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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准确一点说：如何看新诗，和如何对当前新诗加以估计的问题。 看了一个“调查”，那倾向就是新诗濒于“衰微”。但又不敢下结论，缓解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又似乎不大妥贴，拉了回来说：“居于第一阅读的文体”。什么“仅有参考之用，还是第一文体”，语无伦次。 又读到两篇“诗论”。一篇说：新诗在转型。“转”就不是新诗了。又一篇则说：新诗受冷淡，咎在自身。也就是说：新诗本身有问题，受冷淡怪谁! 最有趣的，竟出现排列百年诗人的名次，所谓“前50人”。里面有的不是诗人，有的不知何许人也。这里面有伏笔，将有“后50人”，那目的非常清楚，试探一下，看看风头，再抛“后50人”。可以预见：“阿猫阿狗都列为诗人，而后自己的大名“塞”进去，大吉。 这样对新诗又拉又打，还列榜示众。这是在放烟幕弹，而后贩卖私货。 劝君擦亮眼睛，识别假话，谨防上当。 二 新诗的发展正常。 新诗的历史，主流一直是健康向上，导人面向生活，洞悉人生，呼唤人类美好的前景；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正是“新诗”么？这自然，还有新月派、印象派、现代派，朦胧诗……已经并存，没有什么妨碍。倒是要“反对”的，是那些违反新诗的创作规律，大搞日写千首，鼓吹要产生多少个李白，把吹牛皮、乱夸张的客里空新闻，作为新诗运动，破坏了一代诗风，败坏新诗的名义。那半寸厚的一本“××××年新诗歌运动”，作为理论出现，才是应该“打倒”。 三 新诗否定旧体诗而出现，走这一条道路的老一辈，从来没有长嘘短叹过，后继的新诗人很不少，形成了严整的创作力量。他们对所谓旺盛时期，看到确有些人十分活跃，左右逢源，大出“诗集”，直到读者不感兴趣，出版社不再作陪，于是又大喊新诗没有市场，说明是低落时期。这一些人的作为“诗集”，真正的诗人冷眼都看得清楚，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影响所及，不得不自发办诗刊，掏钱印诗集，一片绿茵茵的诗苑，不存在埋怨新诗或怀疑新诗有无价值的问题。 新诗自立自主了，不迷信偶像，不听从指挥棒，按自己的意志创作，应该说：这是新诗的最好动向。 四 新诗否定旧体诗，原因很多，重要的是：现代语言受旧体诗格律的束缚，思想感情不能自如地发挥开来。要“解放!”早期的新诗的“解放脚”，就是这么来的。到后来，现代语言得以充分表达，又接触外来的诗，就往“散文”化而独自形成一体。即现在常见的新诗形式，除短诗是一节外，长诗是一节又一节联接起来，有如火车拉着车箱走。 一、新诗已为人数不少的读者所肯定，包括爱好和从事创作的人。长期以来，爱好文学大多从诗歌入手，文学报刊以新诗来稿为第一位，但能发表的占怎么样一个百分比，可以后论。 二，近些年，旧体诗的创作多，书刊也出版了很多。有的说“新诗失败了”。话意之外，旧体诗胜利了。新与旧的反复，并不奇怪。有些人说新诗太浅，白开水，无味；也有些人不解，不知何所指，不如旧体诗的“习惯成自然”，好懂。应该指出的，现在见到的旧体诗，并不合乎格律，窜韵、不合平仄的，比比皆是，因为没有上音乐，不协调只阅读就存在了。加上，现在提倡“百花齐放”，旧体诗也是花，也可以发展。 三，新诗的繁荣不取决于搞“创作运动”，而在于新诗人的崛起，是个体而不是集体，取决于能不能为人民代言，为人民所共认；新诗人的人格力量与诗作品齐飞，诗圣、诗仙是新诗群体的带头人。 五 新诗一直在发展中，前人后人，脚步相印。太阳“从西边升起”，在中国的西面，现在是： 一、重庆出现了“微型诗”，是诗缘社掀起来的，牵头的穆仁，有一群新诗人，已编20多期刊物，出版20多种丛书。他们提出恢复中国传统短诗，精炼隽永，一句、二句到三句为高度，字数不论，用现代语言进行创作，有别于旧体诗词，但有旧体诗词的优点。可以吟哦，可以朗诵，可以背默，长记不忘。这就是“微型”，也就不是“散文”化的长诗，他们有理论、有实践，已开展创作，有作品，相因拥有读者，已辐射到全国，范围扩大到其他的地方。当听到称赞支持之声，却未闻反对抨击的杂音。 二，成都出现“新体诗”，是中国新体诗研究所掀起来的，牵头的是羊村，有一群旧体诗人，已编10多辑的《诗词研究》丛刊，出版20多种丛书。他们提出旧体诗要创新，既有中国传统的格律诗之美，又有现实生活的节奏，必须有格律的“新体诗”。他们举行过多次的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旧体诗作者参加了，人数众多地正为“新体诗”的建立而努力。此外，还有一个民办的“诗刊”，提倡“新韵”，也就是有格律的新诗。 尽管叫“微型诗”、“新体诗”、“新韵”，实际上是新诗。这两个群体，代表着两个方面创作的诗人，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两路大军的进军，终有会师之期，都为新诗作出努力。 他们是新诗的主要力量。与自封为“诗歌理论家，多少级诗歌专家，摆起面孔自以为师不同。他们意气昂扬，敢于揭竿而起，但愿他们获得大捷，新诗万岁! 六 新诗要有格律，什么样的格律？怎样产生？不是想像，也不是一厢情愿，或则突然得到“一声令下”，而是经过创作实践，不断地得到检验而形成起来的，即使不要格律、完全自由的诗，也有节奏，不可能老是一个调调。那么，出现多了，凝聚成了，被公认了，也就自然出格律。因此，不在要不要格律之争，而在新诗确实到了必须让读者易记、背诵而精明剔透，是晶品，不是豆腐，还必须有中国的特色，新诗的情愫，足以代表人民的精神。 《新诗歌》在30年代揭竿而起。作为第二代，在1947年，上海又再出现，就连续每号都刊载鲁迅对新诗的意见。现在半个世纪已过去了，仍然是对的，大体在这么个指向行进。为备忘，再一次转录，作为本文的结束。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 ———鲁迅·致蔡斐君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