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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样升起》(以下简称《太阳》)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1926年问世以来，有关这部作品的评论不仅浩如烟海，同时人言人殊，观点分歧不少。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拥有那么多忠实的仰慕者，同时又有那么多猛烈的抨击者，这是颇有意味的。它起码表明作品构造了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世界，可供不同趣味、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挖掘。本文不打算介入评论家们在既定的视角下产生的争论，而试图换一种解读的角度对《太阳》进行价值层面的审视。 一 《太阳》在西方已经有了充分的前期研究，中国的评论家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不少评论家用“象征主义”或其他观点来分析海明威的创作手法。大致看来，这一类研究、解读、分析和评论，主要关心的是艺术感受和内容阐释层面，或对作者创作手法及风格特点的把握。无疑，所有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读者理解文本，把握文本的整体意蕴和个性特征，增强审美感受。 当然，对于一个艺术品的把握可以就到艺术感受和内容阐释为止。可是中国的评论家们面对现阶段中国文学的状况，仅从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出发进行文学批评是不够的。为什么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经典之作？《阿Q正传》那样的体现对世界独特发现和理解的作品为什么后无来者？而依附于西方价值观的中国新潮小说为什么很快过时？针对中国文学鲜能以真正具有人文意义上的伟大作品贡献于世界的现状，我们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价值论的批评。这种价值论批评不胶着于对作品所描述和涵盖的内容的把握，也不仅仅从文本自身去分析和认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它是把一部作品看做一个独特的世界，并以此为批评尺度分析一部作品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实现这种独特所达到的程度。真正的经典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这种“独特”从哲学层面上来讲就是一种世界观，或对世界的独特发现和体验。“独特”的世界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对立、否定和超越了现实，而又具有其独特丰富性的世界。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地下室手记》)就既是一个人格分裂、精神无力、心理变态的现代人世界，更是一个作家自己创造的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惟独我展示出地下室里那种处于极大痛苦、处于自我精神折磨、思念美好的东西而没有获得它的可悲情形……”[1]他发现了每个人的灵魂地下室。鲁迅以《阿Q正传》贡献了一种对中国人人性的独特发现。在阿Q出现之前，我们并没有那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精神胜利法”。依据这样的尺度，海明威也属世界经典作家之列。因为打不败的“硬汉子”就是他的独特世界的精神支撑。“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2]，这是他对待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也是他独特的世界观。然而，海明威的创作不是短期行为，他的独特的世界就是在他的思考、探索中发现、建设、完成的。《太阳》昭示着这个世界的来临，《老人与海》则是这个世界完成的标志。 二 《太阳》描写的是战后一群英美青年终日浪迹巴黎街头以及西班牙等地的故事。评论界把这部书看做“迷惘的一代”的宣言，海明威则因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身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注意。在《太阳》中，海明威以爱情的死亡为主线充分反映了一次大战以后的那一代青年茫然若失，消极遁世，放荡不羁的精神面貌，使读者对“迷惘的一代”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一次大战中爱情的死亡是2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主要作家都描写过它，不过常常把它作为战后广阔场景的一部分，而惟有海明威整个地抓住了这个题目，又以连续性的小说体裁表达出来。尽管如此，他并不是以爱情的死亡为写作目的，而是将它化为创作的材料并以自己的理解贯穿其中。在《太阳》中，爱情的死亡体现了海明威对世界的深刻理解———虚无。杰克·巴恩斯的伤残只是他精神虚弱的一个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群移居巴黎的艺术家、作家和社会弃儿全都因战争而变得软弱无能。和杰克灵犀相通的情人布莱特也因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女性气质。海明威暗示道：战争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信念，也改变了人的性别特征。小说的结尾，杰克对布莱特的回答肯定了隐藏在他所受痛苦背后的幻想的彻底毁灭。也就是说，即使他没有受伤，即使他活过了大战并保全了自己的性爱能力，他与布莱特也不可能成为一对真正的爱人。正像杰克看到的那样，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爱情已经死去。 当很多人还生活在战前那种陈旧而虚妄价值观念里的时候，海明威已经看到了西方传统文明的崩溃。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有意将主人公写成寓言性的角色，通过他们的爱情的死亡，海明威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并让读者看到了在“迷惘的一代”中，他的主人公的真实面貌。他们浪迹巴黎街头，喝酒，迷恋女人，闲聊，不务正业，的确显示出时代特征。但在海明威笔下，他们毕竟有别于“迷惘的一代”，因为他们没有丧失自我意识。以布莱特为例，一般说来，海明威笔下的妇女形象大都是依附于男主人公的配角，在表现形式上，她们的命运是由男主人公来安排的。可是，布莱特有主见，有思想，即使在混乱不堪的生活中也有自己的选择。由此可见，海明威的主人公并没有停止思想，他们只是为了获得愚者的那种精神轻松，拼命把自己装作愚者。海明威十分反感斯泰因对他说的那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他愤怒地说：“我没有迷失方向。……我认为这一代人也许是在许多方面受了损害，但是，……如果说我们也都迷失了方向或者受了损害，那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我们是坚强的一代，虽说没受过什么教育(我们中的某些人)，但你还是可以永远信赖他们的。”[3]与其说海明威已被公推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不如说至少在《太阳》这部作品中，他的主人公已经比“迷惘的一代”高出一筹。 与海明威同属“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还有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康·福克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这些作品虽然有个性和风格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故事情节、人物以及叙述风格、语言特征的差异)，但对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眼里，一次大战导致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虚伪、偏见、粗俗，社会窒息变态，不可救药。他们的作品大都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问题，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如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也反映了“迷惘的一代”的时代特征，可是那是在传统死后仍然追寻传统的迷惘，是关于贵族式的个人理想的幻灭，没有拯救自我、超越自我的能力。他笔下轻浮、缺乏深度的人物正好与《太阳》的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正当菲茨杰拉德的人物幻想并失望的时候，海明威的人物却在忙于制定生存法则。海明威引导他们学会在虚无的世界里生存、成长、建立自己。由此可以看出，海明威正努力创作一部不同于“迷惘的一代”的作品，并建立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新的世界。 三 在海明威看来，战争给人的生命和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已土崩瓦解，新的价值尚未确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惶惶然的无序状态。作为一个战后的小说家，本来揭示出时代的特征，表达出对战争的否定和对现实的批判就可以了，与海明威同时代的其他几位作家就是这样做的。诸如舍伍德·安德森，他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反映的就是那个小镇所有的生活在困惑中的茫然。他笔下的人物永远在追寻，他认为美国人全都一样，大家都是萍踪无定、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很少有人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帕索斯的《曼哈顿过渡》和《美国》写的也都是个人在各方面的失败，表现的是愤怒和失望。所有这些作品中都不乏深刻而真实的描写，也不乏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都在这共性化的写实和批判面前止步了，只有海明威在进行批判与创造一体化的努力，在《太阳》这部作品中，他没有停留在那个虚无的世界，而是将它作为他要努力建立的个体化世界的起点。 处于绝望中的杰克，最终在斗牛场发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在那里，海明威要帮助青年一代走出绝境，建立新的价值。对于杰克这样身心都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的人来说，顾影自怜的情绪极易产生。然而，海明威并没有只写写他的“伤痕”、他的哀诉及他的反叛，而更着重于帮助他建立起生活的勇气。这种勇气的建立经历了悲观失望、寻求刺激和深刻反思三个阶段。海明威要他的主人公首先必须在默默忍受中尽力活下去。绝望中，杰克开始寻求生存世界的快乐。他不停地看文学作品以填补时间上的空白；他在户外运动中寻求乐趣和轻松。西班牙山区的钓鱼之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杰克的内心世界，整个钓鱼过程的每个步骤仿佛都不由自主，他暂时放弃了思维活动，代之以机械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帮助他扫除在巴黎的困扰生活中积留的废物，代之以健康、快乐和秩序。然而，海明威的主人公不属于肤浅的一类，杰克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可以使人得到片刻的轻松和快乐，却不能给人以长久的精神依托。尽管他怯于思考，最终还是勇敢地自我反思。杰克的反思是精彩的斗牛引发的。在斗牛场上，杰克看到了他们中间唯一真正的男子汉———罗莫洛。这个年轻的斗牛士对杰克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魅力。海明威有意将罗莫洛与科恩置于两个极端：科恩把男子气概建立在拳击技术或女人的情爱上，而罗莫洛的自尊却建立在内在力量的基础上；一个为自己心爱的人花费心血又降低了身份，一个却一无自损地表示了自己的仰慕。在斗牛场上，罗莫洛将优雅、控制力和诚挚与男子汉气概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人格完整的形象。这个形象使杰克深深震撼，并使他在虚妄中看到了希望，他痛苦的心灵得到了真正的抚慰和解脱。罗莫洛用自己的道德法则使这个虚无的世界有了意义。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价值标准都已毁灭；一个人必须学会规定自己的道德标准，按这个标准去生活。“也许随着年华的流逝，你会学到一点东西，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我并不在意，我只想懂得如何在其中生活……”这就是发自杰克心灵的呼声。自怜和理性的高调都无法慰藉他的心，他会按自己的法则去生活。事实上，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杰克第一次控制了自己，为自己赢得了男子汉的尊严。 四 《太阳》这部作品的许多素材都直接取自于海明威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旁观者，海明威并没有把无聊的三角恋爱写成平常小事，而是通过这些小事来表现战后一代青年的内心世界的空虚和精神的颓废；他写斗牛也决不仅仅为了表现斗牛的惊心动魄，而是通过斗牛寄托他的个人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海明威的个人理想既不是美国19世纪的那种高雅乐观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所表现的乌托邦理想，也不是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蕴含着爱情、美、善等空泛的道德内容的理想。海明威的个人理想是在虚无中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理想的支柱就是他的信念———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归结的“描写不是创作”，“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应该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他人没有做成的事”[4]，说明他当时就在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继续探索那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中的涅克是海明威创造的第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个在社会角逐中完全失败却又不肯认输的迷惘者形象。这一形象完成之际正是海明威更多成熟主人公的开始。杰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涅克的进一步发展。他已不再是一个迷惘者，他敢于思考，敢于拥抱虚无，最终在虚无中看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在这部作品里，海明威的主人公已经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表明海明威在建立个体化世界的艰难历程中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在《太阳》中，海明威的独特世界尚未完成，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努力。《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在探索中陷入茫茫歧途；而《有的和没有的》中的哈里·摩根用生命的价值换来了一条新的人生哲理：孤军奋战是不会成功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丹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同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找到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海明威主人公的沉浮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笔下的20年代那些生活目标被战争摧毁的主人公，到了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一种顽强不屈的性格，即所谓“硬汉子”。这种精神升华到寓意高度的是《老人与海》，小说主人公桑地雅各在同具有象征意味的大鱼斗争中完美地体现了海明威所谓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这一人物体现了海明威思想的发展变化，海明威的独特世界就是在这部作品中圆满完成的。 从1925年海明威的第一个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问世，到1952年《老人与海》的发表，近30年里海明威对人生作了种种探索。在不断变化的探索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在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坚毅的品格，顽强的精神，就是不可摧毁的“硬汉子”。 虽然《太阳》的主人公无足轻重，但他的痛苦是人类的。杰克就是受文化之伤的人类寻找出路的象征。海明威对主人公命运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他的作品穿越了时代的局限，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在中国，文革结束后，整个民族也处在信仰幻灭的时代。面对现实，有人在传统之外批判传统，有人在传统之内寻求正在衰落的传统，而这两种倾向的结果仍然不能避免茫然、空虚。在单一性的、群体性的追求已趋向瓦解的今天，“成为自己”可以说是《太阳》给我们的启迪。这个“自己”是以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为支撑的自己，是以建立这种“自己”作为人生依托的努力过程。 在20世纪各种文化现象争奇斗妍的文坛上，许多与海明威同时代的作家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他们的作品也大都湮没无闻，而海明威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成为20世纪经典作家。他以疏离于群体性生活观念的超越姿态，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的全部作品已成为20世纪人类斗争精神的一个不可重复的象征。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世界文论》（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海明威书信选》(纽约版)。 [3]库尔特·辛格：《海明威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 [4]《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210097) 原载： 《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