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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国当下这样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中，历史小说家基于各自独特的气质、学养、生存体验和文化站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握观照历史材料，编织叙说历史故事，表达对历史、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传递出他们不尽一致的文化精神。各种各样大胆的尝试促使历史小说创作空前繁荣。产生了《李自成》、《少年天子》、《白门柳》、《曾国藩》等一大批优秀的历史题材的小说。 根据小说叙述的角度和言说的方式，以及作者创作所依赖的理论维度的区别和差异，从创作视角这一点出发对长篇历史小说进行细分，我认为基本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视角类。《李自成》横空出世，成就辉煌。它以一种少见的气魄与伟力塑造了明末农民起义领导的英雄群像，具有气势恢宏的史诗品格，成为了我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朵奇葩。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今天看来，这部作品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与不足。姚雪垠站在社会政治这样一个视角，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把握历史题材，认识历史史实，进而从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观念出发构建情节，塑造人物，甚至将历史斗争和现实政治进行一种机械的附比影射。所以就有了“红娘子太红，高夫人太高，李自成类似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讥评。进入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展开，人们头脑中的桎梏被打开了，这样一种创作视角就逐步被人们诰病并摒弃。 第二类是以《白鹿原》、《少年天子》为代表的文化视角类。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化热”与“国学热”的勃兴，使思想界超越“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之类的命题，而企图从文化这样一个多义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层的思考。《白鹿原》就是从家族意识出发，深刻展示了近百年我们民族历史进程的沉重与凝滞。小说中的那种历史意识毋宁说是一种文化意识。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有诸多优点，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等等，但是这种视角的缺陷在于难于捕捉历史情绪，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个性缺失。如《白鹿原》中处于意蕴价值制高点的朱先生就几乎成了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符号，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则缺少丰厚可感的血肉。又如《少年天子》中的乌云珠也有理想化的嫌疑。这正是这类小说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类则以新历史小说《丰乳肥臀》、《我的帝王生活》为代表的人性视角类。这类小说的作者更乐于虚构，显示出一种揭露历史隐私的创作企图。作者热衷于运用西方的理论着力于从人性的角度来阐释人生与历史，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把历史和自身的生命欲望同构的企图无法真正有力地从精神文化层面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而使小说流于空泛和个人化，最终以人性一个含混的概念解构了历史，却又未能同样成功的建构创作主体的价值话语体系，历史就瓦解为一堆话语废墟。 第四类是唐浩明在《旷代逸才·杨度》中开创的人生视角。作者自己在与湖南师大文学院部分学生讨论时曾把这种视角概括为“大文化”视角。到底什么是“大文化”视角呢？与文化视角有什么区别呢？作者未能具体说明。我们认为作者所说的大文化视角具体在作品中就是超越典籍文化的，以具体人生及其一切关连为观照视野的创作视角。这种视角其实不再属文化视角的范畴而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人生视角。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于个体而言，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他所处的时代、种族给他规定的既有文化生态圈。人生就是在这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历时的线性过程。文化的演变与人生的转化经常扭结交汇一处，很难截然分离。然而，文化视角与人生视角作为两种历史小说的创作视角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侧重点不同，文化视角重于理性的方式抽象出个体行为所包涵的文化典型意义，例如白嘉轩的笔直腰杆就是象征儒家正统力量，朱先生则是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符号化，乌云珠也是凌力对传统女性理想化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行为往往服从于作家的概念逻辑；人生视角则以知性的方式体写出主体的遭遇凸现主体的生命情状。例如杨度的塑造，作者并未把他作为一种文化的裂变与转型的典型代表，而是使人物的行为服从历史生活的逻辑。人生视角以主要人物在现实人生的奋斗和价值作为关注的焦点以他们的事业和生命状态为枢纽，从宏观方面扩展到整个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空间，从微观方面深入到人情、人性的种种隐幽内蕴。小说在不失宏伟的叙事中，既有对整个民族道路与命运的关注与探索，也有对历史人物生命状态的关怀与抚摸。这种视角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开拓了历史小说创作的视域范围，使历史小说更为贴近文学这个本体。 (二) 创作视角是就作家与创作题材的关系而言的。就是作家从一种什么样的哲学高度来把握史实，以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意识来观照史料的问题，更准确的说是作家艺术思维的站位问题，在《旷代逸才·杨度》这部小说中，唐浩明面对清末民初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他以个人的复杂的人生阅历作为创作的心里基础，把主人公的人生际遇与当时的政治风云，文化巨变结合在一起，选择了人生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创作视角，小说在下两大方面自证了人生视角的存在： 第一、在人物的选择设计和情节的安排上清晰的体现出作品的人生视角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瓜分豆剖，西俗东渐，社会处于一种大碰撞与大裂变的时期，思想上的启蒙与政治上的救亡，是时代的主题。杨度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诗酒才子，但同时又是渴望能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的传人。这就促使他成为了一个足踏文坛与政坛的两栖型人物，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左冲右突。通过他一生繁复的人生经历，作品便带出了一大批本世纪初的文人政客，他们各怀目的主张，各行其是，小说正是力图通过这样一种叙述完成对历史精神图景的还原。在情节安排上，作者并没有特意强调表现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也没有标举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而是依据杨度的人生历程，洋洋洒洒逐一直书。在这看似是漫不经意的叙写中，恰好使小说变得不但视域开阔而且内蕴丰厚。作品围绕杨度个人生活展开描写，再现了从师从王 运，到爱情艳遇，再到亡命扶桑的复杂历程，以及他出入佛门的缘由际遇。他个人的生活不能说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决定性的关系，更不能说有多大的典型的文化意义。从政治、文化视角而言其中许多情节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但切换到人生这样一个视角来却是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唐浩明认为家庭是人生极为重要的空间，他对之表示了极大的观注，所以在他的创作谈中他曾说：“……婚姻家庭性格爱好，情趣习惯以及为事业所付出的隐于“辉煌”或“凄凉”后面的心血苦乐，奋斗拼搏等等，这恰恰是历史人物成败的要害之处，是他的精神和魂魄所在。”(1995年《文学评论》第6期)这充分显示出唐浩明是从人生视角把历史的成败转化为一种对人生智慧的思考，然后把这种对人生的观照具体为对历史生活的叙说。 《旷代逸才·杨度》在以杨度的奋斗人生作为剖析标本的同时，以他的人生沉浮指向为基础，特意描述了多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并将它们相互穿插比较，较为全面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转型时期新旧知识分子人生的奋斗与选择。作者着意将画家齐白石，诗僧八指头陀，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这样一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追求和人生经历作了有机的编织穿插，使之与杨度的人生奋斗拼搏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的生态全景图画。这既有与杨度人生道路相比照的一面，更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蕴。 第二、作品的价值取向也体现出其独特的人生视角 《旷代逸才·杨度》的价值取向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判断，也不是一种纯然的历史判断，而是作者怀着对传统文化深深地眷恋站在用世文人的立场上，从人生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对历史人物作出的理解与评判，这是一种非结语性的情感判断。所以小说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介并不一定和主流意识形成相吻合，也并不一定完全科学准确。小说作者不求“穷古今之变”，但求“成一家之言”。作品里有两个主要的倾向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创作视角。 首先，为奋斗人生辩护。读完作品读者便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某个历史人物满怀真诚地奋斗过、追求过便会得到作者不同程度的赞许和肯定，无论其行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唐浩明看来，历史的发展有许多可能性，所以不应站在历史已然的趋势来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说三道四。作者摒弃了“成者王侯败者贼”习见，在叙述中站在理解与同情历史人物的立场。例如对袁世凯的评价。就一般而论袁世凯既是一个告密求荣小人，又是一个十足的卖国贼，还是复辟帝制的首犯，无论是历史作用还是道德操守都可以说一无是处。而唐浩明却站在为奋斗者辩护的角度，未对袁世凯大加挞阀，而是某种程度的默许甚至掩饰。在作者看来袁世凯的阴险毒辣是高层政治家的一种人生智慧，并把他的种种罪恶行径解释为一种英雄迫于时势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再如对杨度在筹安会中的所作所为，作者没有批判他拜相的私欲，而认为只是一种救国道路之争，以至怀着一种惋惜的态度把杨度美化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的朝圣者。 其次，对名士风度的钟情与赞许。这充分表现在对王运的描写上。名士风度是失意文人对于现实的抗议与反叛，是一种超越的乐感人生态度。这在中国有着久远的渊薮。从庄子到魏晋名士到柳永到关汉卿再到晚清的王□运，构成了中国山林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化心态。在唐浩明的笔下，这种放荡不羁是潇洒，是真性情与诗意的表现，作者对之表现出极大的欣赏倾慕，故而用相当潇洒的笔触描写了王□运如何为老妓女秉烛题诗，如何带着一个上炕老妈子戏弄袁世凯等情节。表面上看来这与唐浩明一贯主张的经世致用相违背，而究其底里却并不矛盾，因为无论是奋斗人生还是名士风度从内质上有一个相通之处就是对于个体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都要求体现个体生命的亮度。 小说的人物情节安排和价值取向的独特性说明了创作视角的独特性。人生视角贯穿了整部作品创作的过程并对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这部小说与其它历史小说区别开来，具备自己独到的个性和魅力。 (三) 唐浩明以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为基础，融合多种视角的优长，独具慧眼地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开辟了人生视角。这一视角准确地抓住了历史小说是文学这一根本性特征，再现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较好地解决了历史小说创作中长期困扰着作家的到底是文还是史的问题。仅就这一点来说唐浩明也是功不可没的。这样一种创作视角给小说带来了诸多优点，简而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生视角兼容并蓄，使小说既有生动丰富的艺术图景，又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既有历史文化的广度又有人性的深度。从而使《旷代逸才·杨度》能准确的捕捉历史情绪，能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这正是《旷代逸才·杨度》能一再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等一大批国家级大奖的重要原因。 历史无非是生活的历史，生活无非是历史地生活。历史人物也是一种特定的时空的存在，他们是具体的矛盾的。他们也和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一样优点与缺点共存，高尚与庸俗同在，有着各自的忧喜苦乐。他们绝不是一种平面化的仅供后人评是论非的标本。同时，人又是具体政治、文化的承载者，也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种历史———人生意识对于历史小说家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唐浩明显然已深刻的体认到了这一点。 《旷代逸才·杨度》为读者展示了相当宏阔的历史背景和非常丰富的生活画面。杨度热心时政又才华出众，所以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20年的历史大事他几乎都曾涉之其中，可谓“十处打锣九处有”。小说对这些历史大事都作了反映，其中像南北和谈，袁世凯复辟等许多历史事件还写得相当的精彩，透过小说的文字读者仿佛可以看到北京城头变幻的王旗，听到武汉三镇厮杀的呐喊，嗅到二次革命战争的硝烟。通过这些真切的表现了大厦已倾、群雄并起的古老帝国所面临的艰难与阵痛。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除因作者深厚笔力之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生视角的选取有助于历史的具象化，从历史当事人的角度来反映历史更能准确地表现当时的历史情绪与氛围。 小说从人生这样一个创作视角奇妙的将庙堂文化与民间情趣杂揉一起，为正史与野史找到了一个有机的契合点，从而使作品庄重中不失情趣，诙谐中不失深刻。小说的表象情绪是开朗乐观，昂扬向上的。杨度一事无成却能屡屡的看见希望的火花，从而屡仆屡起。但是深层的底色却有非常浓厚的悲剧色彩，杨度一次次以为得中高升，最终却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奸妄实现目的的枪手。这种历史人物价值的错位与啼笑皆非的结局正从一个侧面真切的反映了社会历史转型的艰难和转型期知识分子境遇与命运的乖戾。 其次，人生视角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利于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洞察。 《旷代逸才·杨度》里刻画得生动丰满、富有质感和可触摸性的人物不止一个两个，而有一大批，不仅包括主要人物，而且还包括次要人物，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跃然纸上。例如王 运的名士风度，齐白石的大智若愚，袁世凯的沉雄老辣，蔡锷的机智严谨……其中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对王 运的塑造，具有鲜明的个别性和不可替代性，把握得十分透彻。他是一位博学的长者，又还有一颗稚气未泯的童心；他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文人，却又满怀热情的想要成为帝王之师，但等到袁世凯对他执礼甚恭的时候他又对所谓“帝师王佐”不屑一顾而对袁倍加奚落；各种矛盾的集于一身，他却始终能生活得逍遥自在，令读者感到可爱可敬。很难想象如果对他作一种先行的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定位能够写得如此的神形毕肖。 小说在写历史大人物的大智慧的同时，也写出凡俗人生的小智慧，把人性的表现寓于对人情世态入木三分的描写之中。小说中周妈这个人物就写得很丰富鲜活，虽然她的故事没有多大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典型意义。但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日常的视野里更多更普遍，她所持的类似小市民的为人准则更能表现世象。这个上炕老妈子，一方面颇费苦心照料王 运，同时又打着他的招牌为自己捞点油水，机关算尽。再如杨庄这个次要人物，作者对其心态也捕捉得非常准确，把她那刻骨铭心的情结和恃才傲物的冷漠呈现给读者，对她的灵魂作了非常细腻的表现。通过这些情节体现出作者对人情世态的洞察已不再是文人式的那种看似纯洁实则天真的举案齐眉，花前月下的爱情的书写，而是一种逼近人的灵魂深处的冷峻与幽默。像上述的小市民的生存法与少女情怀，如果作者不是从人生的角度来写，并且具有丰厚的人生体验，又岂能达到如此精微的程度？ 总之《旷代逸才·杨度》人生视角的确定有助于营造浓厚历史氛围，准确的捕捉历史情绪，使人物塑造深入其内心世界，表现历史人物的精神状态，使历史人物不再是舞台上被人搬来搬去的傀儡，而是生活于他们自己时代、有自己思想与命运的形丰神活的人，使整部小说透露出鲜明的历史人本色彩。 (四) 事物总是辩证的，人生视角既赋予了小说诸多的特点优长，同样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缺陷。 一、从行文上来说，作者展开叙述时，面对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浩如烟海的史料，采取的不是一种站在历史理性的制高点上雄视历史，而是从人生这样一个虽然真切却很普泛的角度仰望历史，亦步亦趋地追逐着历史事实。虽然内容上牵涉到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叙述笔调却始终沉稳有余而激情不足，三步一回头，缺少一种纵论古今的汪洋恣肆，缺少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自如。 二、从历史观上来说，作品人生视角的确定使作者较多的沉溺于历史生活层面，对历史人物进行一种同情性的理解判断，使作者难于科学把握个人的小历史与社会的大历史的关系而把个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转嫁到历史发展规律中，而使小说带上了历史相对主义的倾向。 这一点最典型表现在袁世凯复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中，他精心设置了袁克定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却野心勃勃的人物，并把袁世凯复辟解释为袁克定想当皇帝，而把复辟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丑剧的罪责放到袁克定这样一个第三者身上，把袁称帝的事件由一种历史道路选择的斗争解释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偶然失误。再如清廷海防派与塞防派的斗争竟成了市井泼妇吵架的故事。这一些从手法上讲也有独到之处，但就整个看到却无疑是白玉之瑕。当然这种不自觉历史相对主义倾向还不足以构成对整部小说的价值体系的瓦解而放逐历史规律本身。 初稿于1997年4月11日 定稿于1998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