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华栋的小说是一曲曲当下都市生活状态下的生命挽歌，浪漫而又感伤。读他的小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现代生存的挤压使得人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生命被钳制，生命在恐惧、烦恼和焦灼中逃亡这，无疑已构成了他的小说的显赫主题。这种主题对于新生代小说家们来讲并不新鲜，但对于邱华栋而言，则生命攸关，它是邱华栋小说最终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某种意义上讲，邱华栋的小说是从人的生存本能、人性的最基本层次出发来完成的纯粹个体化的生命显像。这种全面而纯粹的个体生命显像，是在生命的自我飘流与自我畸变的分裂状态中进行的，带有破碎和瞬时展开的性质。这种性质一方面展示了都市商业主义神话下的色彩斑斓，另方面也诉说着都市商业主义对于人性的异化和修改。在邱华栋笔下，都市像个骗子，它以迷人的面孔出现在你的面前，诱引着你，压迫着你，使你变成流浪汉、假面人、平面人、说谎者、吸毒者、同性恋、精神病患者；都市又像座巨大的时钟，你在它的分针和秒针的催促下跳着疯狂的舞步，你疲惫、孤独而绝望，但你又必须鼓起勇气去拼搏，去爬那些陡峭的城市玻璃山，寻求你的生路，或悲壮地死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被邱华栋的小说所吸引。 但在被吸引的同时，我也常常感到困惑。生命的不协和音程，几乎统罩了邱华栋小说的全部乐章。在他的小说里，人面对城市的浩大，总是要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人被淹没了，无处可寻，人只好随波逐流，随风而去——就是说，邱华栋小说所表现的生命状态基本上是一种负值状态，这种状态是极端的绝对的，邱华栋似乎很热衷于这种极端的绝对负值，他如鱼得水，在其中游来游去。比如，他喜欢以饱满而又悲怆的心情讲述一个个悲剧故事，告诉人们城市已将人性毁掉，城市的欢宴和欲望令人绝望令人疯狂，令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而生命似乎只有在深渊的黑暗中才能闪烁出撕心裂肺的幽光(《生活之恶》)；人在欲望和惶惑中痛苦地嚎叫，人只有怀着恐怖和颤栗才能触摸到生命的底蕴(《把我捆住》)；时装使人丧失个性，生命在时装的包裹中蜕变成偶人(《时装人》)；公关人戴着假面生存，戴着假面死去(《公关人》)；直销人规定、设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在规定和设计中忧心忡忡，直至恐惧，直至变成一个个符号，完全失去活力，没有回音(《直销人》)； 在持证的社会里，没证你就寸步难行，无法光明正大地生存，只好在午夜行动，由一家迪斯科舞厅跳到另一家迪斯科舞厅，生命在迪厅中怆惶逃蹿(《持证人》)；人被城市异化钟表化，成了钟表的奴隶，被时间追赶着，只好自杀，自杀是为了反抗(《钟表人》)。总之，邱华栋小说的生命体验是一种黑色的负值体验，它像怪圈，像迷宫，令人眩晕。邱华栋似乎很得意这种眩晕，他总是乐此忘彼地让他的人物在旋风般的体验和表达中呈现出生命的残破景象。 不可否认，面对生命的负值层面，邱华栋以他独具魅力的私人性深度写作，走进了生命的最底层。他从捕捉纯粹的个人化经验出发，进述新物神境遇下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抖出了浓稠的感性原汁，让人震惊让人警醒。这是他感人的一面。但是，这也就仅仅是感人的一面而已。透过这一面，我们似乎还能感到邱华栋的小说写作还有非常苍白的一面，那就是造作、重复、雷同，没完没了的自我复制。可以这么说吧，邱华栋的小说写作已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写作八股”，或者叫做“都市八股”。表面上看，邱华栋的小说写作非常感性化、生活化，可骨子里，却是书面化、概念化。邱华栋小说的生活面相当狭窄，在小说氛围的营造上他似乎总也离不开北京赛特那一区域的大饭店、大商场以及高级别墅之类的地方，总是与他的“新都市人”的身份密切相连。也就是说，他的思维貌似开阔，实际上并不开阔。他的思维平面化，自恋倾向十分明显。他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复制”色彩，他的那些“非理性”的生命宣泄给人的感觉是虚假造作，到处充满着病态的失控和只有他自己才明了的一幕幕魔鬼与上帝的交战。 我抑制不住地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问题是否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他的理念主义的盲目扩张；二是关于个人神圣话语的无限制膨胀。 先谈第一点。 读邱华栋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直接将数量相当大的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的术语和概念写进了小说里，并对其所包涵的非理性的意义进行强制性的拓展，以此来消解“意义”，放大“嚎叫”，扩张“平面”。在这种扩张和放大的过程中，作者经验性的东西并不是没有，而是不多。作者似乎并没有深刻体验到生命在异化过程中所承受的之轻之重，而是凭着一种盲目的热情，生吞活剥理念，一味地在理念中“体验”着生命的荒原，沉醉于其中，无法自拔。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邱华栋的小说本来是要追求感性是要反叛理性的，是要进行非理性主义的叙述，但由于他用来推动这种叙述的动力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非理性主义的“理念”，结果就自然走向了反面，回到了他所要反叛的东西上。于是，在邱华栋的小说中我们就总能感受到如下的充满矛盾的操作模式：理性——非理性——理性。非理性的东西本来应该是目的，是本质，一不小心变成了手段和工具，成了过客，而理性的东西则变成了本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邱华栋的追求。下面两段文字分别是邱华栋在他的小说《直销人》和《环境戏剧人》中所进行的理念主义的叙述： 我发现我已被物所包围，周围是一个物的世界，而且这些东西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更新。我觉得我已没了我的生活，我已事先被规定、被引导、被制约、被追赶，包括像那架摄录机一样被窥视，我能有我的生活吗？ 与此同时，广告人在城市中急剧增多。他们走进了所有人的生活，并对他们发生作用。这时我发现我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我被谁所规定、复制、牵引？我茫然地问自己，但无法回答。 我无法拒绝那些日异地长高的各种饭店、大厦、写字楼、购物中心、超级商场以及欧美快餐来威压我们，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我是一个满腔怒火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我 只做先锋戏剧，我是一个环境戏剧论者。我将我的戏拉出了舞台，彻底地改变了舞台与观 众和演员之间的静止关系。从而可以把戏剧放到社会的各种环境去演出。因为每天发生 的各种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在这个他娘的什么都在解构的时代里戏剧的真 正精神早已萎缩，已退化为乏味无聊的、充斥在电视台上各个电视频道的肥皂剧。除此 之外我们还能干些什么？面对更多的沉湎于物欲的人们，二十五岁的我忘不了大学时代 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场梦，一种化 学的发疯形式。”而我，却仍想要找到我青春的最后寄存地。我的“爱达荷”。你说我也 许是一个镇定的疯子吗？ 这两段引文充分地体现了邱华栋小说的叙述风格，它是一种热抒情式的叙述，强烈、主观、带有强迫症色彩，从中可以感觉到对于各种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生吞活剥。正是这种生吞活剥，使得邱华栋小说本来应该有的魅力被削弱了，甚至在许多时候走向了反面。 我们知道，新生代小说家们在进行小说写作时一个很突出的原则就是文本叙述的客观化。客观还原，可以说是新生代小说的叙述特征，也是新生代小说最终在文坛上得以站稳脚跟的根本。这个根本有着它的现实依据和哲学基础。我们知道，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现实生活变得平庸化、世俗化和表面化了，也就是说，生活已不像过去那样惊心动魂，或者伟大或者轰轰烈烈，而是平静了下来，自由了，离散了，每一个个体都游走在自己的精神凹度里，失去了往日那种灿烂的辉煌。这样，灵魂的深度模式变成了虚无，物欲的追求浮出了表面，人的生存本真化、私人化、商品化了这，就是新生代小说家们客观化写作所依据的现实状态。新生代小说家们客观化写作的哲学基础是：“现象高于一切。”在新生代小说家们眼中，世界，无所谓本质与现象之分，他们认为所谓的现象与本质只是人为的分割，现象的背后并无本质可言，现象就是本质，本质亦是现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那样，现象不是并且决不会是一种现象意义上的显现，现象是其自身，它摒弃逻辑推理，排斥价值判断，它是非理性的，无意义的，它只显示它自己。正是有了这种现象高于一切的哲学观念和世俗化了的现实状态作为写作的基础和依据，新生代小说家们关注的往往是世界的表象。表象化的写作以对生活的客观还原为出发点，不伪装、不造作、不以观念化的操作作为它的手段和目的，所以他们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叙述状态更多的是平和、冷静、自然的状态，他们所运用的叙述手段往往是冷抒情、超情态、非意象、非修辞等的陌生化手段。客观化的叙述原则强调抛弃昔日那种对于灵魂深度模式的挖掘，强调对于写作对象的表象化、平面化、个人化的处理。这样，现象世界就像它们本来就应该的那样，静静地呈现出自己的原生态面目，从而使文本的消费者在这种原生态状态面前有了广阔的审美空间。邱华栋像所有的新生代小说家一样，本来也是想要追求这种审美空间的，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平面化和世俗化，也想以一种纯粹的私人性的写作方式建立起一个客观化的写作空间，并以此来告诉人们在当下新物神的统治下人已经降到了与物一样的无尊严无价值无个性的平庸地步，人与物已处于平行状态，甚至还不如物的状态。如果邱华栋能冷静一点，或者在写作过程中能认真地去体味一下人在由人降成物的奴隶时所发生的瞬时裂变，能够扫出脑袋中先入的种种观念，能够使主观的情感处于零度状态，他或许会写得更好。可惜，他不是这样。 他在由西部荒原进入东部大都市后，他的心态是不平衡的，动荡的、失调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不起他，欺压他，他要对这个世界进行抗议进行反抗，于是他自然就选中了非理性主义这种舶来品。他将这种舶来品的各种原素按比例排列组合，制成一包包烈性炸药，对他所仇视的商业主义都市进行地毯式轰炸，结果弄得一片狼藉。面对着狼藉，他以为自己已炸掉了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以为像其他新生代小说家们那样对世界进行了客观化处理，以为用实实在在的现象世界取代了虚无主义的本质世界，以为感性生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理性观念遭到了彻底的抑制，以为平民化大众化超情态超表现了。但是岂不知，他操着非理性主义的“理念炸药”已经走火入魔了，他激烈、主观，近乎歇斯底里。他并没有炸掉传统的价值观，并没有客观化，没有取消虚无主义，没有彻底感性化，没有超情态超表现，他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理念主义的写作，是附着于强情绪之上的观念化写作。观念化的写作使得邱华栋的小说显得生硬、极不自然，处处可以感觉到编造的痕迹，并且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理念主义的观念化写作几乎表现在邱华栋所有的关于都市话语的小说篇章之中，《生活之恶》、《把我捆住》、《时装人》、《公关人》、《持证人》、《钟表人》、《直销人》、《爬着城市玻璃山》、《环境戏剧人》、《别墅推销员》等，都是如此，直至近作《化学人》还是如此。在《化学人》中，邱华栋似乎走到了盲目拓展西方非理性主义理念的极致，理念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附着于强情绪之上的催化剂了，它们变成了潜意识，变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变成了他的生命意象——这之于邱华栋的小说写作，是福是祸，我不敢妄言评之。 关于邱华栋小说写作中个人神圣话语的无限制膨胀这个问题，考察起来比较复杂，但我认为，如果从邱华栋同张承志的关系入手，似乎可以找到一点门道。我们知道，邱华栋的写作生涯始于少年时代，那时他的目光专注于西部的雄放粗砺和人物的英雄高昂，所以他所崇拜的偶像是西方的海明威和东方的张承志。在少年邱华栋的心目中，海明威和张承志无疑是一种关于成长的神话，他在这种神话的哺育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当邱华栋长大成人，从西部荒原进入东部都市之后，他的这种神话自然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都市的物欲主义文化使他的西部理想一点点破灭。在那些破灭的日子里，他的目光专注于死亡。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死亡的话语对于他既是过程又是结局，那时，关于都市的神话，还只是在悄悄的酝酿之中，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神话意义上的仪式和圈套。但是尽管如此，这种仪式和圈套也还是晦暗的，不明了的，还像雾一样在邱华栋的生命中蛰伏。关于人的命运，关于生命的支点，邱华栋那时还没有找到。找到这些东西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事，那时邱华栋终于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城。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东方大都市，对于邱华栋而言，刺激是全方位的，那既是他的梦想，又是他的疆场，更是他的归宿。他的欲望终于被唤醒，他的自尊心也终于受挫——这些，对他而言都是空前而强烈的。正是这种空前而强烈的刺激使他关于都市的神话变得既切近又遥远，既实在又虚幻。欲望的亢进，让他变得焦躁，他想尽快确立自己的都市神话，于是，他就要反叛，反叛他昔日奉若神明的偶像张承志，以及张承志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但是他没有反叛海明威，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在他的都市疆场上并未过时，他的都市寓言还用得上海明威，并且似乎只有海明威的精神才能使他的小说写作得以穿越商业主义境遇下的现代人的焦虑。当然，海明威不再以海明威的本来面目出现，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经过改造了的“死亡”出现。死亡迷津与都市文化下的人的生存迷津构成了邱华栋都市神话下个人化写作的二重奏。许多人都在逃避死亡和生存的话题，邱华栋没有，而是直面。邱华栋之所以敢于直面惨谈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并不是因为他有鲁迅的勇往无前的精神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的洞察，而是基于他的有限的人生经验和心理追求，基于从西部到东部的人生轨迹所产生的巨大的心理落差。落差是巨大的，追求是执著的，所以他对张承志的反叛也是强烈的。他反叛张承志的旧理想主义，要建立自己的新理想主义，生，还是死，这个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早已提出的问题，再一次被他提出。为了生，他就必须将旧理想主义的文化母题彻底砸碎，并且在废墟上建立起一种新的纯粹个人主义的神圣话语。这种话语在邱华栋这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拼搏的现实性话语，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大有用武之地，而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则变得虚幻无比。 无疑，邱华栋在都市神话下关于个人神圣的生命话语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个体生命和灵魂长期受到压抑，在当下，在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文化状态下，本来是应该得到张扬的，是应该让生命的能量生命的光辉淋漓尽致地放出异彩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生命在张扬的过程中受到了物欲主义的阻碍和压制，生命于是扭曲、变形，变得无奈和焦灼，变得无所谓，失去意义，于是只好以死来抗衡，来寻求解脱。邱华栋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反抗和解脱的故事，深刻而又感人，令人钦佩。但在钦佩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遗憾。邱华栋过于夸张了个人，神圣的话语失了控，无限制膨胀的激情让人感到造作，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平庸，走向了媚俗。死亡媚俗、焦虑媚俗、自虐媚俗、放纵媚俗、沦丧媚俗、虚无媚俗，充塞了他的文本。媚俗的欲望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将邱华栋小说中有意味的成分消解得所剩无几。之所以如此，我想个中原因或许还要从邱华栋的生命情结中去寻找。同样是生活在都市，邱华栋无法像何顿等人那样平静地去对待都市中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仇恨、反抗、嚎叫、堕落、幻灭、死去——这些，都是基于他从西部到东部所产生的巨大的心理上的落差，基于他过于贪婪的欲望。在都市的疆场上，邱华栋的生命失衡了，为了找回平衡，就仇恨，就反抗，就嚎叫，就堕落，就幻灭，就死去。邱华栋在死亡和反抗的情结上沾沾自喜，像泡沫一样不断复制自己，夸张自己，膨胀自己，消费自己，把自己把个人无限地神圣化，神圣到不能受一点委屈不能丝毫对不起自己，个人化的欲望必须全方位得到满足，满足不了，就走向生命的负值层面，就编造一个又一个时髦而又歇斯底里的都市故事，并以此自欺欺人。 邱华栋是有才华的，他对物质世界的强烈仇恨也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如果他将自己的才华和依据同现代生活结合得更好，或者说他如果能真正地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沉到现代生活的激流中去实实在在地体验去认认真真地厮杀去酣酣沉沉地搏斗，而不是像他已做的那样用理念主义去强行扩张用个人神圣去无限制膨胀，那么他就有可能做得更好。理念主义的扩张和个人神圣话语的膨胀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小说操作者对于生命的感性体验的有限性决定了这两个方面的极端化的表现：欲要无限制地讲述个人话语，就必须依靠理念的力量，而理念主义也正好借助个人神圣话语的膨胀，不遗余力地扩张自己的势力。就这样，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利用相互推动，造成了邱华栋小说中生命状态的严重异化。邱华栋的小说过于操作化了，形式主义的操作，理念概念的操作，纯粹个人化情绪的操作，使得他的小说写作在进入生命层面时看到的仅仅是负面价值，这样本能、原欲以及无意识等因素就构成了他的小说中生命体验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生命的感性形式戴着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枷锁，跳着迪斯科，显现在读者面前的必然是病态，是极不自然的人造荒原：生命被挤压，生命在恐怖地逃遁、在孤独、在狂躁、在分裂、在歇斯底里，在千篇一律地走向死亡。死亡的弧线几乎贯穿于邱华栋所有的都市小说之中，它是一种阴谋，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它使邱华栋小说释放出了阅读上的震惊，它也使邱华栋的小说坠入了狂躁的深渊。死亡固然可以揭示生命的真谛，同样也可以颠倒和曲解生命。生命的真谛在哪里？是否应该同时存在于正值与负值之中？或者正负值的相互交织、碰撞之中？殊不知，生命除了异化、焦躁、绝望、幻灭、脓肿和死亡之外，还有充沛、亢奋、健壮的一面。生命的本真意义应该存在于正值与负值的水乳交融之中，自我的超越与自我的沦陷、肉体的欢乐与精神的煎熬、现世的引诱与来世的虚幻、痛苦的生存与绝望的死亡，等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的，生命的交响曲应该是多声部的浑然一体，而不仅仅是负值或者正值的单一独奏。独奏给人的往往是单调，雷同、复制、造作也就在所难免。我们期望着邱华栋抛开理念主义的强迫症和绝对个人神圣话语的无限制膨胀，从单调的独奏中走出来，走出生命的荒原，走上真正的感性生命的舞台，那里有广阔的表演空间，以邱华栋的气质和才华，他在那个空间里定会表演得更加精彩。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