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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底层写作”似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学的“热门叙述”。目前，对于底层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和批评的文章已不在少数，但对于底层写作批评文本的研究似乎还不多见。依笔者看来，底层问题能够成为“显学”，和文学批评积极响应的姿态不无关系。近年来，有关底层写作的会议已经召开多起，与此同时，很多期刊和报纸都开辟了专栏来讨论“底层”问题，这一切对底层写作的当下面貌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显然，对底层写作批评的研究也应成为研究“底层”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底层”问题在文学批评中的浮现 “底层”问题在文学批评中的浮现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讨论，与当下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分化的突出，底层艰难困苦和令人触目惊心的生存现状，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激发了知识分子重新为人民代言的心理诉求。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对“底层”的关注更多意味着对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的意识形态的诉求。 “底层写作”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不仅有着鲜明的当下性还具有潜在的针对性：这即是对80年代“纯文学”的反思。“底层写作”和“纯文学”这看似互不相关的事物在许多评论家那里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纯文学”反思以批评家李陀的《漫谈“纯文学”》发端，之后《上海文学》2001年相继刊发南帆、薛毅等学者的相关讨论文章，其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是认为：“纯文学”是新启蒙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概念和叙事策略，20世纪80年代，它通过一系列的反抗和颠覆性的叙述行为，“动摇了正统文学观念的地位，并且为以后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艺术空间”，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巨大变化，90年代以来它“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日益呈现出“保守”性质，成为作家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并以文学话语参与现实变革的阻碍。讨论引发了很多对“纯文学”持反思态度的批评家的共鸣，由此“纯文学”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一路“向下”[1]，成为“个人化”、“脱离现实”的代名词，李杨甚至辛辣地批判那些在90年代“依然坚持‘纯文学’立场的人应该具有非凡的漠视现实的能力”[2]正是因为此前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对于现实150问题的冷漠和无力，现今的“底层”问题才如此引人注目。“纯文学”不仅被某些批评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借文学以自赎的玄机”[3]，同时还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可能意味着当代文论的又一次转折。”[4] 在关于“底层写作”的批评中，我们不难看到“新左派”思想的痕迹。“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具有血缘关系乃是不少批评家的共识，“左翼文学”成为“底层写作”的重要精神资源，有批评家甚至直接将这些创作命名为“新左翼文学”或“新左派文学”。显然，当下一些关于“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的论述，显示了一些批评家试图重新清理20世纪中国经验尤其是“社会主义遗产”的努力。 近期文学批评中的“底层”论述除了继承中国“左翼文学”理论之外，主要倚重的资源是西方“从马克思延伸到葛兰西和当代后殖民思想家斯皮瓦克”这一线索。[5]“底层”一词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他运用这一概念来意指那些从属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底层”在文化和意识上依附或顺从于支配阶级的领导。葛兰西的这一概念在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那里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在她倍受关注的《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对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对弱势群体的忽视进行了批判，在突出了“底层”无法发声这一特征后，斯皮瓦克提出自己的“代言”观：知识分子不必以代言人自居，能够真实地描写属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近期底层文论将“底层”研究的重点放在“底层的表述被表述”上，可以看出是接受了这一批判性的知识脉络。 关注“底层”应该是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但是较之以往，当前的“底层”论述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新的话语空间。这种特色和新空间一方面是由于对国外这些理论资源的借重，同时，这种借重背后的现实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当下文学批评中底层论述的面貌起着关键作用的，主要应该还是文学对于现实中平等、公正的诉求和批评对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期待。尽管有人认为，相对于“阶级”来说，“底层”一词的批判性大为减弱，“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6]但是不少批评家认为这样的取代基本上是一种话语策略，当然也“更多是出于防止进入阶级分析这一整套传统话语体系的考虑。”[7] 总之，我认为“底层”一词的出现蕴含着批评家强烈的现实情怀，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只是新的学术资源争夺战，[8]或者只是为文学和批评提供一些谈资而已。蔡翔在《近十年来的知识路径》中说道：“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应该漠视底层以及所有弱势阶层的存在。”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底层”不仅仅是一种题材，也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姿态，还包括了一种理想和精神：“当一些学者提出底层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意想突破某些被遮蔽的话语，突破某些知识的困境，或者是表达的困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刺破现实、反抗遮蔽、恢复文学批判品格、张扬文学精神的那样一种表述。”[9]这一番话正说出了“底层”这一概念在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和意义。 二，“底层写作”批评的重心挪移 我们说过，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关注底层问题并非始于当下。但如果循着新时期以来有关“底层”问题的论述脉络，就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重心挪移”。如果说在“新时期”之初，特别是80年代，文学批评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接续的是“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启蒙传统，而如今有关“底层”的论述无论在立场上还是姿态上更注重对“左翼文学”思想资源的继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将论述的重心由“启蒙”问题置换成了“表述”问题。很多关于“底层写作”的批评开始了对80年代文学批评“启蒙”姿态进行批判，至少是自觉的疏离。这一置换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底层”研究既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和话语空间，同时也带来了难以超越的困境。 对当下“底层”问题关注较早的应是《读书》与《天涯》杂志，前者译介了一批国外底层研究的理论文章，后者2004年率先开辟“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其中一些文章借助国外底层理论，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真实的底层是什么？”、“我们如何表述底层”的问题上，这样的问题意识对接下来的“底层”问题讨论显然起着导向作用。接着，南帆等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发表《底层的文学经验如何表述》一文；2006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选刊》开设了“底层与底层表述”栏目；2006年2月，《天涯》杂志第三次组织“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讨论；2006年4月18日到19日，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组织的“底层与文学”研讨会召开，与会者集中对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潮流和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叙述”进行了分析。上述现象使得关于“底层”的问题最终落脚到了“底层如何被表述”这个层面上来。 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底层”问题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转化为了“底层是什么？”和“底层如何表述”的问题。“底层的表述”问题成为批评界首要的关注重心，显然受到了叙述学理论和福柯、萨伊德的话语分析理论的影响。在八、九十年代叙事学分析训练中，批评家对叙述主体对叙述话语的影响以及叙述和被叙述之间的距离都有了清醒认识。“底层”的“被叙述”对文学中底层形象的影响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南帆就对此作了不懈的追究：“对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来说，谁是叙述人？谁是被叙述的对象？谁又是听众？……知识分子的底层是否为真实的底层？”[10]较早涉足“底层”问题的刘旭分析了近现代小说中的“底层形象”之后，认为小说中的底层形象存在着扭曲，这种“被表述”是不可能显示出真实的“底层”的。[11]总之，底层并不是“客观”、“如实”地自行浮出水面，他们的形象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如何被叙述。福柯、萨义德的话语分析理论，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即是考察“被叙述”与种种意识形态的隐秘联系。福柯认为文化和知识的压抑恰恰潜藏在那些人们认为的“真理”和“常识”之中。有批评家根据这种理论来分析“五四”至今的“启蒙话语”和“左翼话语”中的“底层表述”，认为这些话语无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构筑”所谓的“底层形象”。 [12]我们看到，这种“底层表述”理论从不同的方面质疑了“底层”被他人“表述”的可能性，它不仅不信任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代言写作表示怀疑。总而言之，在这样的“被表述”的命运中，“底层”是不可能有自己真面目的，不仅不可能有“真实的底层形象”，而且还面临着“被扭曲”、“被利用”的命运。或许，“底层表述”问题讨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向“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而本意并不在于解构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但这种理论在实际上却潜在地表达了“启蒙终结”的主题。 有关“底层表述”理论探讨的现实意义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它提出如何使沉默的底层发出声音并进入文学叙述的问题，也为我们反思以往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这样的表述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将底层整体化、纯洁化的倾向，认为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完整的“底层”。其实底层从来都是和其他的阶层伴生的，并且不断发生变化的，他们和国家意识形态或者其他的阶层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这样的关联本身就是真实的底层的一部分。所以一些批评家反复说到许多底层的“自主性”话语中有着“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认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上却在表述统治阶级的思想”[13]。这样的批评话语本身就暗含着“纯洁化”底层的倾向。如果没有和其他事物的联系，也就没有了所谓底层和其他阶层的区分，而且这种来自上层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底层身上。 其二，“底层表述”的“资格”悖论。按照这些底层理论，底层不能被他人所表述，任何对于底层的表述都是局部的甚至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事物，所谓的“表述”都是部分的，这种现象不仅仅为底层表述所独有。对于“底层”问题这样的强调，意在突显“底层”缺乏话语能力的特点。同时，根据这些理论，“底层”又不可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因为一旦他们有了自己的话语和表述自己的能力时，就可能认同强势话语，他们又不属于底层了，表述出来的底层又是一种扭曲，说白了就是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资格”——你已经不属于底层。这样的推理显然陷入了一个悖论，也就是说，“底层”永远是无法表述的。 其三，何为“真的底层”的判断困惑。一切有关“表述”的讨论最终是为了寻求“底层到底是什么”，一些批评家认为只有“底层”才有判断资格，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才能判断“底层叙述”是不是“真的”呈现了他们的生活。有些批评甚至还提出让“底层”自身“剔除了变形之后，也许剩下的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问题是，底层的思想和其他阶层的思想并不是排骨上面的肉和骨头，剔除了骨头就是肉了。况且“底层”本身来说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复杂的群体组合，即便是同在一个群体之中，他们也有个体的差异。对于这一点，连批评家也不自信了：“我们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的真正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14]“底层”本身的判断和“自我表述”是否可信？即使“底层”自身能够自我表述和具备判断能力，“但是不仅他们对知识者的表述的判断可疑，而且他们的自我表述是否是真实的底层经验而非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觉同样可疑。”[15] 这样的讨论虽不失意义但终无结果。 它将“底层”问题的理论阐述导向了“表述”问题，甚至认为，“‘底层’应该是一种被表达的底层，表达之外并不存在‘底层’。”[16]而“底层”所以处在被侮辱被损害的位置，是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前“底层”研究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让底层“说话”。[17]这种观点显然是本末倒置，首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底层”肯定是先于“表述”而存在的；其次，“底层”之所以处于被压迫的位置，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他们没有话语能力，而是其他更为客观的一些原因所致。 三，“底层写作”批评的言说理路与歧途 如果说文学批评关注和讨论“底层”问题的初衷是出于对“纯文学”漠视现实的不满，并以“批判的精神气质”实现知识分子的良知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当下批评界的这种理论层面的缠绕既取消了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可能性，又在无形之中削弱了这一概念的现实批判能力。在上述种种解构中，这样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我们如何叙述底层”？“我们能否叙述底层”？ 这种疑问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应了批评家们的“谨慎”和“自我怀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谨慎和反省（虽然这些也是必要的）而丧失了批评的勇气。尤其是当这些讨论转化为一种纯学术意义上的“术语”讨论后，更是引起了诸多非议。出现这种结果，和当前“底层”批评的“重心挪移”不无关系。当我们一些学者惊喜地认为印度的“底层”研究将研究的中心由“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式”转变为“底层如何被叙述”是“底层研究”的一个极有“创造意义的转折”时，[18]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向的致命威胁，而这种威胁早已被中国学者所洞见：这种研究在扩展底层研究范围、激发它新活力的同时，“又使它开始丧失自己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的批判锋芒和锐利风格，如果借用昆德拉的词汇，底层研究在这种敞开中面临着走向媚俗道路的危险。”[19]如果说“底层”这个概念的引入原本是为了增强文学批评的现实介入能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与当初真诚的愿望无疑是南辕北辙。 同时，这种“能否表述底层”的质疑在文学批评中的另一表现就是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批判。 在一些底层论述者看来，精英主义的特点就是反对平民立场，对“底层”持的是一种启蒙式的拯救者心态，而这种“俯视人民大众”的“假想式的创作”，不是“歪曲大众”，就是“丑化底层”，[20]应该加以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在批判作家及批评家的精英意识和“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问题的根源还是一个老问题——知识分子和底层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什么样的立场和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关注底层的问题。一些批评家又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如何进入底层的问题。[21]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也得到了多数批评家的认可，并被认为是“克服知识分子近年来逐渐膨胀的精英意识”、“建构底层文学的可能途径”，“至少可以使作家与底层在平等的场域相遇”。[22] 至此，我们看到批评界关于底层的问题的一种言说轨迹：先是将“底层问题”由五四以来的“启蒙”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最终又演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表述底层时的“立场”之争，而这种立场之争着眼的主要还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启蒙心态”。在这种言说理路下，批评界关于“底层问题”的讨论最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一个虚幻的“假想敌”：一切没有站在人民立场为“底层”说话的知识分子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在一些批评家眼里成为“暴发户”和“统治阶级”的象征：“从这些暴发户一般踌躇满志、幸福洋溢的知识分子身上，哪里能够找到一丝失落的阴影呢？因此，自以为知识分子的失落，只不过是某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失落，或者说倒霉而已。”“不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我都希望知识分子好好失落一回，好使他们从统治阶级里面失落出来，失落到人民的立场上来。”[23] 愤激的情感导致了思维的偏激，知识分子和底层真的如此水火不容吗？况且，就是知识分子真的失落了，沦落为“底层”，这能使“底层”命运有丝毫的改变吗？退一步说，即便某些知识分子没有站在人民立场上，但他们也不至于构成“底层”和“人民”对立面，这样的批判显然是沉醉在与虚幻的“假想敌”作战的快感中，但是却对更大的阴影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这样如此强调立场的“底层文学”批评带来的是文学批评评判标准的偏颇，使它很容易陷入那种一些批评者质疑的“‘将作家关不关怀底层人民’当成‘审判’文学作品的唯一主要可信参数指标”的批评立场。[24]事实上“只要是站在底层立场上的写作就是好的作品”这样的批评原则已经潜在地影响了一些批评者的批评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郭沫若的《新华颂》和老舍的《陈各庄上养猪多》这类完全缺乏可读性和文学史知识的作品，被人们从历史的裂隙中挖掘出来，并视为真正的底层写作的可贵尝试。而在漫长的20世纪文学史中，只有赵树理和莫言的写作才是真正站在底层立场、超越精英意识的创作。[25]在这样的批评中，“有没有被精英文化控制”成为一个作家是否值得肯定的标准，在这种“平等”意识的支配下，作家的主体意识稍一介入，就有着被指责为“精英意识”的嫌疑，在这样的批评影响下的底层文学，难以想象真的会出现具有真正震撼力的作品。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底层写作”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放弃知识分子立场，也没有必要非要区分出“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不同写作姿态，并划分出某种等级来。笔者认为，在如今这个“底层”处于弱势并不具备自己话语能力的时候，强调作家和批评家关注“底层”并为底层代言，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 赵黎波：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