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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在两种逻辑层面上进行：前反思层面与反思层面，并因而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前反思层面的文学史是实录型的，记事型的，满足于对作家作品的整理，年谱的编定，追求镜像式的真实，而反思层面的文学史是批判型的，批判型文学史着重凸现史家的“当代立场”、追求“我的真实”。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承载着不同的史学功能。显然，丁帆、王世诚合著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以下简称《十七年文学》)属于后一种类型。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推迟出版，在今天看来，该书似乎并未丧失其学术价值(在知识淘汰率极高的当代学术界，这种情况对一部学术著作的“学术性”往往是致命的)。作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十七年文学”的学术专著，《十七年文学》一书带有双重的学术背景。它的第一重学术背景是“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时代背景；而第二重背景则承传自许志英、邹恬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学术系统工程一以贯之的“人的文学”主题(该书本来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的一种)。如果第一重背景为它提供了多元的角度与方法的话，第二重背景则赋予它强烈的“启蒙”气质，这两重背景勾勒出该书的批评空间。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的：选择多种视角作为总体构架，“以实证为基础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创造性的分析并重写成为本书写作的宗旨”(P2)。而这种立足于“方法多元化”的分析与重写，服务于这样一个总目标———人与文学的打捞。从“人的文学”预设出发，该书对“十七年文学”的反思必然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甚至“解构”特征。但这种解构不同于“破坏就是一切”的后现代式解构，也不同于“一切推倒重来”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一种“向建构召唤的解构”，即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辩证否定的同时，注意发掘其内在的反对因素。这种文学史的反对因素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单个作品对主流话语的背离；“同一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的两重性”(P3)。可以这么说，该书在对“十七年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描述时处处体现的正是通过文学批判“发现人建构人”的终极追求。 先说方法的多元。这本篇幅不算长的论著所容纳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多之广，简直可以说是一次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各兵种联合演习”。有哲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与接受美学的方法等等。方法的多元提供了批评角度的选择性，并在文本的诠释中体现出意义的丰富性。该书对方法的应用始终围绕其“文学批判”与“人学打捞”的研究宗旨。比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先以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论证现代人的基本哲学品格：“思”与“在”的同一性、接着在对新文学的历史描述中演绎出现代意义的个人从诞生到失落的过程，并将“人”放在与“规范”的对立中去解释这一现代现象，因为“规范”的产生，人失去“思”之自由、因而也丧失“在”之独立性。作者注意分析单个文本在“规范”与“自我”、“规范”与“人”之间的矛盾对抗。作者用这种方法分析萧也牧、方纪、路翎等人的小说，尤其在第二章中将郭小川与贺敬之两位有代表性的诗人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而在第四章“乡土文学的转型”中，作者熟练老到的运用心理学与叙事学的方法分析赵树理以及“赵树理模式”，挖掘其所蕴涵的农民文化心理与农民审美程式，对方法的运用可谓游刃有余，不留痕迹，所把握到的意义也准确深刻。而作者从语言学与接受美学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中历史小说所做的分析，也别有新意。 可见，作者对方法的运用，并非为方法而方法，而是超越了方法而达到意义之域，方法在这里正犹如维特根斯坦的梯子。前几年在方法论的热潮中，出现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些批评家对文本刀削斧砍，再将其套入一种或几种方法，便宣告批评工作的结束，万事大吉，并美其名曰：拒绝形而上学。我以为那是与庸俗政治学、机械社会学批评相反的另一批评误区。经过方法的梯子，批评最终是为了“重返意识形态”。而在这一点上《十七年文学》一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批评范例。该书对文学文本精细的解读始终贯彻着从文学中读出历史，从文学中读出人之命运的批判主题，所以在理性的分析中贯注着作者强烈的感情，即对人的存在价值的终极关怀。比如说作者在分析赵树理时，从“视点”与“视角”入手，将赵树理小说与古典小说以及“五·四”乡土小说进行比较，分析出赵树理小说“内视点”与“平视角”两个特点赵树理小说以“内视点”方式使它区别于古典话本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而是限制从叙事人的角度展开叙事，由于赵树理小说的叙事人往往是小说中的某个农民，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所以“内视点”这种小说形式特点必然带来的精神特点是赵树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翻身农民朦胧觉醒的自我意识。紧接着，作者又将赵树理小说的“平视角”叙述方式与“五·四”乡土小说“俯视角”方式尤其是鲁迅乡土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比较，令人信服地得出赵树理小说的平视角叙述方式缺乏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精神的结论，所以，作者写道：“鲁迅描写农民是站在一个悲悯民族文化日益堕落的基点上，从哲学的高度(包括悲剧美学的高度)、历史的高度、人的生命意识高度来‘俯视’农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并以对它的解剖来达到民族的自省、重构民族文化心理。这是一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形象→理性的过程。而赵树理却恰恰相反，作为一个为农民代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在世界观和立场上都完全和农民等同，处于半清醒半蒙昧的状态。同样是选择乡土小说作为揭示民族心理文化的切入点，鲁迅以悲剧的形式来揭示民族心理的伤疤，而赵树理是以喜剧的形式来揭示那生长着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心理的活力，愉快轻松地向旧世界告别”。(P112)作者接着分析，也正是“平视角”与“内视点”的叙述方式，促使赵树理用农民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农民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因而也必然导致赵树理的“现实主义深化”以及这种深化对政策宣传水平的悖离与超越，但是，半清醒半朦胧状态的农民思维也必然限制这种“深化”。这一段对“赵树理模式”的分析，由于作者对材料的熟悉，对方法成熟的把握，驾驭得轻车熟路，可以说是由形式批评上升到意识形态批评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 毋庸讳言，文学乃至文化的积淀总是在“史”的不断重写中显现的，而每位史家的“洞见”总是伴随着“不见”，必然受到个人与社会的知识水平与研究范型的限制。作为重写十七年文学史的一次颇具创造性的尝试，《十七年文学》在给我们带来思想快感的同时也注定不可避免地留给我们各种遗憾。尤其是作者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对“十七年文学”进行“人学批判”的同时似乎对现代启蒙人学立场缺乏必要的反思，因而在将“十七年文学”的“非人化”倾向进行定位时基本上未能突破“封建复辟”的理论预设，所以，许多章节的结构行文上停留在“人/非人”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并影响了其论证的深度与辩证法，虽然如此，该书对于“十七年文学”，甚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依然有待于深化与廓清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失为很有意义的一次探索。 注释： [1]《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丁帆、王世城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3)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