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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近20年间(1979-1999)的散文批评是乐观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留守处。尽管80年代中后期曾出现过所谓“散文解体论”，但事实上它不仅没能动摇乐观主义对散文批评的支配权，反倒刺激着散文批评进一步加强了与乐观主义的紧密关联，并且使这种关联显得前所未有地理直气壮起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从较深广的角度看来，这只不过是以排斥一切与乐观主义相抵触的倾向为特征的主流话语在过去20年里大力扫荡整个文化层面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如今，这一主流话语的杰作——一个“新时代”的巨型神话——已经赫然兀立于社会思想空间的地平线上，成为各种流行见解的集散中心。就其本质而言，这一主流话语是一种元叙事，它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构筑一个足以笼罩后文革中国社会总体变迁态势的新时代神话，来修复并深化那种坚信历史不断进步的超验观念。 20年来的散文批评主动接受了历史不断进步这一超验观念的约束。它千方百计地把这20年间的散文创作实践阐释成一个连续发生变革的递进过程，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拒否着对它这样阐释可能构成威胁的各方面真实消息。80年代前半期，类似的情况也曾一度出现在小说、诗歌、戏剧等非散文体裁的批评活动中。那是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事业和文化事业携手共度“新时期”蜜月生活的特殊历史氛围相适应的。随着外部干预的力度和频率逐渐加大，80年代后半期的诗歌批评、戏剧批评、小说批评相继从甜美的梦乡里惊醒，表现出脱离“新时期”话语轨道的迹象。到了90年代中期，这种迹象终于扩展为批评立场和批评话语的深刻分化。散文批评避免了这种分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40年代中期以后它再也没能显示出任何一点招致外部干预的动向——，把自己单声部齐唱的姿态从20年前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考虑到20年来社会文化型构的急剧嬗变，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然而，与竖立于政治“新时期”这一话语底座上的庞大的新时代神话相比，这一奇迹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点缀或 附庸。换言之，这奇迹意味着批评的彻底屈从，而不是批评的顽强坚持。 分化后的小说、诗歌、戏剧等非散文体裁的批评当中也各有一支取着与散文批评相仿的姿态。它们和散文批评共同致力于描绘一派与新时代神话的背景相匹配的文学风光。尽管很难估计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对这种描绘出来的风光抱持十足的信任，但至少能够肯定，对那些甘愿沉醉于乐观主义的幻觉而不敢直面真实的人们来说，即便是假象，也完全可以援引为精神上的救命稻草；这类人实际上丝毫不关心自己所获得的信息是否可靠，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如何找到更多和自己声应气求的乐观主义伙伴。 作为超验观念的具象表征，新时代神话亟需广泛的无条件认同而不欢迎任何殷勤的论证，因为论证必将使它的空洞实质暴露于外。近20年的散文批评正是从抑制论证能力和强化认同品格这两个侧面上日益清晰地刻画出了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具有独立自足的属性，不能够派生或支撑别的形象，它带着鲜明的寄生特征，仿佛是以往20年间渐趋巍峨的新时代神话背后拖出来的一抹暗影。在纯文学纯艺术的理想范畴里，这样的形象根本不值一瞥，但目前，人们还不能因此而忽视它。身陷新时代神话围浸之中的人们，有必要借助包括影子在内的所有可资参照的事物来核正自己的感觉。 二 过去的20年被散文批评切割成顺次排列的三段。第一段被命名为“‘五四’散文传统复归时期”，第二段被命名为“散文艺术多元化时期”或“新潮散文崛起时期”，第三段被命名为“散文‘热’时期”。三个时期各有其标志事件：第一个时期的标志事件是巴金的《随想录》陆续面世(1978年12月-1986年9月)，第二个时期的标志事件是女散文家群体和新生代散文家群体在80年代中后期竞相成型，第三个时期的标志事件是所谓“文化散文”进入90年代后迅速激起强烈的市场反响。这三个时期拼接出了一幅可喜而又可疑的三级跳远式的图景。没有任何一套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中国的散文创作实践一定要在20年时间内向前跃进三次。散文批评究竟是从哪里得到了进行上述命名和分期的逻辑保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当今已经膨胀得几近极限的新时代神话略作解析。 如前所述，新时代神话是主流话语专门针对后文革中国社会的特点设置的一种文化表达式，它的结果是一个增加了信誉值的历史不断进步的超验观念。这个观念本来并不属于具备原初自明性的常识范畴，但因它恰好与后文革中国社会惧怕历史倒退或历史轮回的集体意识相契合，所以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它俨然成了不证自明且不容置疑的公理。由此可知，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的真实原因在于它响应了公众普遍的心理期待，而不是因为它经受过了事实或学理的验证。它与新时代神话同样都是现象层次的话语虚构，却常常假借因果链展开相互论证，使对方显得极具意义深度。跨越这重遮蔽之后，容易看出，新时代神话的全部内容乃是环绕着历史不断进步这一超验命题组织起来的一系列特指符号；这一系列符号均与生活世界里的种种具体现象相关，却不触及这些现象本身应有的蕴含，而仅仅是在这些现象和历史不断进步的超验命题之间实施一种强行的语义牵连。化约所有这一系列特指符号将得到三个有序的主题词：1、“解放”，2、“改革”，3、“市场化”。所谓新时代神话，究其根本，最概括地讲，就是以这三个主题词为波源的话语场。 从“解放”到“改革”，再到“市场化”；这一乐观主义风格的陈述既是速度修辞，又是价值修辞。时间的飞矢在这里成了衡定价值水准的尺度，个案和偶然因素在这里成了整体和客观性。与“解放”、“改革”、“市场化”相对应的打倒“四人帮”、推行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这三个政治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无可争辩的。但正如仅拣出一列端端正正指向前方的足迹并不能够证实一个人始终是沿着笔直的路线朝前奔趋的，仅拣出三例意义重大的历史个案也不能够证实一个型构复杂的社会在20年间是毫不耽搁地接连完成了三次飞跃的。然而尽管如此，新时代神话还是凭藉着三个魅力非凡的主题词有效地掩盖了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赢得了人们普遍的信服甚至敬畏。当然也有少数人省悟到，信服和敬畏新时代神话，只等于信服和敬畏时间的流逝以及那三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不等于信服和敬畏某一颠簸不破的客观规律；他们知道，新时代神话并不真的反映着什么客观规律。不过，近20年来，散文批评却没能像小说批评或诗歌批评那样渐渐变成一个善于容留少数人见解的行当。线性的机械进化论全面掌控了散文批评。仿照新时代神话的三个主题词命名并划分出“五四散文传统复归”、“散文艺术多元化”、“散文‘热’”这三个递变时期，仅仅是一个宏观征象。大量见诸各处报刊缝隙的所谓作家论、作品论、流派论文章中，类似的征象比比皆是。 事实不会俯就于崇尚线性思维的人们一厢情愿的梦想。经历过10年文革和20余年后文革社会生活的中国人早该深知这一点。线性思维已再也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助于认识过去、把握现在、预期将来的理据。但散文批评却偏偏是依仗着线性思维引导的进步观念，长久地固守了自己整齐划一、碌碌无为的平庸姿态。 三 进步观念不是超历史的，它一方面成之于历史，另一方面又毁之于历史。乐观主义取消后一方面夸大前一方面，悲观主义无视前一方面而强调后一方面。至少从文学艺术这一角度上来看，20世纪中国的主流话语的基调是乐观主义的。乐观主义本身并没有争夺话语霸权的能力。话语霸权的授予者既不信奉乐观主义，也不信奉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同属技术理性。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的批评活动总体上尚未摆脱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的束缚。所幸的是，近20年，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小说、诗歌等非散文体裁的批评毕竟已开始抵制和驱除浅薄的乐观主义。散文批评相形之下显得格外麻木，它不仅对历史作了片面的乐观主义概括，而且对一些不可多得的富有悲剧内涵的作品采取了非冷落即歪曲的态度。详尽列举具体的例证有待时机。在这里只提出两个实例，一是韦君宜发表于1980年的《当代人的悲剧》，一是巴金的《随想录》。前者除了与《随想录》中的《怀念萧珊》一样，在情感传达的密度和力度上达到了散文这种体裁的极限之外，还在情感传达的复杂程度上逼近了散文的体裁极限。面对这样的作品，散文批评的反应却是沉默。这也难怪。一个充分关注《当代人的悲剧》这类作品的社会，只能是不迷恋乐观主义，不轻信新时代神话，也不寄梦于机械进化论的社会。至于《随想录》，我不认为今天已经有很多人读懂了它，也不认为只要发表些赞扬《随想录》的言论，就算是对《随想录》心领神会了，更不认为一个对《随想录》表示过敬意的人就是说真话的人。《随想录》的评价史和接受史已经构成了《随想录》的对立面。《随想录》所担心的情况在其面世之后并非没有发生，但《随想录》所期待的更多的真话和更多说真话的人却远未出现。 似乎是作为补偿，散文批评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分别对所谓“文化散文”和“新随笔”给予空前热忱的关切，一种与乐观主义同样浅薄的矫揉造作、无痛呻吟的悲观主义乘机收服了散文批评。愁容满面的“文化散文”和激情不已的“新随笔”没有质的区别。诗歌批评里有争议的一组词语——“中年写作”和“青春期写作”或可借来指认“文化散文”及“新随笔”的部分特点。“文化散文”思想取向上引而不发、怨而不怒的保守性，和“新随笔”思想取向上锋芒毕露、斗志昂扬的激进性，同样带有强烈的表演意味，它们都服膺超验的进步观念，都与新时代神话保持着胁从而非疏离的关系；它们的差异只是对超验的进步观念亲和方式的不同；一言蔽之，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是毫无障碍的。 散文批评所短缺的不单单是判定具体作品艺术水准或文化价值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短缺建构自己应有的艺术尺度与文化尺度的勇气和耐心。长期自我压抑论证能力的经历已使散文批评对自己的这种短缺丧失了知觉。这一方面使得它在社会型构和文学机制深刻变动之际，往往不自觉地扮演积极追随主流话语的角色，错过一次又一次与社会型构或文学机制的症结正面撞击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使得那些被其他体裁的批评摈弃了的思维模式和从其他体裁的批评活动中撤退出来的人很方便很轻易地汇集到散文批评当中，进而把散文批评营造成一个适于赋闲怀旧的场所。 最近20年间文学创作领域的变化总的来说是结构性的，散文创作更不例外。20年的时间仅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可供有才情有抱负的人们展开创造性试验的较为完整的文学格局。这样的格局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就曾经颇具规模。以“个人”的发现为最大特色的文类，青年作家群体和女作家群体，受启于中西最新文化哲学思潮而进行活泼大胆的探索的创作流派，对创作实践主动发挥反馈功效的出版市场，所有这些被20年来的散文批评引以为骄傲的“新现象”都是历史镜头的闪回。昔日再现是可庆幸的呢，还是可悲哀的呢？不管怎样，这一切早经散文批评的粉饰而变得喜气洋洋。在新时代神话全方位重组人文话语的工程方兴未艾的境遇中，包括散文批评在内的整个文学批评都面临严峻的抉择。这是一个与单纯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绝缘的时代。正像那句被赋予了重大含义的著名的俗话“摸着石头过河”所提示的，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在这个时代应当受人倚重。散文批评若有所谓前途可言，无非也只能虚心听取这样的提示。作为一个恰当的开端，从事散文批评的人谁也不必自称已经懂得好的散文作品是什么样的，或什么样的散文作品才是好的；首先需要做的是反省，看看我们现存的散文批评是否真的有资格履行培养读者的职责，我们的散文批评本身是否已对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作品有了足够的预感或准备。 (作者通讯地址：复旦大学南区11—304 邮编：200437)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