜明地指出了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的前进方向并提出了科学的文艺批评观，而且拓展和加强了文艺批评的阵地建设。当代中国文艺是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多样化文艺，但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这种多样化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异己的文艺。如果对这种多样化文艺放任自流，那么，这种多样化文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肯定当前中国文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应特别强调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步文艺的引领作用。进步文艺不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衡量其他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标准。因此，当前中国文艺批评首先要在多样化文艺发展中发现和把握这种进步文艺，然后努力找出当前中国文艺与这种进步文艺的差距，并挖掘当前中国文艺所蕴涵的进步文艺成分。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文艺批评既不能只看到当前有些中国文艺作品与进步文艺的差距，而看不到这些中国文艺作品所蕴涵的进步文艺成分，也不能在多样化的文艺中无所适从，丧失应有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甚至拒绝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在纷纭复杂的多样化文艺中，当前中国科学的文艺批评首先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发现和把握进步文艺。所谓历史的制高点，就是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然后自觉地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其次，当前中国科学的文艺批评要大力促进进步文艺对其他文艺的引领作用。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科学的文艺批评要辩证地把握进步文艺和其他文艺的复杂关系，不但要指出其他文艺和进步文艺的差距，而且要善于挖掘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蕴涵的进步文艺成分并促进一些优秀作家艺术家见贤思齐。而贯彻落实科学的文艺批评观就迫切要求优秀的文艺批评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科学的文艺批评观还没有真正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这极大地影响了优秀的文艺批评发挥作用。 本来，积极有效的文艺评奖既是正确的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优秀的文艺批评的充分表现。但是，当前有些文艺评奖的社会公信力却下降了。这也严重影响了优秀的文艺批评发挥作用。 如果说文艺批评不但要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中甄别出好坏、高下、优劣，而且要找出它们的差距，并积极地肯定优秀的部分和否定低劣的部分，那么，文艺评奖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推出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因此，开展客观公正的文艺评奖是可以充分发挥优秀的文艺批评的引领作用的。但是，当前中国不少文艺评奖很少重视甚至有些漠视文艺批评。有的文艺作品虽已遭到尖锐而深刻的文艺批评，但是，一些文艺评奖居然可以置这些文艺批评于不顾，将大奖授予这些文艺作品。当然，那些比较尖锐的文艺批评可能不是很准确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有失公道。但是，文艺评奖对这些文艺批评不能毫不理会。否则，这种文艺评奖就是蔑视文艺批评。也就是说，任何文艺评奖都必须对一些相反的声音有所回应。而那种没有建立在文艺批评的基础上的文艺评奖，即使评出了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得不到应有的文艺批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不了广泛的影响。从这种文艺评奖中似可看出，一些人虽然在口头上相当重视文艺批评，但在实际上却是相当漠视文艺批评的。当前中国的文艺评奖重视了作家艺术家、编辑家、出版家，却忽视了文艺批评家应有的作用。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得到了大奖，是谁最先评论的，是谁评得最为深刻。这是文艺评奖必须认真对待和考虑的。尤其是当这部文艺作品遭到了一些尖锐的文艺批评，文艺评奖就更应该重视这些来自文艺批评界的声音，或驳斥，或肯定，都得有所回应。其实，参加文艺评奖的一些评委也是文艺批评家，他们更应该尊重其他的文艺批评家的声音，尤其是一些不同的声音。否则，文艺评奖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些参加评奖的文艺批评家利用权力压制那些没有机会参加评奖的文艺批评家的舞台。这样，文艺评奖本应是百家争鸣的结果，现在，反而成为压制百家争鸣的手段。结果，一些文艺批评家的声音尤其是不同的声音在文艺评奖中被忽视了，甚至被有意遮蔽了。这种文艺评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权力的胜利，是对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扭曲。而文艺批评家真正的胜利只能是真理对谬误的战胜。因此，文艺评奖不应该只是对文艺作品的检验，也是对文艺批评家评论的检验。可是，当前中国一些文艺评奖基本上是作家艺术家的盛宴，而不是文艺批评家的盛宴。如果颁奖邀请了一些文艺批评家参加，那么，他们不过是陪衬，是红花的绿叶。这里根本没有文艺批评家的主体地位。而仰作家艺术家的鼻息而生存的文艺批评家如何引导文艺创作发展？如何引导文艺消费？这是当前中国文艺界的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文艺批评家积极参与了文艺评奖，但文艺评奖却与文艺批评家没有深刻的关系。而当前中国作家艺术家之所以重视文艺评奖，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得到知音，而是因为这种文艺评奖能够带给他们文艺以外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的文艺作品不够尊重。而如果一个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的文艺作品都不够很尊重，那么，又如何能够得到文艺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家以外的人的尊重呢？因此，文艺评奖不但要以文艺批评为基础，而且要进一步地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文艺评奖绝不能成为文艺批评的终结。也就是说，文艺评奖应该引发更多的文艺批评，而不是相反。但是，当前中国不少文艺评奖结束后基本上是很少有文艺批评。即使有，也只容许肯定的文艺批评。那些获奖的文艺作品似乎获得了钦定的地位，即使腹诽不少，也不容批评。因为批评，已不仅是对那些获奖的文艺作品的批评了。因此，当前中国有些文艺评奖既不理会评奖前的不同的声音，更不考虑评奖后的七嘴八舌的“杂音”。这种文艺评奖在一定程度上已堕落或蜕化为文艺批评家小圈子行为，很难推动文艺批评的科学发展，甚至阻碍了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有些文艺评奖难以发挥引领作用，还因为评奖标准不够统一。而没有相对稳定的评奖标准，文艺评奖就很难在当前文艺创作中产生应有的影响。当前中国不少文艺评奖实际上徘徊在评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与评出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的优秀文艺作品之间，陷入了两头都顾而两头都没有顾上的尴尬境地。文艺评奖评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与评出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是评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么按照优秀文艺作品的标准衡量，宁缺毋滥。而评出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的优秀文艺作品，就难免在矮子里面拔高个子了。这样，文艺评奖所制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标准就可能随行就市。而作家艺术家如果遵循这个时期的评奖标准，就难以符合那个时期的评奖标准。与其两头都赶不上，不如都不遵循。因此，这样的文艺评奖在文艺创作中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文艺评奖标准的这种不断变化极大地妨碍了文艺批评家对新人新作的发现，严重阻碍了文艺事业的发展。不少评委在这种文艺评奖标准难以把握的情况下担心选错，往往倾向选择名家名作，即使遗珠，也不愿推选新人新作。这样，一些真正优秀的但不是名家的文艺作品就很难入围，而那些著名作家艺术家的文艺作品获奖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多。其实，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成长过程，都有一个从没有名气到名声显赫的发展过程。虽然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是因为创作出了成功的文艺作品才享有盛名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创作出成功的文艺作品。否则，就不可能出现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象。这种不能提供新人新作公平竞争机会的文艺评奖肯定难以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而文艺评奖如果不是客观公正和积极有效的，就不可能促进优秀的文艺批评的发挥作用。这是需要政府公正协调和群众有力监督的。 参考文献： [1]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86. [2]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91. [3]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周扬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80. [5]周扬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9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09BA01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凌晓蕾(1963—)，女，贵州贵阳人，副教授，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01期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