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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关于“王朔向金庸叫板”的炒作，着实给各类报刊带来了一些商机，也让大伙有了新的谈资。以我读王朔的经验，有劲的时候居多。但这次是一个例外。本不想掺合，只是得知王朔最恨别人不理睬他，出于多年来对其作品的赞赏爱屋及乌地连带到王朔其人，觉得还是应予以响应，给他一把援助。 《我看金庸》一文的一大特点是“怪”：虽然从口气与腔调来看，依然是那个“顽主”在说话；但在立场上正好完全相反，属于以往最遭顽主们痛恨的假正经派。本以为小顽主与老顽童多少有些亲近，见了面即使不行个弟子礼至少也得认个师兄什么的；就算不成哥们儿，起码也会结成“友好邻邦”，能与之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不仅是因为两位都是好作家，也在于他们的作品在我看来有着相近的叛逆精神和理想主义品格。可偏偏并非如此。这就是生活，永远会给你惊讶，让你因意想不到而为之折服。事情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小顽主向老顽童表示了“非常厌恶”，仅仅是因为老顽童不接招才避免了一场“窝里斗”。要不然，情形真的有点不妙。当然，小顽主的行为无须任何理由即使是无理取闹也是他的权力。对于在江湖上闯荡多年的老顽童，这样的世面自然见过。但如果我们把小顽主的这番言辞不仅当作一种“文学批评”，而且还以为它有几分道理，那就得费点口舌，对事情作些分辨。 王文中对金庸的批评用了一些“关键词”，比如“画片”、“罪犯”、“匪帮”、“机器人”、“野生动物”等等。除这些明显属于情绪渲泄因而无须理会的话语之外，存下真正有点意思的也就是两条：一是“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二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清楚”。前者以“事实性”来定位艺术性实在幼稚，故虽然为一些批评家所屡试不爽，但从未能真正得手。这点别人即使不太闹得明白，身为名作家的王朔不会不清楚。要不然他至今最多也只能在新闻界里呆着，不可能来小说界谋生。后者以道德影响来要求小说，不仅更不得要领，还让人感到一种悲哀。常言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王朔的这番指控不仅完全不实而且十分卑劣，属于韦小宝的套路。他所采取的正是当年一些伪批评对其作品采用的手段，使其迄今仍冠有“痞子作家”之名。 我一直认为，以这样一个名称来命名王朔写作，乃是当代中国文坛的第一号冤案。只要他的作品能经得住时间的筛选，这个案不能不翻。但眼下所发生的事情使这项工作增加了一些难度。因为说来说去，促使王朔此番向金庸下手的主要动因，不仅是由于“他的名气太大”，而且还在于“有人因为他如此高大而对内地作家很失望”。总之是金庸作品近年来声誉日隆盖了我们王顽主的风头，和“老金”的作品相比明摆着“小王”落下风。这前辈一点面子也不给，怎能不让人有情绪？自打在文坛露脸以来还从未栽在谁手上，就怪不得顽主如此开口：“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尽管是很厉害的一招，但还是落空了。因为虽然幽默是一种高级智慧，油滑则只是一种低档次的胡闹；尽管艺术上的讽刺能显出深刻，人身攻讦却只能是无聊。因而虽然只是过了一招，其实已经分出胜负。这些王朔自然都懂，王朔不只是精明而且刀枪不入，这早已不是国家机密。他之所以仍有这等表现，实在是因为虽然无招也硬要上。这口恶气不能不出，这点让人同情。 旧时代农民兄弟的一般愿望是成为地主，最大理想是当上皇帝。岁月无情，没有常胜将军和能真正永葆青春的生命，即使是曾经聪明无比的“来自大院的年轻人”，也会在上了点年纪后开始说胡话。这些个道理大家伙其实都明白。只是当它真的出现在你所欣赏的人比如王朔身上，眼看着这位昔日的顽主已不再好玩，你还是会感到有点儿于心不忍。这也怨我们的当代文坛没有多少种子选手可供选拔。好不容易有了个王朔，即使你自己无意于诺贝尔文学奖，起码也得从集体利益出发，为咱爸咱妈在亚洲撑个门面。再怎么着，就算我们的作家自个愿意见好就收，有了点名和利后便不思上进，也不应该过于自暴自弃，心里有气就骂人。还是得有话好好说，至少应设法让自己看上去很美。 当然，王朔的文章也并非一无可取。比如讲这篇东西处处显示着一种个体化立场就如作者事后所声明的那样，是“很个人化的一篇读后感”。这样对方即便听着刺耳但心里还比较踏实，没有文学之外的压力。不像有些职业批评家，明明也是个人意见却总爱打着集体和团队的名号来壮大声势。不仅老想迫使别人就范，而且还不容别人反驳。相比之下，王朔此文仿佛有意露出自己的破绽让人来出击的模样，倒显得十分难得。不过这也是一种悲哀：我们的批评界除了一些老想充当文学警察的伪批评，和“一点正经没有”的个人意见之外，还有什么呢？ (作者通讯地址：杭州市浙江大学文学院 邮编：310027)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