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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比如，刘宏志一篇名为《批评的解放与文学的发展》的文章就认为：“一方面，作家对当代的文学批评也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普通读者基本不看文学批评，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在其发表之日起就已经死亡……众多论者将之归结为‘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在我看来，这显然指错了方向。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批评文本形式的僵化和文学批评观念的滞后。”而刘晓南则在《失去养分的文学批评》一文中，分别从“文学的‘花样’年华与批评权力的滥用”、“文化批评挤占文学批评”、“审美标准旁落与文学新闻化”、“创作界对批评界的敌意是公开的秘密”、“意识形态批评抑制艺术创新”、“‘诗艺’型批评匮乏导致创作水平下降”等六个方面，具体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位已经在文学批评领域游走多年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我一方面当然清楚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确实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仍然还存在着如同批评者们所指出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经过了一个以大量引入借鉴西方各种现代批评理论、批评方法为显著标志的上世纪80年代之后，9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批评，也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里，我以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用一种本质化的还是历史化的原则立场来评价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 那么，到底何谓本质化？何谓历史化呢？在一篇名为《文学标准：历史的还是本质的？》的文章(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3期)中，作者郝朝帅谈到，所谓的本质化，就是指一种带有明显的超验性质的类乎于不证自明的公理式的文学评价标准；而所谓的历史化，就是更多地考虑文学与它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相对性的文学评价标准。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依照一种本质化的评价方式来看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的话，那自然是问题多多，但如果是按照历史化的方式来加以评价的话，则理应充分肯定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一个关键的问题，恐怕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算得上是较为理想的文学批评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只有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够谈得上怎样评价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以我个人的粗浅认识，所谓文学批评就是运用一定的文学理论知识剖析研究文学文本的一种文学形式。因此，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就应该同时具备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性色彩，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另一方面，它也必须得充分地尊重文学文本，必须建立在深入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这样看来，一种既具有相当的理论性同时也并不借助于理论粗暴对待文学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就可以说是我所心仪的一种文学批评。 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标准来衡量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那么，最起码在我看来，当下的文学批评从总体上说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总是有人以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文学黄金时代曾经勃兴一时的文学批评形态为基准，认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并没有能够企及那个时代文学批评曾经抵达的高度。我的看法，恰恰与这些朋友的看法相左。我以为，80年代虽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虽然从西方引入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但那个时候很多的批评家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真正地理解把握这些大量涌入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大多都停留在生吞活剥浅尝辄止的应用阶段。与80年代相比，虽然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失去了不少躁动与喧嚣，但其实却内在深入化了许多。关于这一点，别的且不说，只要稍微有点耐心去认真地读一读诸如《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一些专业的当代文学批评刊物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就会对此有一种真切的体会。在这方面，有一个我不得不特别指出的现象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很多批评家的失误在于不读文学文本就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在文学批评方面，情况恐怕要更严重得多。我们的很多朋友，虽然实际上并没有接触多少当下的文学批评文本，然而却要慷慨激昂地指责文学批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否定性看法，当然就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 假如说仍然有朋友对我的说法不满，那么，就请他去好好地揣摩一下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实践吧。李健吾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公认的一流批评家，但只要认真地考察一番，我们就不难发现，李先生的文学批评风格，与我们以上所描述的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状貌，其实是极为接近的。如果说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不应该被否定的话，那么，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也就不能够轻易地被否定。而这，也正是我竭力为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一辩的根本理由所在。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