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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文化就是其中之一。眼下，吃饭有饮食文化，游山玩水有旅游文化，养猫养狗有宠物文化，拉屎拉尿有厕所文化，男欢女爱有性文化，封建迷信有命相文化，聚众赌博有麻将文化。还有什么鞋文化、纸文化、药文化、水文化。最后上海又冒出了浴文化(搓背、挖耳、按摩、松骨外加修脚)，如此化下去，什么都可以文化了。 再看文艺界：成批作坊式生产的通俗文学作品大量上市，大打擦边球的黄色文艺层出不穷。任意夸张、无中生有的政治履闻，以影坛花边新闻为内容的隐私文学，甚或壮阳提神的秘言典籍，算命看相、占卜吉凶、择风水的迷信书刊充斥地摊，以至进入书肆，而雅文化则被逐出市场，无地自容，甚至想取得“出生证”必得自掏腰包。 黄金宴、牛奶浴虽遭非议，然而类似的事情一旦附丽于文化，人们便退避三舍，暧昧了起来。花几百万排一出戏，上演了几场便“冷藏”了起来；出版社争相出版精装本、珍藏本、豪华本，而后是这个系统那个系统工程。一套书几千元、上万元、几十万元，谁买得起？这种豪华、浪费一经文化的包装与庇护也就堂而皇之起来，无人批评了。 伴随着这种浮躁的文化冲击，人们在起名上也存在着媚俗、猎奇、崇洋、玩噱头的倾向。前一阵子，歌厅酒楼称王称帝、数典忘祖，随处可见，什么“黑风寨”、“南霸天”、“座山雕”、“武大郎”、“孙二娘”、“帝豪”、“凯撒”、“彼得大帝”……儿童食品叫“小俩口”、“泡妞”，于是商场里孩子们冲爸爸妈妈叫“我要泡妞!”中秋节月饼也别出心裁叫什么“老婆月饼”、“老公月饼”，于是柜台前又出现了新的景观———顾客忙着向售货员要“老婆”、“老公”，令人啼笑皆非。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原本庄严、沉重的信念一下子变得可以轻易丢却了。人们似乎走进了一个渎神的季节。什么都无所谓，包括理想、道德、信仰都可以不顾，于是昔日无法想象和容忍的德行大行其道。 随着理想与信念的式微，社会上充斥着贪婪、浅薄、浮躁与虚假。人们做人的标准不再是以往先验的人文法则与律令，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我合适，随时可以改弦更张。为真理与理想而殉道的英雄主义不再为一些青年人所理解，更多的追求则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的浮泛与短期行为，以及“过把瘾就死”的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赌徒心态，“潇洒走一回”、“何不游戏人生”的玩世不恭。地摊文化便是这种心态的幻化，于是严肃文化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微。 失掉价值取向的社会必将走上混沌与茫然。事实上，现代人已经越来越多地体验到了浮躁焦灼、无望与疲惫。在市场大潮中，一些有钱人一旦介入文化，任何东西都可罩上文化的光环，文化载体也就成了装饰与道具，成了钱文化。到头来不是文化改造了人类，倒是金钱改造了文化。从此文化走向了流行时尚的附庸，有钱有闲者流手中任意摆弄的棋子。说到底，拥有大量货币的人，他们为了在精神上也赢得至尊，必然竭力地营造自己(哪怕是虚假的)上流文化形象的包装，以求得平衡。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文化虽然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然其魅力依然，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将其当作挡箭牌、遮羞布、招牌与广告，借文化之名吃文化。于是金钱的幽灵扮演着文化的主角，金钱成为文化的唯一原则；文化成为少数人的文化；文化的品位沦为金钱的品位。于是社会的浮躁与倾斜、浅薄与虚假便在一个个文化热点的喧嚣中被粉饰被庇护。 文化必须打假!剔除那些诲淫诲盗、数典忘祖的伪文化，并让其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文化才免遭浩劫，也不再悲哀。 轰动全球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帕米西认为， 21世纪综合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就表明，下个世纪的中国能否在国际上确立自己泱泱大国的强大威望有赖于当今青年人素质的提高。 我国文盲已达1·8亿人，青年文盲占36·1%；在文化消费结构上则严重失衡，物质生活盲目追求，文化消费十分吝啬。青年人文化素质的低下与浅薄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漠与对西洋文化的盲目追求上。有关人士惊呼：警惕中华文化长城被毁!黄色书刊、黄色录相的观看者及赌博的参与者青年人占极大一部分。对中华文化底蕴的丧失导致了社会公德的失范，犯罪率上升，尤其是恶性犯罪与女青年犯罪比例明显增大。 传统的古典主义文化，在简单机械的复制文化快餐中被消解殆尽，程式化与平民化的大众文化娱乐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并与商品竞争社会紧张加剧的市民心态相契合。长此以往，人们在感官的愉悦宣泄中受到剥蚀，丧失掉心灵的自由。 经济与文化是每个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两翼，都必须同时给予关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我们这个文化发展自身并不健全的国度，越发使人感到文化力量的贫乏与滞后，几乎不足以支撑起文化人的脊梁，更遑论建设全民族健全的文化形象。应该看到，旧的传统文化只能给我们一部分可资依据的营养，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涌入，又使得中国的知识界措手不及。尽管国内也讨论了一些人文命题，但对一般百姓并无触动，而简明实际的经济利益得失这一价值观念，却毫不费力地让一大群文化人心态出现了倾斜。由于金钱的驱动，使一些文人对有偿广告、畅销书、热门电视剧等趋之若鹜。哪里给钱多，哪里便麇集着这样一批势利文化。 文学也曾有过辉煌得过于神圣的时代，那是一种不正常的民族寓言神话。文学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与全部，它必然要走向边缘而忍受冷漠与孤独。随着商品大潮的冲击，也必然呈现出它的脆弱、虚幻、窘迫与困顿。文人也愈发地茫然，无所适从。在现今社会，当市场功利意识填满一些作家头脑的时候，作家的想象力更多地落入了金钱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了。他们的文字渐渐失去自我的张力而充斥着诲淫诲盗与暴力，趋时媚俗成为他们笔下的第一需要，宁可封闭掉自己的声音与心灵而沦为世俗的奴仆。文人自身固有的价值观念正在丧失殆尽，文人们要想恢复自身纯正的形象，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寻找当代文化意识的生命体验，形成自己的话语模式，否则便难以立身立本。 面对人文精神大面积的崩塌与迷乱，当前必须倡导理想的崇高精神与对人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必须关注人的精神取向。 市场经济激活了社会，解放了人的潜能，物质生活确实得到了提高。然而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尚未形成，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仍相当顽固地污染着社会风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呼唤人的良知，人的尊严，人的崇高，人的信仰与人类道德理想的回归。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文化的主要职责不在满足人们一时感官的宣泄与消遣，而在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文化艺术有责任在净化人们灵魂、培育良好的国民素质上有所建树。 一位学者赴韩国访问，向一位韩国教授夸赞他们经济的繁荣。而对方却说，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我们没有鲁迅。在这里，鲁迅作为一种文化的价值，一种优越的国民人文品格，一种国家的精神象征，出现、昭示于世人面前。诚然，我们需要经济的繁荣，但更需要一种特有的炎黄文化风度，来标识民族文化的辉煌与独特魅力，需要诸如李白、杜甫、屈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巨人与世界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 中国的文化人，在如此人文态势下，究竟如何动作呢？我以为，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在还没有建立起自身强有力的精神依托前，应该驱除浮泛心理，沉静下来，从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那里与外国文化的精华中寻求自身的生存支点。而文化人的自身存在便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呈现，其本身的生活态度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标志，一种社会的感召，也是对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了。 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许多因子同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矛盾，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还非常有益，最主要的是它能减轻社会转型期的震荡。以市场经济为中心，为坐标，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之积淀与精华，重振华夏民族的民风民气，应该是现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是一种强大民族精神的内驱力。即便是文革时代，几千年来沿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等传统文化观念，依然对那些“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构成一定的制约。在现代商业文化中，不仅不应被抛弃，而其在抗拒商业性大众文化消极一面的功能应受到重视与扶植。然而，传统文化的资源毕竟流失得过于严重，特别是先贤崇尚的“敬业乐群”意识在青年人身上淡化为“我合适就行”，“诚信为本”被“我是流氓我怕谁”所取代，“乐天淳厚”也变作了“冷漠刻薄”。青年人支配行为的实用理性是一切以一己的短视利益为准则，面对社会公益事业、公共道德秩序缺乏应有的热情。在诗人顾城和留学生卢钢杀人后的舆论反馈中所表现出来的非道德倾向说明，青年人迫切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呵护与引渡。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迫切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同时，完全抛开本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无疑是一种失职与无知。 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以后的多次政治动荡后，中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我们目前的文化应该说远未成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价值尺度、道德伦理、人生信仰、生活观念都有待于重新构建。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说，中国将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迎接二十一世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项工程的开展。如果我们不善于从传统中寻求支柱，不善于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我们面前将是一片混沌与茫然。到那时将为时晚矣。这决非耸人听闻。继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就是我们必然的结论。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