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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以下简称陈)：在90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有相当一部分有所作为的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精英立场，主动转向民间世界，从大地升腾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还有的作家在文化边缘的生存环境中用个人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王安忆则高擎起纯粹的精神的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从《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摆脱了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将自己融入一个广袤的精神领域，自觉地担当起时代精神的书记员。这种努力在现实层面上采取了低调的姿态：它回避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冲突，却以张扬个人的精神世界来拒绝现实世界的侵犯，重新捡拾起被时代碾碎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话语。这项不为人注意的巨大精神工程，对王安忆来说似乎是自觉的、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为此，她也付出了力不胜任的代价。 张新颖(以下简称张)： 90年代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之下，人似乎是散了神似的，文学也似乎如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安忆选择知识分子精神的自我救赎这一主题，意味着她走向了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读王安忆的小说也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受。她好像是一直在探求小说的艺术形式。而她的思想中，并不存在独立于现实和生活的形式，所以她所要求的形式，与精神的价值血肉相连。从90年代一开始发表《叔叔的故事》到长篇《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篇篇可以印证她费力耗神的艰难探索。就引起的关注而言，其中特别是《纪实与虚构》未能得到相应的评价。我个人虽然写过这部作品的评论，但当时匆匆而就，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其中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一部艰难探索写成的作品，需要同样艰难的消化过程。其艰难的程度，无论是对于作者本身还是对于一个有心读者，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力不胜任、勉力支撑的窘境和危机。 王光东(以下简称王)：正如陈思和、张新颖先生所说，王安忆在90年代的小说创作有着其独特的精神追求。她的独特意义在于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的思考，把知识分子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从而确立了个体精神话语在90年代的巨大意义。陈思和先生说她以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话语营造了一个客体的世界，不是回避现实世界，也不是参与现实世界，而是一种重塑，以精神力量去粉碎、改造日渐平庸的现实世界。王安忆在其作品中所确立的这种高度、深度的个人精神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自我救赎，也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个人承担，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思考。由于我对王安忆的小说缺乏研究，许多作品读得不仔细，谈不出更多的想法，还是听你们两位的见解吧! 陈： 90年代初，王安忆连续发表了三部风格相近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这三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前后不过半年，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营造精神之塔三部曲，分别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来重新整合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叔叔的故事》是从反省开始的，其反省的对象是以作家“叔叔”为类型的知识分子。反省不同于忏悔。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带有与生俱来的先天性不足。王安忆之所以不以典型化的方式塑造“叔叔”，正是为了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做出反省：我们的历史从何而来？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什么问题？它给予90年代的我们留下的教训又在哪里？由于“叔叔”所承担的这种精神特质，使其成为某种类型的符号，涵盖了某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史。我们在“叔叔”的故事中看到了某种概括性很强的历史缩影：巨大的灾难和奇迹般的胜利，迅速膨胀而造成的自欺欺人、华而不实的英雄形象，以及同样迅速的自我放纵、腐化和精神存在的内部危机。《歌星日本来》是对社会分化的纪实。如果说《叔叔的故事》涵盖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尖锐冲突和反省，那么在《歌星日本来》中则平实地描述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的皇冠———纯粹艺术的挑战。王安忆没有像一般不适应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那样断然拒绝市场经济，也没有夸大这种日趋粗鄙化的文化危机，也没有像那些自以为是的弄潮儿那样公然放弃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和对人文理想的追寻，而是在对时代的审视中体现出个体精神的强硬穿透力，这主要体现在对两个旧时代的牺牲者阿兴和丈夫的青春理想的深切悼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在这儿讲座作家所悼亡的理想是否有时代价值，因为作家通篇都在揭露造成这种理想的虚伪性，可是文学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来展示一般的，一旦着墨于个人的命运，谁又能说他们的青春、理想、梦就没失落掉，而文学就如叙事人王安忆所说的，只是个“拾海人”，做个“拾海人”才有可能在普遍轻浮的声浪里高高矗立起精神的灯塔。走完了反省、悼亡的曲折路程之后，王安忆又写出了她的精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乌托邦诗篇》，这是一部通向未来的启示录。精神蒙受重重磨难之后，终于从低调走向高亢，火山喷发似的势不可挡。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传统的诘难和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不过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自我深化，或者可以说是新型知识分子诞生的前兆，并不意味着某些所谓后现代论者断言的知识分子应该顺着历史大潮而自我消解，从而放弃精神传统的自我依存。知识分子并不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某个阶级，它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传统的派生体它经过反省和悼亡两个阶段后，必然会走向一个重建理想的新生阶段，这就是王安忆《乌托邦诗篇》的精神核心。王安忆在三部曲中一步步营造起来的精神之塔是个人精神的纯净性与时代精神的丰富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表现对象。由于在90年代崇尚理想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作家都转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他们依托民间的力量来传达自己孤独的声音。而王安忆一如既往地坚守在孤立的知识分子精神阵地上，她苦心孤诣营造的精神之塔，只能是一种非常抽象、甚至连作家本人也难以准确表达的精神志向，这就使她的小说不能不是晦暗而逼仄的精神通道。这反映了一个理性失范的时代在人的精神意识上造成的巨大阴影。另外，王安忆的这几篇小说一反本来的语言风格，化白描为独白，变朴素为奇崛，笔下的形象具有某种浮雕感，有着欧洲巴罗克风格的夸饰性。这种看法是否合适，还请大家展开讨论。 王：这种“阴影”是否证明了王安忆的精神世界与90年代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紧张关系呢？或者说她在与社会的交流中个人精神陷入了焦虑不安的状态？ 张：这种紧张性显然是存在的。可是到90年代下半期，从1996年到今天，《姊妹们》、《蚌埠》、《文工团》、《隐居的时代》等一系列中短篇渐次发表，那种个人色彩很强的极度紧张性被克服了，而代之以平静的、舒缓的叙述节奏，叙述的世界也同样具有这种性质。最近我读到王安忆一篇短文，叫《生活的形式》，开头就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我把这段话看成是对近几年创作的一种自我说明。我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在这一类型的写作中，叙述者是复数，是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据此可以把这一时期这一类型的写作称为王安忆的复数写作。这种复数写作又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呢？我们编《逼近世纪末小说》1997年那一卷的时候，请严峰写《文工团》的简评，他说：“乍看之下，这更像是一串琐屑、零散又乏味的回忆杂记，缺乏传统或先锋派小说的各种主要构成要素。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的确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动人心魄的作品，其有利之处恰恰与它‘非小说化’的形态密不可分。当所有那些平淡而零散的细节以一种王安忆的独有的絮絮叨叨方式逐渐累积(注意，是‘累积’而不是‘发展’!)起来时，一个遥远而又切近，既熟悉而又陌生的舞台也就逐渐被王安忆的‘回忆’所照亮，在那里，一个半新不旧、不伦不类的剧团，满载着老老少少、亦土亦洋的艺人，磕磕碰碰地穿行在风雨不定的年代，一次次满怀希望地上演着一出出毫无希望的剧目。”只有理解了《文工团》所写的精神性的卑微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平庸’的小说形态，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种‘平庸’到头来会转向它的反面。”我觉得严锋的这篇简评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新时期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但是，追求个性在我们的作家那里往往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矫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文工团》没有这样的卖弄，这一定程度上也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述叙述者。读者最终会发现，那里的‘我们’———也就是这里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王安忆90年代上半期的作品，也许能够体察到，复数写作的根子在那里就已经埋下。那些作品探讨的精神问题，都不是个人精神问题，而是一个或几个时代、一代或几代人的精神问题。可是在那一时期，王安忆试图以孤独的个人之力来追问和承担这些问题。单数的叙述主体“我”背负着超压的重量，每跨一步都十分不容易。而在现在这个阶段，她从“我”回到了“我们”，从日常的生活寻找审美的形式，从历史的缝隙发现精神潜隐的形式，从时代的角落挖掘价值聚散的形式，平心静气，浑然如水。如果你对“我们”有一些兴趣，就请读读《文工团》，读读《隐居时代》吧。 原载：《蚊争鸣》1999年第5期 原载：《蚊争鸣》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