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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如同我们和我们的影子。人和人之间距离越近，发生矛盾的几率就越大。比如，朝夕相伴的夫妻，大多磕磕碰碰度过了一生。这种状态也存在于作家和评论家之间，他们往往貌合神离。 大多数作家对评论家的品头论足颇有微词，多少会觉得他们不过是一些只会“纸上谈兵”者。而大多数评论家有意无意都戴着放大镜透视作家的作品，甚至吹毛求疵。 但二者始终得如影随形，在矛盾中“对话”。 中国当代文坛，有不少曾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批评家，他们将大半生精力倾注于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作品批评。但是，近年来他们开始“不务正业”，用心于散文创作，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因为“学养”深厚，尤其是文学基本功扎实，加上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骨子里沉潜的文学资质，他们的作品自然就超越了仅凭“才气”、“激情”和“感觉”写作的局限。无论是题材的突破、写作技法的圆熟驾驭，还是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都值得细细品味。李元洛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元洛已出版《诗美学》等诗学著作十种，以及散文、随笔集《凤凰游》、《书院清池》、《吹箫说剑》、《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唱千秋———绝句文化大散文》等。其中，《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代表了其散文的最高成就，尤以《月光奏鸣曲》、《汩罗江之祭》、《青海青》、《钗头凤》等篇章最令人沉思玩味。 李元洛从事了数十年诗歌评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评家。他由诗评转向散文创作，缘于友人劝谕“：与其吹捧过眼云烟，何不自己舞弄烟云哉!”事实上，他进行散文写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他笃信“，有生气的文学评论文字，也应该近似可观可读的散文”，故他写评论时，“总要求笔管有感情，笔下有文才，而羞为土八股与洋八股”[1]。这样“，以文为论”，就成了他“诗评”的最大特色。此类评论文章“，比读被他评论的诗更觉灵韵飞扬，唇齿留香，飒飒英气拂面而来”[2]。像大多数有着“学者”背景的作家一样，李元洛也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他认为“，散文，可以让文字挽留我体验过的美的事物和美的情感，留下生活中和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雪泥鸿爪，同时，散文创作是对生活与语言感性的体验，形象的征服，境界的创造”。[3]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便如醉如痴“，朝阳唤我，夕照留我，深宵不眠的孤灯伴我，让展卷的书页计算白昼有多长，让不倦的健笔测量夜晚有多深”[4]。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致力于散文文体创新，即诗论与散文的结合，兼容诗论家的学养和散文家的文学情感性。《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和《绝唱千秋》等著作，记载了其熟读唐诗、宋词、元曲等之后最真切的内心律动，以及融古通今强烈的情感碰撞。学者的理性和作家感性相融，便生成了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文化散文”。 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人有我，有情有义，征引博富，文采风流”[5]，既是反传统的“诗论”，又是别具一格的“散文”，是真正的学者散文。比如，《钗头凤》一文，虽为解读陆游的脍炙人口的名作《钗头凤》，却不同于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作品赏析。通过对陆游和唐婉的悲剧爱情故事的铺叙，表达了作者满怀的悲悯。文章开篇，却以“我”为主“，这就是我怀想梦寐了近千年之久的大名鼎鼎的沈园吗？……我从楚云湘雨之间，远道匆匆赶来浙江……就是为了到此寻觅陆游多次游历的遗踪，哪怕是一枚脚印”。伴随着“我”的游踪，“我”对陆游和他的《钗头凤》的读解渐渐深入。“我在沈园徘徊，耳边仿佛还有《钗头凤》的低吟之声传来”，慨叹物非人亦非“，那园内的伤心桥呢？伤心桥下碧绿的春波呢？春波上照影的丽人呢？”进而深入“陆游”的内心“，我想陆游在作绝笔之诗《示儿》之时，除了想到收复中原，该也会最后一次想到他的唐婉吧？”表达了对陆游的真切理解“，无情未必真豪杰，惟真豪杰才有真性情，艺术地表现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在文章结尾处，“我”再一次寄托了一腔幽思“，我在沈园只留连半日，却怀古千年。……还有我少年时即已点燃而今才远道送来的一炷心香”。至此，作者的主体情思没有被“文化”所淹没“，我”的所有情感都融会在一首《钗头凤》中。 除文体创新之外，李元洛散文还追求“诗意”。即深刻新颖的思想，优美充沛的感情，丰富美丽的想像和耐人寻味的意境，精炼、鲜明富于美感的语言。他的散文语言优美，才情葱郁，具有诗的质感。比如“，时隔千载之后，我于一个早秋之日从北京远去青海，在西部边陲的月夜，我竟然和唐代边塞诗中的明月撞了个满怀。至今回忆往事，仍可拾起几片粼粼的月光”(《月光奏鸣曲》)；情感澎湃，激情四溢，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势，仿佛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仅从运笔的走势，以及情感流动的速率，很难判断写作者的年龄。比如“，四十年前初识，四十年后重来。人生有多少四十载？当火车离开西宁，汽笛长鸣，我伏在窗口不禁频频回首：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呢？青海，青海，青海青，青青的海啊!”(《青海青》)。在《钗头凤》中，他叙说“我”作别沈园时的心境写道“，历尽沧桑啊阅尽兴亡，画角之声当然听不到了，柳树也早已无数次地改朝换代。然而，为陆游轰轰烈烈的壮志悱悱恻恻的爱情以及他的千古绝唱作证，仍有园内历时千年的一池春水，仍有我离去时城上欲落未落的一丸夕阳，还有我，还有我少年时即已点燃而今才远道送来的一炷心香”。“画角”“、柳树”“、一池春水”“、一丸夕阳”“、一炷心香”等幽雅的意象，被“我”留连难舍的情感连缀在一起，诗情、才情和不老的激情浸淫在字里行间，增添了文章的“诗意”，形成了李元洛散文的独特风格。 李元洛以“散文”为信物“，约会”远逝的诗人，与他们的诗词歌赋“对话”。尽管对话现场的另一方处于缺席状态，作为惟一的到场者的作者，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独语者”，但是，这“独语者”的对话姿态却弥补了缺席的空白。尽管物非人亦非，交流不但没有受到时空隔阻，因为有了写作主体的真情告白，反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鸣效应，把读者吸纳入这种对话语境中，读来仿佛身临其境。比如，他写出了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数十年灵犀相通的恋人情怀，他们“曾伴随我人生的花信年华。……我们常常在春天的黄昏渡江登岛，在江边的一伞树阴下等待月上柳梢头。春江浩荡，当万古如斯的一轮月华从江中涌出，江干白沙如雪，长洲花林似雾，我年轻的心中如痴如醉的是张若虚的诗句。……数十年过去了湘江早已没有过去的清且涟漪……我和少年的恋人如今也华年已老，但我心中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液》啊，永远年轻年轻。”(《月光奏鸣曲》) 李元洛拒斥散文“缺乏对生活新颖而深刻的认识与发现，没有时代的激情，却醉心于雕章琢句”[6]，虽着笔于古诗词，但其意不在为附庸风雅而风花雪月，也不只是书生意气式的感怀伤世。他的散文“当下感”浓烈，情感古今相通、相同，忧患推古及今。他一遍遍赏识古诗词歌赋中的美丽风景，不由自主按图索骥，审视诗人当年借景抒怀的现场，一次次忧惧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文的破坏。这种浓郁的环保忧患意识，体现了一个当代文人的文化良知。比如“，赣江江心的红谷滩、凤凰洲历历在目，那该是王勃文章中所说的‘临帝子之长洲’吧，它们依然可以为王勃当年的走笔挥毫作证。不过，似乎听不到响穷彭蠡之滨的‘渔舟唱晚’，只有南来北去的机帆船的突突之声隐隐传来；也已经不完全再是‘山原旷其盈视’……东来西往的车轮和汽笛，早已代替了唐代的鸡声和马蹄”(《走向盛唐》)；他读《钗头凤》，为陆游和唐婉的生死恋郁结难开，进而感喟当下情爱观令人忧虑的“变化”，“英雄有嶙峋的铁骨，也有温软的柔肠，如此锥心泣血的执着的爱情，怎不令天下的有情种子也泫然一哭？……在今日的红尘俗世中，纯洁高尚地老天荒的爱情日益寥落，如同盛夏过后的莲花，究竟还有多少人会为陆游击节而歌扼腕而叹息？”(《宋词之旅》) 李元洛散文追求“诗意”的表达效果，行文激情澎湃，但有时略欠节制。然而，瑕不掩瑜，李元洛散文对当代散文“文体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新品类，对中国古典诗词歌赋和古典文化的传扬，穷尽了“一介书生”的人文良知。 注释： [1][3]李元洛：《吹箫说剑·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贾宝泉：《书院清池·江南江北送春归(代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李元洛：《怅望千秋：唐诗之旅·自序》，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5]刘锡庆主编：《精读文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6]李元洛：转引自《吹箫说剑·附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