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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在关注人类和宇宙的终极命运的同时，也应有一部分继续用科幻去想象和书写"中国"，对这个在动荡不宁的世界格局中迅速崛起和剧烈转型的国度里发生着的、影响亿万人命运的种种时代困境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给出自己的批判和激励。 虽然晚清时鸳鸯蝴蝶派的刊物《礼拜六》中就已出现纯属娱乐消遣的科幻作品，但它从未成为中国科幻的主流。总体而言，从梁启超和鲁迅开始，中国科幻就将"科幻"与"中国"紧密关联，背负革新民族文化、提升国民科学素养的使命，用科幻的方式想象和书写"中国"：或是像老舍的《猫城记》那样以寓言的方式批判现实，或是像郑文光的《战神的后裔》那样以畅想未来的方式给人希望和信念。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中文化批判与梦想复兴这两大主题在科幻中获得了独特的表达，构成了作家或隐或现的内在冲动和读者有意无意的期待视野，成就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作品，也为"姓科姓文"的争论留下伏笔。 抛开历史：为科幻而科幻 然而，20世纪90年代，人们告别了革命话语，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谋求个人幸福，文学中的政治话语被削弱。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不少"新生代"科幻作家，往往主张为科幻而科幻，试图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而倾向于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写，对于普及科学知识了无兴趣，其文学手法更前卫，触及赛博朋克等新题材，对未来也不太乐观。与之相对应，科幻的受众日渐缩小，从一种相对而言是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蜕变成一部分特定的科幻迷群体所津津乐道的"亚文化"和"生活方式"。 此后，一批以80后为主体的作者陆续登场，这些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对科幻和文学有着更新锐的理解和态度，在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中国科幻迷中开始获得关注和认可。他们摘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项"银河奖"的一些作品，只关乎"人类"和"宇宙"，而无关"中国"。比如，拉拉的《多重宇宙投影》虽充斥着红色苏联的文化符号，却只是作为在充满智力愉悦的叙事狂欢中被戏拟和嘲讽的对象。夏笳的《关妖精的瓶子》则以童话的方式将物理学史进行充满灵感的演绎。长铗的《674号公路》是有浓烈的美国西部风情的赛车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悬念展开建立在数学知识基础上的科学幻想。当代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韩松意识到，科幻被更个人化、娱乐化的元素所消解，年轻一代的作家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而非其孕育者。 延续传统：用科幻想象中国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以科幻这种看似最具国际主义精神的文类，再来想象和书写"中国"是否已然过时和不必要了？是否已经到了将"科幻"与"中国"松绑的时候？ 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主义）都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要构想一个缺少了它的世界的话，就只有借助某种想象了"。一方面，在民族主义不断制造灾难性后果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提出质疑，而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幻"方式似乎能为人类实现一种更好的组织方式提供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动员；另一方面，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想象"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就强调小说的虚构对于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的重要作用。那么，今日的中国科幻应如何运用它的想象力呢？ 理查德·罗蒂认为："再完美的空想也终究是空想，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我们不能只去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只去设想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人类生活和事务的方式，而不对现有制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而在福山看来，在明确知道究竟用什么来取代主权国家之前，我们毫无选择地只能回身寻找主权民族国家，并试图让它强大和有效。就连詹明信也同意，国家民族的政治是当今世界上民众政治参与的唯一有效形式，即便抱有国际主义理想的人，也只有从参与改变本国政治和政策做起。 由此看来，中国科幻在关注人类和宇宙的终极命运的同时，也应有一部分继续用科幻去想象和书写"中国"。事实上，在这个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异军突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正随国家崛起而增强的时代中，当下真正赢得读者认可的，仍是用浪漫激情演绎"光荣中华"的刘慈欣、用深沉哲思书写"东方传奇"的王晋康、用独到观察描绘"鬼魅中国"的韩松等人，他们以不同的态度继续言说着各自对于启蒙的理解和对复兴的期待。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方式越来越多元的今天，科幻如果不想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自生自灭，而赢得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关注，就必须对这个在动荡不宁的世界格局中迅速崛起和剧烈转型的国度里发生着的、影响亿万人命运的种种时代困境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给出自己的批判和激励。而我们已看到，随着老作家的进一步成熟和新一代作者的成长，中国科幻的光荣传统正在得到传承。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中文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0-30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