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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我国乡土小说的重镇，从乡土小说在我国诞生以来，湖南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就一直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建国六十年来湖南当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也和现代文坛的情况一样，在我国当代乡土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湖南作家在引领风骚。分析湖南六十年乡土小说的发展变化，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对我们了解我国乡土小说六十年的发展情况有所帮助。湖南乡土小说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 建国初期，湖南乡土小说作家经过短暂的适应期后，立刻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反映新中国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情况的创作中。率先举起大旗的是从北京回到湖南老家的周立波。周立波从事文学创作较早，作为一个湖南现代乡土小说和当代乡土小说的承上启下者，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出现使湖南乡土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他为主帅，湖南形成了与我国当代文学流派史上的另两个乡土小说流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并驾齐驱的“茶子花派”。他一回到故乡，立刻投入到了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中，并创作出了具有浓郁湖湘特色的系列乡土小说作品，如《盖满爹》、《山那面人家》等，特别是他的长篇乡土小说《山乡巨变》更是以主题深刻见长。小说既反映了当时湖南乡村农业合作化的基本现实，又体现了作者关注普通百姓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他同一时代的谢璞等作家，也写出了具有深刻主题内涵的乡土小说。 新时期一开始，湖南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又在全国独领风骚，古华创作了反映湘南瑶乡风情的系列乡土小说如《爬满青藤的小屋》、《金叶木莲》等，并写出了引起轰动的长篇乡土小说《芙蓉镇》。作品既控诉了“四清”“、文革”等运动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又展现了在那种非常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是一曲既严酷又催人泪下的“乡村牧歌”。 彭见明是一位从洞庭湖边上走出来的作家，从他1983年发表《那山、那人、那狗》以来，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是乡土小说。真正代表他创作水准的也是那一批乡土小说作品，因为在他的作品里始终流淌着对山乡和湖区人民的那种挚爱。《那山、那人、那狗》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虽然不是农民或渔民，而是写了活跃在农村的老少两代乡邮员，通过他们的对话和心理活动，既表现了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也表现了他们工作的辛苦和伟大，但更表现出他们生活的山乡的民风纯朴，百姓善良，人与人之间那种真诚与友谊。 他的长篇小说《大泽》则更是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展现了洞庭湖区的乡风民情和风俗画面。作品写的是洞庭湖区一个著名的垸落———尹林垸的创业、兴盛、衰落过程，真实地再现了湖区人们的生存状态，体现了湖区人们的那种顽强的拼搏精神，从而真实再现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那种韧性精神。 蔡测海是一个土家山寨走出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则更多了一些理性的思索与探求。他的创作体现了一种探索精神，思变求奇。从他早期小说的内容的“出山”，到中期小说内容形式的双重“出山”。但不管他怎样探索，怎样求新，其乡土小说始终以表现人性人情为基本主旨。虽然他的小说作品中没有像古华的小说那样表现得非常直白，但人性人情却始终是他作品的隐秘的主线。从阳春（《远去的伐木声》）的求新求变的人生理想，到黛农（《今天的太阳》）的走出大山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都是最好的说明。在他的笔下，小说主人公大多是一些向往新的生活，向往山外的新的文明和科学的年轻人，尽管他们还处于贫困之中，但由于外来的新思想的影响，求新求变的因子一直在他们的心中躁动。我们从《白河》、《“古里”———“鼓里”》、《麝香》等作品中，也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那种顽固性与封闭性。他笔下的河水，一般情况下是一种凶水、恶水，吃人的河水，人们要走出大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始终看到浓郁的湖湘文化的内涵，可以看到作者关注人性和人情，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情怀，作品体现了一种浓浓的人文关怀之情。 新世纪以来，湖南的乡土小说作家继续保持着传统，写出了众多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如向本贵的长篇小说《凤凰台》中，描写的是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中的一个小山村———凤凰台，并写出了以刘宝山为代表的农民命运的悲欢离合，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小山村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世纪末的历史变迁。作品真实地向我们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下半叶我国农村的生活场景。其揭露农村现实的真实性，挖掘和表现人物性格达到的深刻性、生动性，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种人文关怀是我国建国以来乡土小说中极少见到的。 邓宏顺的《红魂灵》描写了沅水河边的湄湾山乡三家三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我国农村所走过的道路，人们思想发生的变化。塑造了“肖山”和“我”父子两代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也体现出作者对和谐社会环境的追求。邓宏顺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性，反映的都是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况，乡村与农民是他创作永远的题材与源泉。他的作品，既反映乡村的现实，体现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又紧跟时代，体现一种以和为贵的平和心态，还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读后，使人感受到雪峰山的巍峨青翠，沅水河的明澈湍急，湖南人的淳朴善良。 湖南当代乡土小说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深刻反映当时农村的发展变化，表现人们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命运的变迁，真实展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不同遭遇。湖南当代的乡土小说作家，深深扎根于湖湘大地，注重对人的关怀和人性的张扬，一以贯之地体现出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作家们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湖南当代乡土小说的主题不断深化，从紧跟政治运动，到走向生活，从过去的比较狭隘的现实政治生活领域扩大到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从文化心态去深入开掘。 二 在湖南乡土小说发展的六十年中，湖南作家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是现实主义，但在多年的发展中，又不断发生一些变化，形成了百花争艳的大好局面。湖南的乡土小说作家，善于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将社会矛盾转化成家庭冲突，将政治冲突转化为伦理冲突。 周立波在这方面处理得得心应手。周立波的第一篇乡土小说作品《盖满爹》中主人公黎盖平的一言一行充满了人情味、乡土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干部。当时的入社与不入社，是社会矛盾，表现在作品中，却是盖满爹与其儿子松森、楠森的父子冲突，作者把社会矛盾家庭化了，使得小说既具有很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具有时代感。周立波、谢璞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细腻的笔法，真实的笔墨描绘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表现刚刚站起来的湖南农民的精神面貌，又适当穿插一些民间传说，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展现一幅幅清新淡雅的水乡风情或山乡风情。谢璞建国初期的作品充满清新和欢快，真实地再现了翻身农民的生活情况和精神面貌，他的短篇小说以抒情见长，表现了故乡父老乡亲的热情、率直、纯洁、憨厚，兄弟姐妹的热情欢快，情操高尚，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幅幅新农村感人的画面。 作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孙健忠，他所创作的乡土小说，大多是以家乡的风俗人情和民间传说为基础。前期，他的创作手法也是以现实主义为本，表现家乡人们的真情实感和乡风民俗。展现给世人的是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和土家族的民族风味。他说过：“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1]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表现的是苗族的纯朴生活，充满“水”的柔情，那么，孙健忠的小说则是表现土家人的欢快，充满“山”的浑厚。新时期以后，孙健忠在追求新的风格，在长篇小说《醉乡》中，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而在《死街》中则大量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手法，凸现民族的人类的精神弱点，表现了作者的深邃的理性思考。 作为我国寻根文学的发起者之一的韩少功，他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一个风格变化的过程。在他走上文坛后，首先采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学习沈从文、周立波，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如他在读大学期间发表的《月兰》、《飞过蓝天》等小说，所表现的思想之深刻，感情之淳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在1985年，他首先举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喊出了“文化寻根”的口号，一改过去常用的创作方法，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方法创作了《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小说，这些作品一般不涉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而是寻找一些以前人们不屑一顾的题材来表现，如《爸爸爸》就选择了流入湘西的楚文化作为寻根的对象，来挖掘传统文化的劣根。作品问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我国文坛寻根文学的创作热潮。老作家严文井于1985年7月22日亲自写信给韩少功，说：“你的寻根，得到了成果，你对根并未预先决定褒或贬，而是找出来让大家思考，这比简单地进行褒贬有意义的多。……《爸爸爸》的分量很大，可以说是神话或史诗。”[2]韩少功在1997年出版的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风格又有变化，看似随意的结构，其实体现了他独具的匠心。 蔡测海在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则在手法上采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塑造了主要人物陈次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时间纬度在整体上是清楚的，但在具体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则又是模糊的，主人公陈次包从7、8岁靠赌博发财以后，到从外面流浪归来，回到故事发生地三川半以后，时间在他的身上好像停滞了一样。从他土改后回乡，靠捡粪维持生活，并靠捡粪在三年困难时期捡来了当地最好的媳妇翠花。但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直到大约90年代，他们还是没有小孩的拖累。当陈次包在外来首领陈化安排的民选下当了“长”以后，他像一个中年人那样精力充沛，但按照小说中的时间，陈次包应该进入了老年期了。整部小说有很浓的寓言色彩。在空间上，小说设计了一个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地点“三川半”。这里与外界的联系不多，也设有什么权利机构乡，也有乡长。但在原乡长因乱搞女人被双开后，上面只是派来了一个特派员陈化，全面主持三川半的政务。最后他走时主持民选，选出了一个什么“长”，好像处于化外之地。而且，作者有意模糊三川半的地理位置，但从作品中众多的顺口溜，一些民间习俗的文化蕴涵来看，具有湖湘文化的影响。而且，这里的人做生意，一般是贩牛羊到广州。陈次包更是一个寓言色彩极浓的人物，他天生会赌，并在儿童时期就为家里赢来大量的钱财，他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因此，在土改时他全家遭殃，只有陈次包侥幸脱逃。在外流浪了若干年以后，他回到了三川半，从此却成了一个化外之人。不参与世事，只是一心捡粪。在他身上体现一种大智若愚的风度。一旦他当了“长”，管理政务，开拓市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更为荒诞的是一个被阉割了睾丸的“牛司令”，在与翠花交媾后，使翠花怀了身孕，并产下一子。作者有意使用荒诞的手法，创造出一个亦真亦幻所在，来反映现实的生活。所以说蔡测海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国文坛，特别是乡土小说创作中，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北方以何申、关仁山、谈歌为代表，而在湖南，则以向本贵、姜贻斌、邓宏顺等的创作相呼应，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向本贵当时的反映农村基层干部生活的系列作品《这方水土》等，与何申的《年前年后》等系列作品，形成了南北呼应。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曾这样讲过：“我想冒昧地作这样一个估量：就描绘当代中国农村生活、农民命运，刻画基层乡、镇、村干部形象而言，中国文坛上各擅胜场的两位作家，可以说北有何申，南有向本贵。”[3] 湖南六十年的乡土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作家们善于将民风民俗人情化，将自然风光人性化，可以说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形成了多种艺术风格。 三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来表达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同样靠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完成对乡村生活的真实再现。湖南当代乡土小说家们，在六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为我们读者奉献了一批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我国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有的甚至是我国乡土小说中的典型形象，是“这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物形象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关注。 周立波在他的《山乡巨变》中，写得最鲜活的农民应该是盛佑亭（亭面糊），他的个性非常鲜明，他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不管对儿女还是耕牛，他总是骂骂咧咧的，但又从不真正动手，连打牛也舍不得。“他一碰到知心识意的朋友，就能混得好半天。他的知心朋友又容易找到。不论男和女，老和少，熟人或生人，只要哪一个愿意用心地，或者装做用心地倾听他的有点罗嗦的谈吐，他就会推心置腹，披肝沥胆。”这一段话，把他迷糊罗嗦、爱惜牲口、勤劳朴实、幽默风趣的性格特点描写得非常生动。一个在丘陵地区劳作多年的“老作家”形象跃然纸上，他不同于以往我们作品中的任何农民，他既有个性特点，又有地方特色，他是真正的“这一个”。 在周立波的乡土小说中，他还塑造了一批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如盖满爹、刘雨生、邓秀梅、李月辉等。特别是《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更是我国众多的描写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小说中的独特形象。他有眼光，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热，他敢于提出慢慢来；他对妇女关心，考虑她们的特殊情况，不让她们身体不适时去加班苦干，而且还主动打电话给中心乡的书记朱明，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对青年的自由恋爱，他是积极支持的，并想方设法给他们创造有利条件。李月辉这个“婆婆子”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作家的对人的关怀之情，从中体会到作家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 古华的《芙蓉镇》中，给湖南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奉献了纯洁善良，眼睛里总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却又身世坎坷的“芙蓉仙子”胡玉音，以及刚毅豪爽、热情助人，扶弱济贫的“北方大兵”谷燕山的形象。而且作家还给湖南乡土小说文学画廊中塑造了一个靠运动起家，靠运动生存的“运动根子”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的形象。特别是王秋赦这种靠运动生存的人物，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过，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确实存在。古华能够在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就塑造了王秋赦这个形象，是很有眼光和思想的。这一形象的意义非常深远，它不但指出了像这一类乡村的流氓无产者是靠极左路线生存的，而且还对我们过去在农村所执行的那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因此，王秋赦这个形象，对我国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中，塑造了一个长不大、打不怕、杀不了、毒不死的丙崽。这个人物既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象征符号，也是一种人生的象征，还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1985年，老作家严文井在分析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丙崽这个形象时说：“你这个丙崽和阿Q有某种血缘关系。凡中国的土特产，自然有些共同点；我们不必为此去作什么考证。丙崽当然不是阿Q。这个怪物更可怕，他看来最容易对付，实际上你无法对付他。即使那天不打雷，拿他的脑袋祭了神，他的鬼魂仍然会在山林间徘徊。”[4]丙崽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是湖南乡土小说的丰收，也使我国乡土小说人物画廊中多了一类形象。 向本贵新世纪出版的《凤凰台》，则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劳动地主”田大榜的形象。“劳动地主田大榜的形象，以往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5]田大榜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型农民形象，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是作者向本贵着力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农民形象。他是靠他的勤劳、算计、节俭、吝啬和精明狡诈而逐渐发家致富的。作者写他虽然是一个地主，但他并不为非作歹，他实际上是一个终身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典型的自耕农民，一个“劳动地主”。他十分节俭，甚至到了悭吝的地步。他家的人“，春夏秋三季全家人都是打赤脚，冬天脚上也只包一块棕片。一年四季睡觉不让穿衣服，男女老少全都打赤膊，说是穿衣服睡觉把衣服磨烂了”。而且，从来不吃白米饭，不是掺包谷，就是掺红薯。所以，他这个地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形象。他甚至在中年丧妻之后，没有再娶女人。他丢弃了成年男人的最起码的性生活，也就是为了多买几亩田地。田大榜节俭到了吝啬的地步，到了自虐的地步。在实行责任制以后，他才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尽管这时他已80多岁了，但他还是那样的挚爱土地，热爱劳动，精耕细作。因此连续几年，他的责任田都创造了乡里县里的高产纪录，他也因此成为了县里的劳动模范。 在《凤凰台》中，作者有意识地淡化了阶级意识，强化了对人性善恶的书写。他给了田大榜一个公正的待遇，写出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湘西农民，一个曾经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过接触，受到过毛泽东教诲的湘西农民一段真实经历，写出了他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湖南乡土小说作家在六十年的创作中，为我们读者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上面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像《非常良民陈次包》中的陈次包，《大泽》中的四代族长，《醉乡》中的矮子贵二等，都非常具有典型性，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分析。 四 湖南当代六十年乡土小说的创作，队伍呈逐渐发展壮大的态势。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周立波、谢璞，六十年代有孙健忠、周健明、张步真等，新时期以后这支队伍的力量越来越壮大，古华、韩少功、彭见明、向本贵、肖建国、邓宏顺、陶少鸿、刘舰平、姜贻斌、翁新华、林家品、龚笃清等人，显示了新时期“文学湘军”的实力。新世纪以来，陈启文、姚筱琼、黄光耀等人的乡土小说创作，使得乡土小说“湘军”后继有人。 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乡土小说作家，在长期的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清新淡雅、朴素明丽、隽永淳厚很有湖湘地方特色的“茶子花”创作流派。他也因此与当时的赵树理、孙犁、柳青并称为五十年代中国乡土小说四大家。 还有的评论家把“茶子花”派，与当时我国山西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河北以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并称为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三大流派。 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湖南乡土小说作品，在新时期评奖以后，有很多作品获得了国际和全国性的大奖，如古华的《芙蓉镇》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孙健忠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获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醉乡》获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短篇小说集《倾斜的湘西》获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过蓝天》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桥词典》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最佳图书奖，入选海内外专家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部经典”。彭见明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名电影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际电影节奖，长篇小说《玩古》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获《青年文学》、《小说界》等刊物奖和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等。向本贵的《苍山如海》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协、国家民委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并被中宣部等六部委评为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盘龙埠》获1999年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奖；中篇小说集《这方水土》获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蔡测海的短篇小说《远处的伐木声》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短篇小说集《母船》获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5年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湖南新时期优秀作品选·蔡测海卷》获首届毛泽东文学奖。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姜贻斌的《枯黄的草茎》获1992年上海《萌芽》文学奖。林家品的《老街的生命》获首届国际亚洲太平洋战争文学奖第一名。邓宏顺的中篇小说《苍天有眼》获2004年全国通俗文学银奖；《有儿为官》获《中国作家》2003年大红鹰文学奖；《食堂》获北京文学中篇月报奖；《血嘴杜鹃》获1994年上海《萌芽》文学奖。陶少鸿的作品曾获1989年湖南省青年文学奖、1996年湖南省“五个一”工程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梦土》获首届毛泽东文学奖。 综上所述，湖南当代的乡土小说创作，的确显示出“重镇”的风范，无论从创作成果来看，还是从乡土小说艺术成就来看，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但是，湖南六十年的乡土小说创作，也还是有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六十年一个轮回，虽然成就高，影响大，但却还是没有产生像鲁迅、沈从文那样有世界影响的大家，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我们相信，随着作家们的创作的深入，眼界的开阔，修养的提高，湖南一定会产生在世界有更大影响的大师。 注释 ： [1]孙健忠：《文学与乡土》，《湘江文艺》1981年第5期。 [2][4]严文井：《文艺报》1985年8月24日。 [3]曾镇南：《向本贵小说漫评》，《芙蓉》1999年第5期，第160页。 [5]龙长吟：《农民命运史的真诚书写———评向本贵的长篇小说<凤凰台>》，《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怀化学院中文系）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