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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为学大抵走着这样一条途径：从述而不作到以述为作。在这一宗旨指引下要进入学术研究这一领域，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浩如烟海的前人著作和史料。这样的治学方法引经据典、材料充分，但得出的结论是否有创造性，却十分可疑。这种方法指引下的学者容易走入两个尴尬的境地：其一，由于后学总是必须在前人创造的话语情境中言说，皓首穷经地阅读前人著作，使阅读成为了一种功夫，阐释成为了治学的目的；其二，在学术心理上容易奉前人学说为圭臬，难以走出其藩篱，结果在大量的前人观点中丧失了自我，失去了推动学术前进的原动力—再创造精神，只有个性化的阐释没有个性化的思想，这种否定冲动的缺失是中国百年学术鲜有建设性成果的根本原因。因而严复在《论世变之亚)中有论断“其为学者，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这种学术观念表现在今天就是不少学者的学术只是一种阐释性的工作，对先贤学说的阐释，或以对前人的大量援引来掩盖自己思想上的空洞，并自以为是。 吴炫先生等人提出的“第三种批评”在目前颇有反响，它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已为部分有识之士所认可。同时“第三种批评”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对我们也不无启示。 在我看来，“第三种批评”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独立的治学姿态。现在有许多学者对“五·四”精神进行回顾，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审视。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基础理论总是在苏联模式或西方方法热之间进行着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恰恰忽视了对自身思想的发掘和重建，而当我们走到世纪末时才发现并没有确立自身的存在。正如吴炫先生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知识的自我生产的能力和意识—这一放弃是使得古代价值体系和西方价值体系均不能成为我们的心灵依托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批评”竭力倡导理论的原创性，而把对“他者”话语的移植视为廉价的、无益的“创造”。尽管这样独立的姿态有时显得执拗，但这是学术探索的真正起点。跟着别人和前人走固然比较省事，然而这于当代文化建设的现状无补。“第三种批评”是一种体现了真正的学术良心和学术胆识的理论探索，而这种理论探索是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产生安身立命感的。这种姿态本身使我们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力和蓬勃的生命力。即使探索的道路中还会有许多艰难和非议，但这种探索的价值已毋庸置疑地确立了。这是在治学风气上给我们的一个警醒。“第三种批评”一改以往那种宗经式的治学模式，而把学者的创造性放到了很关键的位置，倡导“积累、批判与创造”并进。这就改变了传统的创造诉诸于灵感，传统的批判是“只破不立”或“立”的是西方之学的尴尬的思路，为当代中国学者产生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提供了很好的方法性思路。 同时这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使治学过程显得更富生命活力和人文精神。近年国内的学术风气已呈现出重材料、重考证、轻思想、轻创造的倾向，治学被认为是一件枯燥乏味的学术积累工作，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事实上，也有不少学者埋头于书海之中，只能做资料汇编工作，或者停留在资料的原始冲突中束手无策—思想和精神之光熄灭之后，学术和学者都成了资料本身，徒有量的积累，而终无学术创新。于是，乾嘉学派的“二重论据法”和西方实证主义意义上的考证，成为不少学者无法逾越的方法之坎。长久以往，学者对资料的研究成了资料对学者的研究。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学术研究必须以个体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学术研究本身的目的又何在？我们又怎能贡献不同于“二重论据法”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这是治学中的一个误区，也是对学术的误解。治学固然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但是学术界本应当是一个最富生机和活力的领域，人类的创造性在这里应当得到最充分的显现。 “第三种批评”这种重视创造力的治学思路是对以上这种学术方法的一个反拨，它使得治学过程更具诱惑力和推动力，也更具发展性，在一定积累的基础上对自身闪烁出来的创造性思维加以深发，这种创造冲动必然导致更强烈的求知欲，在这一创造结束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积累和创造，如此循环往复，就使得治学活动变得富有现代人文精神，而并非像先前那种死气沉沉的研究。在每一次积累和创造的背后，都会带来学者学术思想上或大或小的进步，无论于主观于客观都是有益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浮躁的学风，其实不然，这是更有效的一种治学方法，既符合当代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也更有助于当代学术心理的健康。 第三种批评”不仅有着大胆的否定冲动和创造意识，同时又有具体的批评方法，使得否定和创造显得有的放矢。曾经有学者认为“第三种批评”不易操作，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已属多余，它已经产生了自己独立的操作程序—“W”方法。如下所示： 1 3 5 2 4 其中，1、3、5分别代表着“问题”、“有具体感知内容的问题”、“针对感知内容的新的知识命题”；2、4代表着既定的知识系统“有局限”、“什么局限”。 “W”方法的理论前提，来源于吴炫先生的“否定本体论”—这一以“否定”为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富于原创性的理论体系。“W”方法始于问题终于创造性成果，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方法。对理论局限的由感性到理性的把握，并从其对立面得出新的命题。这一方法充分体现了“第三种批评”的精神本质即否定冲动和否定能力的统一。问题的提出直接体现了“第三种批评”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对问题的深入探究、把握更显现出其否定能力的强大，最后得出新的命题似乎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必然性结果。这一方法同时也充满理性色彩，它超越了对问题宽泛、肤浅的感性认识，不致只流于情感性抗拒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这是对思想转型期的方法论迷失的一种清理，很有科学性和操作性。 任何一种理论在产生之初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争论的声音，这对于批评理论的深入是有益的。同时在这种声音之中有的是关系到理论本身的价值的，也有些则是对这一理论的历史价值作出的一番审视。本文试图做的正是后面这样一种工作。“第三种批评”无疑给目前多少有些混乱的理论界和批评界带来了一股活力，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如果通过对它的各种各样的关注，能使我们走出这个混乱状况，找到学术的新大陆，使我们真正获得一种安身立命感，那将是这一代学人的幸事。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210097)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