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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是河南作家的典型代表，也是在创作中传承以农业文明为特征、以儒家思想为脉络的河洛文化、做出了杰出成就的代表作家。李佩甫上个世纪创作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等，以及本世纪初的《李氏家族》、《城的灯》等许多作品，鞭挞乡村政治文化的同时，洋溢着浓郁的怀旧情调。特别是《李氏家族》，追寻“家族”的起源，以博大的悲悯情怀缅怀家族命运的变迁，同时也是在探寻河洛文化的血脉流程及其更新再生的生命活力在哪里，洋溢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然而经过一段选材上“城乡”之间的徘徊，2007年发表的长篇《等等灵魂》，完全转向几乎是横断面地抒写城市和商场人物，作品的历史感、表现手法、社会生活刻画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体现着鲜明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做出了对河洛文化的背离与超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度历史感的消逝 《等等灵魂》前，李佩甫小说的历史感，不是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对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的历史探询，寄寓着一种超越的痛苦和做出努力超越的姿态，关注现实和瞻望未来；刻画由乡村到城镇、由极度贫穷到大富大贵的人物命运转折，将群体历史命运与个人情感历程、特定的时代背景与阶段性政治话语相结合，洞察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对沉隐在人际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和权术文化的不断演改，做出尖锐的揭示和鞭挞。叙述上往往围绕着“家”的处境，和“当家人”的困惑和焦虑，通过深远的历史情景的缅怀，折射出河洛乡土难以撼动的文化劣根。透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赋予人物性格复杂性和深刻性，达到探寻集体无意识形成的深度历史感。 如《金屋》中，写杨如意站在“金屋”楼顶上，两腿叉开，居高临下，环视四周。在他心里： “这一切都是他熟悉的。那过去了的岁月在他心里深深地划了一道痕，他记住了，永不会忘。心理上的高度兴奋使他的眼睛燃烧着绿色的火苗儿，那火苗儿灼烧着眼前的一切，点燃了遍地绿火。他的心在无边的燃烧中踏遍了扁担杨的每一寸土地，尽情地享受着燃烧的快感。心潮的一次次激动使他有点头晕，晕得几乎栽下楼去，可他站住了，定定地站住了。他敞开那宽大的恶狠狠的胸怀，挺身而立，面对土地、河流、村庄，喉管里一口浓浓的恶唾沫冲天而起，呼啸着在空气中炸成千万颗五彩缤纷的碎钉！”[1] 这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在李佩甫作品中是一种叙事模式。从杨如意到《城市白皮书》中的“魏征叔叔”、《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李氏家族》中的李金魁、《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李佩甫描写的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曲折的过去，一部关于成长的坎坷史。小说叙述上，讲究不断展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环境和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人物的命运历程紧密联系着现在，促成现实的行为逻辑，刻画人物时又多用倒叙的手法，使小说产生一种浓厚的历史沧桑感和忧患意识。但是，《等等灵魂》中的任秋风，在“金色阳光”一度辉煌之前，虽然也经过了心理历练，但他的坎坷没有一个过程，不像杨如意、冯家昌等，经济生活和外界生存困境造成创伤性记忆，或者由此长期遭受屈辱，形成某种情结，促成当下的事业。任秋风刚毅果断性格，与军人出身有关，其次，任秋风准备给久别的爱妻一个惊喜，到家看到的第一眼却是妻子和一个男人在床上，这种打击虽然刻骨铭心，但并不能充分成为他刚毅、坚韧甚至有点老奸巨猾的性格逻辑。小说没有渲染苗青青对他的伤害，苗青青对邹志刚没有任何感情，与邹上床多少带着偶然，带着长久独守空床造成性上的苟合色彩。事后苗青青后悔不迭，并坚决不与任秋风离婚。小说也没有对任秋风军人生活过多的追忆，简单提到几笔是对他初创“金色阳光”时如何拉起关系网络的必要补叙。 因此，在《等等灵魂》中，没有了沧桑的历史意味和忧患感。没有了通过个人心路历程的展示，寄寓民族命运、时代变幻、乡村人文景观的深思洞察，反思的色彩也随之丧失。有的只是任秋风带着三个商学院学生，在商场如战场中的搏击，多是一种商业场面的描绘，一大片，大家彼此紧密连接，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纽结一起，人物命运与共，任秋风也根本没有思考自己的时候和空间，也没有像杨如意站在富有标志性的楼上，恶狠狠地“操你妈！”，对他人的宣战，对周围社会环境的挑衅。《等等灵魂》没有描写任秋风的“夺妻之恨”，甚至任秋风还出于商业上的策略，和邹志刚有过合作。所以，小说结尾没有对苗青青有所交待，只通过齐康敏的口，以指责任秋风的口吻说：你知道苗青青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完全是你的责任！至于苗青青怎样堕落了，留下了潜台词，但这个潜台词也引不起读者多少追怀和对苗青青现实境况的具体联想。 小说中描写商场的欲望膨胀，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连接，媒体炒作，35家连锁经营的“金色阳光”商场，极其开阔的空间场面描写。然后是欲望膨胀后的轰然倒塌，任秋风终于栽了。所以，随着深度历史感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空间感的增强，社会生活的立体厚度感丧失，欲望化、物化、平面化的感觉增强了。虽然“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但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对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对象，你是找不到它们的。确切地说，作家之所以写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它们不存在，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客观对象，必须用新的手法和技巧来表现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性空间意识，后现代主义中的空间正是其神秘之处，但这种空间现实又正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2]然而，和李佩甫以前历史感很强的小说对比，我们能看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感”向“空间感”的转变，伴随着一种现代主义意识向后现代主义意识的过渡，体现出一种文化呼唤和呼唤中的焦虑绝望，向一种空前无奈和在无奈中形成冷漠旁观的文化状态转换。 《金屋》中，还有一类这样的人和事物： “瘸爷恨自己。他七十六了，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了，剪过辫子，抓过壮丁，又经历了分地、入社、再分地……生生死死、盛盛衰衰也都见识过了，怎么就解不透呢？”“老狗黑子在瘸爷身边静静地卧着，仿佛也沉浸在往事之中，它太老了，身上的骨架子七零八落的，皮毛一块块地脱落，灰不灰黑不黑的很难看。两只狗眼时常是耷拉着，每睁一次都很费力。它年轻的时候曾是一条漂亮的母狗，常在夜里被一群公狗围着，在野地里窜来窜去……可它现在仿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腿软软地缩在地上，像条死狗似的。然而，一听到什么动静，它的耳朵马上就会竖起来，狗眼里闪出一点火焰般的亮光。”[3] 这种对历史“遗留物”式的旧人旧物的描写，包括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在李佩甫作品中极富有象征意味。象征的不单是个体对过去的简单留恋，或者展示一种权力丧失的失意，或者对人心不古的一种鞭挞；除了早期作品中短篇中，如《黑蜻蜓》、《村魂》、《钢婚》、《田园》等对美好乡土风情的怀恋与歌颂外，李佩甫的乡土情结中，表现的多是对病态或者陋俗的不认同姿态。通过老狗黑子、瘸爷，象征的更多是在一种古老农耕时代，乡村生活的伦理、社会形态、文化机制、民情风俗对当下人生造成的焦虑、不适感。让人想到的是社会现代化裂变带来的痛苦，带来的社会病态和忧虑，甚至带来了某种绝望和毁灭。而在《等等灵魂》中，这种焦虑、毁灭感、绝望感失去了，而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语调，带来的多是一种隔离感，一种冷静的嘲讽，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而这正好就是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典型心理和文化色彩。焦虑和绝望必然伴随对历史的痛苦穿越，冷眼旁观是个体自我丧失造成生存无奈的后现代文化立场。 “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这两个方面。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4]《等等灵魂》中，任秋风对过去的记忆，几乎仅仅是一种妻子和别人上床了的没有特点的羞辱，邹志刚简直就没有过去的记忆，只是一个标准的当代商场投机者；叙事上的冷静、距离感和对过去的割裂，又明显表现出对传统的背离，所以《等等灵魂》在集体“传统”和个人“记忆”两个方面，表现出了“过去意识”的淡薄，既历史深度感的消失。 二、消解象征主义的倾向 小说题目“金屋”、“羊的门”、“城的灯”、“红蚂蚱、绿蚂蚱”等都是颇有寄予的意象，《李氏家族》中以“十二属相”连接起一个个故事片段和家族历史场景，也包含有浓郁的文化象征意义，使李佩甫的小说洋溢着象征主义情调。《金屋》中的“金屋”是象征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改革后，颠覆古老的乡村伦理民俗的欲望象征。小说叙事结构上，每叙述一节就穿插一节对“金屋”的描写，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叙事节奏和诗化的叙事旋律，更加强了这种象征的意味；《城市白皮书》中，以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我”的视角，来看城市中的污浊、丑恶、虚伪、欺诈，而“我”具有特异功能，能突破时空，看穿城市人的心肺肠胃，并能用眼睛治病。其中“红蚊子音乐”、“魏征叔叔”、“人头纸”、“猫叫”等意象象征，穿插幻景、意识流动，组成片断而又连贯的故事，情节结构用富有原型象征意味的“春”、“夏”、“秋”、“东”时序推进，一种现代主义特有的焦虑、痛苦、对丑恶的展示，渗透在叙事中。可以说，整个小说是一部关于城市的寓言，涉及到的人事都以象征的方式，隐寓现代城市的性格和对平民小人物的摧残，隐含着主体对善良人性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羊的门》卷首引用了《圣经·新乐·约翰福音10》中一段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赋予一种富有神话原型特征的象征主义色彩。作品通过对“许地”这块古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进行深入骨髓的剖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三千年来仅仅传下来的这么一句话：这是一块“绵羊地”，呼天成就是这儿的“上帝耶酥”了。整部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象征寓意框架内叙述。《城的灯》的扉页题字也摘引《新约·启示录》中的话，“城的灯”的象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等等灵魂》，明显地没有了曲折隐寓，多了直白和平面化，叙事节奏加快。“金色阳光”、“摩天大厦”与任秋风，在叙事中，既与历史断裂，又没有深沉复杂的形象特征和精神内蕴。“黑井茶社”隔壁动物园里狼的哭叫声，几乎在每次重要人物决定重要事情时，都能隐隐约约传来，带来了莫名的恐惧感，似乎可以成为某种象征，但小说通过齐康敏的口，说出这种狼哭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并且在故事构成中，也并没有在叙述逻辑上具有意义生成的功能。虽然能制造一种神秘气氛，隐含意味却很单薄，不能达成一种深层的象征。很有意思的是，结尾任秋风的失踪，无论在叙事方式和结构营造上，都与李佩甫以前的小说不同。“失踪”是一种无结局的结局，是千头万绪归于无从查对，生成了意义又无所依凭。是一种无奈的冷淡，一种可遥遥无期等待的距离。但这种等待没有任何诗意，更没有期待，仅存浅薄的推测。 象征意义的消解，还表现在，李佩甫小说一贯重视对民俗的描写，并寄寓深刻的集体意识和对河洛文化的反思色彩，显示着作品的厚度和主体的乡土情结。如在《黑蜻蜓》中，对中原农村旧时串亲提的“点心匣子”的描写，有缅怀，有寄寓。“点心匣子”也成为一种符号，是中原文化的胎记。小说中写到：“我怀恋乡村里的点心匣子，那种摆在乡村集市上的马粪纸做成的点心匣子。”[5]直到《城的灯》时，小说第一章第二节标题就是“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对这一民俗又加详细描绘，并在生动而辛酸的叙述中，刻画冯家昌童年遭受的磨炼。 再如《田园》中对颖河岸边秋收季节“打平伙”古老民俗极其生动的描绘： “村人们在火光的映照下头挨头，脸贴脸地围着一口大锅，大锅里冒着暄天的热气，猪肉的香气溢向四野！在猪肉的香气里他听见了村人的笑骂声和汉子们的吼叫！有人唱了，野唱，一声声炸破喉咙…… 汉子们那阳壮的野吼震动了整个苇荡。在火光中，红色的芦苇随着‘日日’的唱一浪一浪起伏，仿佛整个河滩都燃烧起来了！那憋足气的人脸举着一张张大嘴巴，铺天盖地都是嗷嗷的叫声……”[6] 《等等灵魂》几乎没有对民间的东西有所关注，这不单因为城乡差别，民俗似乎匿迹，更明显表现在作家观察生活的角度发生了改变，对生活的体验不同。一种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就是消解厚重，消解民俗和象征，消解深层的生活意义。因为，“按照弗雷德克·杰姆逊的见解，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将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拒绝传统的‘解释’，取消表面现实与内在意义之间的联系，反抗黑格尔式的、弗洛伊德式的、存在主义的、符号学的深度模式，不承认其中关于现象与本质、显意识与潜意识、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与区分。简言之，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是平面化的文学和艺术，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是一种平面文化，其基本表现是历史感的淡薄与各种深度模式的消失。”[7] 三、“他人引导”的后现代社会生活的描绘 这也是造成深度历史感丧失的主要原因。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讲稿中，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把社会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即“传统引导”社会、“内在引导”社会和“他人引导”社会的观点。在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做生意的实业家，挣钱是主要目的，他们是“内在引导”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英雄和典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媒介的进步，社会越来越趋于整一性，形成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实业家体现的是自我依靠的精神，而‘他人引导’的社会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现在要作一个好的企业家并不是要成为entrepreneur，并不是要不断的创新、发明、富于开拓精神，而是要成为一个组织中有效的一员，要对自己的企业忠诚，要具有科层制精神状况，或者说具有唯技术人员精神。这当然是一个较新的概念。”[8]在《等等灵魂》中，我们看到，任秋风和对手邹志刚都不是那种靠创新、发明的企业家，也并不富于开拓精神，不像杨如意、冯家昌等人物身上，有那种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恶魔性”因素。“恶魔性”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当然杨如意、冯家昌身上的“恶魔性”带着中国特征。显然，任秋风、邹志刚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恶魔性”了，他们主要靠的是商业运作中的权术，靠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每一个员工都要极其忠诚，要具有严格的“科层制精神”。陶小桃对员工亲切关怀，有“人文精神”，却背离了“金色阳光”利益和服从，就被降级和解雇；齐康敏痴情，在任秋风眼里，无疑显得可笑可悲。如果说杨如意、冯家昌是“现代性”的人物，那么任秋风、邹志刚就是标准的“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物。 除了被追逐最大商业利益的“引导”外，“他人引导”还表现在媒体和货币在“金色阳光”兴衰中的作用。《等等灵魂》初次描写了媒介的主导作用。小说中描写的媒体对“金色阳光”的攸关，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广告了。苗青青做记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习性促成结识邹志刚，给任秋风的命运带来了大转折，也让苗青青悔恨交加，又无力挽回自己实际很钟爱的丈夫的绝然离去。 “金色阳光”在角逐中是靠独特的媒体宣传，靠上官云霓到北京走访电视台、报社，甚至靠作家别出心裁创造出的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飞机媒介”：飞机飞临都市空中，做超低飞行，同时抛出拖着长长飘带的金红色气球，然后撒下奖券，撒时的气势是“只听‘哗’的一声，就是一天的花红柳绿，一天的风花雪月，一天的五彩缤纷……太阳被遮住了，就觉得红腾腾、黄澄澄、蓝莹莹、哗啦啦的东西洋洋洒洒地从天上落下来”，这真是最佳的引人“眼球”的方式。所造的声势空前壮观，“当奖券铺天盖地撒下来的时候，先是有千万只手臂伸出去，就像是游泳大赛似的，形成了一浪一浪的手臂冲击波，跌倒了再爬起来，勇往直前；紧接着又像是短跑大赛，一个个头拱着地、屁股朝天，成了一窝一窝、没了头绪的、撕咬中的乱蜂……哄抢声、抓挠声、撕打声不绝于耳。”[9]这比开业时的美女仪仗队更胜一筹。“金色阳光”一举成功，使邹志刚的“万花商场”和徐玉英的“东方商厦”黯然失色。然而，“金色阳光”最后的雪崩也是由媒体直接造成的，是任秋风得罪的一个笔名“沪生”的小个子小报记者，发愤疾书一篇六千字新闻稿件，投向88家全国大小报刊，结果“一篇不足六千字的狗屁文章，立刻就让他陷入了绝境”[10]。对“金色阳光”真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鲜明地体现出媒体引导的后现代商业社会特征。 掌握任秋风的命运和“金色阳光”成败的，已经不单单是对财富的追逐，很大程度上是高度商业化的“货币”的运作机制。从小在高尔夫球场当过球童，并能让工商银行行长薛民选、交通银行行长千有余马首是瞻的大老郭，“背景十分复杂，你看，他明明是中原人，却有一本香港护照。据说他的夫人原在香港经商，现又入了加拿大籍，如今住在多伦多的一栋阳光明媚的别墅里”[11]。很有点黑社会的味道，但就是这样的人物，最后还是栽在任秋风的“金色阳光”里。至于那些疯狂入股的任的亲朋好友，沾亲带故的，更是在这变幻无常的股市市场上，哭天抢地了。 《等等灵魂》大城市场景描写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商业一体化、全球化色彩的后现代生活特征。“金色阳光”、“摩天大厦”、“黑井茶社”等建筑形象，具有一种夸张、浮华、趋时髦、赶潮流的意味，洋溢着浓郁的后现代商业一体化、全球化色彩。整个小说情节、事件、人物活动，关键时刻都是在这三个地方进行的。任秋风在地球仪上插满小红旗，想象着“金色阳光”商场遍布全世界，“金色阳光”是任秋风建立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的梦想，并在他意志的支配下，迅速在全世界扩展到35家分商场，成为《等等灵魂》中一种后现代背景下可无限复制的文化表征。“摩天大厦”要世界第一，然而地基却打在了断裂带上，正像全球化的商业帝国构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全盘照搬，地基薄弱，必然坍塌一样。“黑井茶社”是日本人开的，有外商、华侨、香港人出没，是涉及“金色阳光”命运的几次商业交易的场所，是关系任秋风成败，和任秋风与友、与敌谈判的场所，也是任秋风最信任的江雪投靠邹志刚，离开“金色阳光”的出发地。 李佩甫是长期在河洛文化耳濡目染中的作家，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极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颇有铁肩担道义的执着精神，作品具有浓郁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现实主义品位。《等等灵魂》刻意追求一种由乡村到城市的创作转变和对河洛文化的背离与超越，表达了一种对后现代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忧虑和思考。在多元化、无主潮的当下文学创作状况，《等等灵魂》是否具有当下文学创作的共性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这是否能成为河南作家突破地域文化局限的“乡村－政治”、“乡村－城市”创作模式，突破素材单一、价值单一、审美趣味单一、文化内蕴单一的新篇章的代表之作，也有待于全面研究和未来的期待；总之，这成为李佩甫个体创作文化价值生成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注释： [1][3]李佩甫《金屋》，《李佩甫文集》第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4][8]美·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精校版）》第219页、第185页、第52-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6]李佩甫《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第80页，第376-375页，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7]何林军《意义的放逐——论后现代主义的反象征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第83页。 [9][10][11]李佩甫《等等灵魂》，《十月》2007年第1期，第49页、第139页、第135页。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洛文化与新时期河南乡土文学”（2008FWX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工作单位：王文参，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