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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这个年代不是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它不仅没有为小说的成长提供一片沃土，反而成为了文学生长的戈壁，而且险滩丛生，荆棘密布。 在这样一个时代精神与小说本质相背离的时代，小说的死亡并非痴人说梦，它甚至早已发生。它的发生不露痕迹，难以察觉，那是因为小说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上了一张媚俗的嬉皮笑脸在粉墨登场。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极权的世界，施暴的不是政治或军队，而是技术的进步，它通过无孔不入的传媒侵占了私人空间，成功地对人们的大脑执行了清洗，大家“分享着制度的好处”，幸福地过着几乎同样的所谓“另类生活”。人们被表象的繁荣所麻痹，认识不到这是一个舒服的不自由的社会，一个安然自得的极权社会，连本应保持警觉的高层文化也折断了想象的翅膀，丧失了批判与否定色彩，被商业社会收编。同样，仿佛刚刚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掌控的小说，重新在金钱和市场面前失去贞洁。于是，理想被现实所超越。然而就其先进性而言，艺术应该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但是在现代社会，为在文学语言中恢复大拒绝的努力，遭到了反被这些努力所要拒斥的东西吞并的命运，这种吞并的正当性由技术进步所证明；拒绝本身却被社会苦难的减轻所拒绝。 虽然这个时代仿佛不是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存在在今天才显得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必要和具有意义。况且，哪里有对人的压抑和扭曲，哪里就会有呼唤自由的声音。因此今天又正是一个最易于出现小说的年代。人性被技术化、商品化、强权化挤压得过于严酷，恰恰为好的小说的产生提供了一片沃土。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却对此熟视无睹。 在严峻的时代，唤醒沉睡者，这是一个古老的小说美学的雄心，也是小说的精神与理想。从“饥饿”的卡夫卡到“呐喊”的鲁迅，作家一直是苦闷时代的精神抗争者。面对今天社会苦难表面的被减轻，作家仍然应该是既困顿又孤独的过客，即使前方长着百合和蔷薇，他还是要揭示那其实是一块坟地。即使有无数美味佳肴，艺术家还是会以没有“可口的食物”为由，宁愿饿死。面对艺术无可挽回的颓势，卡夫卡的寓言是一种哀号和无奈，而在这曲挽歌中他又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注脚。艺术家固守着信仰，固守着艺术，作为艺术的殉道者，卡夫卡坚信，作家“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他宁愿将艺术变成艺术家自我戕害的“伤口”，也不愿将它作为糖果媚俗地取悦于观众。因为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不是娱乐，而是一种祈祷和赎罪。 作为痛苦的承担者，作家需要的不仅是良知，还要有勇气和超越它的觉悟，他应成为一名斗士，而不是沦为绝望的奴隶。无论是卡夫卡还是鲁迅，他们都曾从自身绝望的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壁垒的力量，希望的渺茫和不定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沉沦。“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作为牺牲者和受难者，他们炼狱般的受难为人类超越苦难和黑暗提供了标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小说的真正理想和精神的最高代表。因为艺术家所发现的东西正是大多数人想用终生的沉默来回避和遗忘的东西。惊醒沉睡者，做他们的精神引领者，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今天，中国当下的小说在荆棘中跋涉，艰难而迷茫。文学置身于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与传媒膨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步入文坛，构筑着新的空间；小说进入市场，成为一种“消费品”，艺术价值被交换价值所代替，小说不得不寻找迎合市场的“卖点”，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变成巨大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一个标本。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经济化”，但市场的美学意识是讨人高兴，引得更多人的注意，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这正与小说的理想与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卡夫卡的预言成为了现实，艺术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商品而失去自律性。越来越多的因素在诱惑着文学，小说从未象今天这样被更多的外界力量分解和利用，它随时都在离开自己的世界，向当下利益投降，成为它的俘虏。当然，市场的存在是文学无可选择的宿命，它不仅提供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但重要的是作家要以何种方式在市场的背景下做文学式的发言，而不是穿着文学的戏装做一场“市场秀”。我们不可能要求小说蜕变成整场严肃的革命样板戏，但它也不应该是像今天这样的小丑和杂耍的拙劣表演。 中国小说从未如此热闹非凡，不说它“流派众多”，是因为据说现在是一种“无命名”状态，无法归类，足见其“繁荣”。但总体说来，时髦作家太多，好小说太少；美女作家太多，美好的文学太少。在这个诱惑众多的时代，作家不再愿意承担自己的使命，但这也不足以成为中国当下难以产生好小说的全部理由。因为穷，就可以全去偷吗？因为“年景”不好，作家就被允许高喊“越堕落越快乐”吗？面对百年难遇的旱灾，农民可以在明知收成几近为零的情况下，连种四次秧苗，旱死再种，因为“我们就是种地的么!”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农民尚且有如此朴素的职业操守，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职业操守在哪里？两千多年前，临终前的苏格拉底对那些判处他死刑的人们说，这个国家象一匹硕大的骏马，行动迟缓，它需要一只牛虻不停地叮咬它，责备它，激励它。哲学家自己就是一只神赐予这个国家的牛虻，即使要被踩死，他也不会放弃这一使命。今天的中国作家还会坚持做那只不讨喜欢的牛虻吗？还是忙不迭地争着做一只唱赞歌的蜜蜂？ 虽然有一部分中国作家仍然“以笔为旗”，在拒绝与抗争中营造“精神家园”，但不容忽视的是，更多的无数个豪饮暴食的胃代替了忧郁、沉思而饥饿的艺术家。他们忘了真正好的作品都应该“唤醒着对自由的回忆，这种自由使得当下流行的标准成为偏见和粗俗的东西”，它应该“保留着由宗教中升华出来的乌托邦”，成为欲望化时代“迷路人”的导航者。但许多作家丧失了觉悟，精神的超升变成了自甘堕落，有的甚至打着“平民化”、“人性化”的幌子，躲避“崇高”，出卖色相，哗众取宠，推卸责任。他们情愿放下旗帜，拿起秤砣，出卖良知，兜售艺术。于是文学与思想分离，小说与它的精神和理想分道扬镳，媚俗应运而生。殊不知，与媚俗调情是最卑劣的随波逐流。昆德拉说：媚俗就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自己思索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作家媚俗是小说的悲哀，卡夫卡式的将艺术视为一种信仰的姿态，那种将死亡作为赌注去关注人类生存的执著与悲悯，早已随着“可口的食物”一起被吞了下去。而饥饿艺术家为了艺术的良心，放弃了嘴，宁愿饿死的故事在今天只能成为笑谈。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每个作家都应该清楚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去向，是遵守文学的原则，还是依照市场的规律；是要小说的理想，还是求商业的利润；是固守作家的职业操守，还是出卖良知，为媚俗推波助澜？做什么，怎样做，这将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但无论如何不应忘记的是，真正的小说应该永远坚持以虚构和幻想从事实的平面赢得人性的超越。为了固守自己的精神立场，作家就不免要和贫瘠的时代和贫乏的精神一同忍受贫困，在这“饥饿”中，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忍受、等候和盼望。因为对于我们人类，精神将永远是承载者和统治者，是首先的也必将是最终的。 (通讯地址：天津师大外语系 邮编：300073，)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