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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王国》，《花城》2010年第6期 《王国》是篇让人惊喜又沉重的小说。惊喜的是李铁用极富质感的语言把一个儿童题材的小说写得那么酣畅淋漓；沉重的是我们一直魂牵梦绕的童年或许自《王国》之后不再清澈明亮，李铁用一把记忆的钢刀刺破了所有人的童年梦。李铁以切身的童年经验告诉我们，童年不只生活在安徒生的童话里，童年还生活在权力与欲望的场域。 《王国》有个刺激却并不陌生的副题：王宝明的“恶童日记”。“恶童”不是李铁的首创，“恶童”形象在世界文学中有过许多经典的诠释。上世纪80年代，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享誉世界文坛，其塑造的双胞胎兄弟堪称当代文坛“恶童”形象的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恶童”幽灵的显现，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余华《现实一种》中的皮皮、王朔《动物凶猛》中的马小军，都是有着几分自虐、血腥和暴力倾向的“恶童”。《王国》的初稿写于1992年，多年后受到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三部曲”的启发，李铁旧作重拾，他说孩童骨子里的国王意识让他异常恐怖，他想揭示这种与生俱来的“恶之花”。 小说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泰山与王宝明两个孩子之间的恩怨情仇。泰山凭借残疾军人父亲的威力，轻而易举地坐上了五年一班的“国王”宝座，对此王宝明心有不服，一心谋算着推翻泰山，自立为王。泰山一家衣食无忧，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军属待遇；王宝明家境贫寒，父母原本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后因父亲贻误了国防工件而被双双开除。因缘际会，泰山的母亲勾搭上王宝明的父亲，常以物资相送，王宝明家才得以维持生计。然而，正是泰山妈送的一块糖果引发了王宝明和泰山一场旷日持久的力量角逐。先是泰山以偷窃罪惩治了王宝明，王宝明怀恨在心，暗练苦功伺机报复。王宝明终于思得一条嫁祸之计，挑起泰山与二班“国王”铁头的争斗，王宝明乘机表现打败铁头，获得泰山的信任。接着王宝明潜入泰山的权力内部，试图瓦解泰山的统治力量，并开始悄悄着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王宝明终于成立一小撮反抗联盟，精心策划了一出谋反篡位戏。不料，同伙临阵脱逃，王宝明计划落空，革命宣告失败。王宝明不甘落败，决定把泰山妈的苟且之事告知泰山父亲，期待泰山家爆发一场内部战争。结果事如人愿，王宝明计谋得逞。但是，没有了泰山妈的施舍，王宝明家断了经济来源，日子愈发难过。旧仇未解，又添新恨，王宝明觉得十分委屈。于是王宝明把泰山的“王后”地拉那当做泄恨的对象，王宝明也因此被关进少管所，一场“王位”争夺战至此结束。最后，像许多历史宿命论者一样，“国王”泰山不幸死于地震之中。“国王”一死，五年一班的七大金刚拉开了新一轮争霸战，直至小学毕业也未争出新“国王”来。 这是一个没有半点童趣、充满暴力和权术的童年世界，李铁说：“我的童年的故事像极了成人世界”。的确，童年存在着一套隐形的权力结构和欲望机制，这套结构与机制就是成人世界权力与欲望的雏形与策源地。在李铁看来，权力与欲望源于人类童年期遗传下来的国王意识，每个孩子的潜意识里都有暴力、专制、自大、自恋的本能冲动，人类对权力的崇拜与欲望的追求正是本能力量的驱使所致。这种观点听起来并不新鲜，但同样引人深思。不管李铁有没有直接受弗洛伊德和荀子的启示，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可以作为《王国》的精神分析理论。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理论分析而不注重实践层面，那么《王国》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李铁实际隐含了另一层面，即社会与身体的密谋关系。“恶”不会毫无缘由、毫无条件地发出，我们在强调“恶”的本能力量同时，更要找出接纳它、纵容它的社会存在，这个社会存在就是生产权力与欲望的政治结构与文化心理。小说的“文革”背景是解读小说不可忽视的元素，小说的主线在讲述“恶童事件”的同时，另一条穿插讲述着成人世界的副线实际揭示了“恶童”之所以恶的社会诱因和胁迫力量。如此看来，我们需要对“恶童”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如果阳光雨露土壤是恶的，那盛开的就是恶之花。反之是善的，那盛开的花朵就是善良美好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