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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争名逐利、以权贵自炫的时态中，坚持平民立场是要有点精神准备的。不久前偶尔读报，看到一位对儿子的未来深感忧戚的父亲的博文那样地被一帮精英名流冷嘲热讽，斥之为“伪平民主义”，甚为震惊。好在邓刚不会在乎。他的新作《绝对亢奋》的绝对的平民立场，表现出一种来自平民世界的绝对的自信。 《绝对亢奋》取材平凡生活的卑微人生，着力状写的是一群社会底层人物陈立世们的生存困境、荣辱沉浮，一部他们在底层贫困线上挣扎的孤独史，一部深深扎根于内心的痛苦史。邓刚似乎是执意要和以富人形象塑造为中心的时尚较劲，他笔下的这类人物与时尚作家笔下的人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艳羡人怎样发达，怎样成功，而前者往往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是失败者。他们经常被置身于一种极具悲剧性的情节之中，浮沉于一个凶险的世界，在某种边缘接受考验。 《绝对亢奋》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东区和西区。 “东区大都是楼房，大百货商店和大剧院；西区大都是平房和一些乌烟瘴气的工厂”；“东区那里的海岸全是水泥砌得齐齐的港口码头，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轮船，使西区的孩子看了很开眼”。“但东区的海面却是灰蒙蒙的，像是漂着一层油灰，绝对没有海的蓝色。无论刮什么风，或是多大级别的风，海水只是顺着水泥港壁升上降下，翻不出什么浪花来。西区却不然，全是荒滩野海，暗礁丛生。海水透明清澈得像流动的玻璃，略有一点风就能推波助澜，浩浩荡荡。暖日里，白得耀眼的浪花飞舞跳跃，扑打奇形怪状的礁石，发出轰轰的震响，叫你听了浑身酥痒。冬日里更壮观，腾飞的海水一下子被冻凝在半空，像一座座即将倾倒的山峰雕塑。” “总之，西区的海有力气，有色彩，有故事。这也使西区的孩子性格同东区截然两样。我们这边敢打敢拼，说话声音高，骂人花样多，干什么事不拐弯抹角。即便是降为野孩子，也不下贱，顶多像动物那样凶猛的撕咬，却绝不耍花招。东区的孩子全都会耍花招，说话像唱歌一样好听，骂人也没多少词儿，但要耍起花招来，一个顶上我们一百个。这些家伙穿戴倒挺干净漂亮，很有些风度，一般市里举行什么重大的庆祝活动，都是东区那帮小子敲洋鼓吹洋号，或是唱什么歌什么的。我们西区的孩子只有排队走大街的份儿。但东区的孩子要是降为野孩子，就卑琐得很，脏得像一堆垃圾。他们什么能力也没有，只好偷和骗。” 显然的，“东区”和“西区”有一种隐喻在其中：整齐、清洁、富有、优雅，但柔弱，温情脉脉的“东区”是上流社会的影像；杂乱、浑浊、穷困、粗野，但强悍，生气勃勃的“西区”是下层世界的摹本。 而“西区”，是作家钟情的张扬生命力的舞台。 饥荒岁月，疯狂“文革”，社会转型，“西区”的陈立世们在风吹雨打和涛翻浪涌中被命运摆布，与命运抗争，希望，追寻，失落，抗拒，堕落，欢笑，悲号，诉诸人性的则是扭曲与升华。深刻的悲剧意识氤氲其间，令人难以释怀。 与“东区”的林晓洁们截然不同的是，生于“西区”，长于乱世的陈立世像一蓬野草，“生命里绝对注满了威武雄壮的细胞”，“由于在母腹中就饱受父亲的拳脚，因此长得特别结实”，“不怕打，不怕痛——牙痛得要命时，就找出家里生锈的铁钳子自己拔，而且一下子拔出两颗……血流如注……从破棉裤里撕下一块发了黑的棉花塞进嘴里咬住，不一会就好了。直到如今，我也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什么细菌呀，感染呀，全都是无稽之谈。你要不健康，天天喝青霉素也得得病；你要是健康，吃苍蝇也死不了。”“我的身体在煤筐的重压下变得健壮——就像锤子砸出来的锻件，肌肉筋骨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过于健壮的力量，逼得我坐立不安。”他桀骜不驯，蔑视一切规范和教养，“威严和力气对我毫无用处”，“我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是——你越不让我干我越干”，而且“从不后悔”，让“所有的老师都大吃一惊，一个人怎么能自己决定自己？” 然而，陈立世并不等于在这个城市满街乱窜的那些“过着野狗一样的流浪生活”的野小子，虽然也逃学，但不蓬头垢面，不死乞白赖，更不去饭馆讨要剩汤剩饭。“因为我有个比母亲还好的姐姐。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正派——也就是正义。这个感觉伴随了我大半辈子，为此我老是火气很盛，吃了天大的亏还以为自己胜利了。” 陈立世是市井草芥中的草芥：父母早亡，失学，做苦力，受男人般的“母老虎”呵护，从潜逃罪犯到习武，“在激烈的革命年代里……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只干两件事——练武和打架”，为亲友报仇，被“专政队”毒打，为了不像“癞皮狗”一样活着，从直指蓝天的大烟囱飞身跃下，被档案钉进罪犯的行列，失去正当就业的权利，捡垃圾；为各类女人所不齿，最后的谋生手段是贩卖鸡蛋：每天“从城里骑到农村，往返将近200里地，再加上走村串户收鸡蛋，早晨4点就得蹬车子，一直蹬到摸黑回城。很多人干不下去，累趴下了”。即便如此，他也决不依附成了公司老总的姐夫。姐夫只能说“你的脑袋太死了，现在到大街随便翻一个人的口袋，都能掏出经理和董事长的名片，可你还靠那点笨力气下乡载鸡蛋。”“但我却是个贱骨头，觉得沙发比山坡上的石板还硬，酒店里的好酒好菜，赶不上我在乡下喝河沟里的水嚼冷馒头香甜。”曾经相依为命的姐姐动员他跟自己一样花钱“办成外国人”，他说“姐姐你享你的福，我吃我的苦吧，我连中国人都没当好，怎么能当外国人”。 邓刚精心描绘了陈立世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既写了他受环境影响顽劣、粗鲁的一面，更揭示出他淳朴、敏感、善良的一面。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汉姆说：“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但陈立世没有所谓的“某种事业”。如果有，那就是有血有肉地活着，自主自立地站着。 陈立世不是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霍尔顿是一个典型的“反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形象：富家子弟，屡屡被学校开除，泡酒吧，滥交自己也看不起的女人，在内心深处陷入了对成长的种种困惑、焦虑、恐惧。 成长是件无奈的事——社会化的过程必然存在着对人性的不可避免的扭曲。尽管在某些外在行为上有不无相似之处，但陈立世并没有盲目接受这一切的发生，而是作出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他像霍尔顿一样背叛一切现成的秩序，但健全的生命和人格令他天然地摆脱了颓废与堕落，绝不堕入人性变质的深渊：“我绝对地不愿意像个奸商那样去二手市场买破自行车，更不愿意提着鸡蛋去找厂长打通关系，那样赚钱确实又快又多，但太没意思了。”“元宝大笑我没有见过世面。这家伙开始可怜我，有一次他竟然说，要给我创造干他秘书的机会。我立即大怒，我不是收破烂的，我是童子！” 陈立世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绝对亢奋》的确描绘了一大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非但讲了他们的不幸遭遇，还细致刻画了他们惨痛热烈的心声，从而表现出作者深入解剖人心的出色技巧。但邓刚并未就此止步。尼采对陀氏有这样的论断：“惟有从这位心理学家那里，可以学到一颗亲近的心灵。”这一点与《绝对亢奋》是相通的。仅此而已。邓刚以“一颗亲近的心灵”，通过个体的人寻找真实，在无意识的境地中掌握心灵的运动，并由此出发观察表象、欲求等等的产生过程。 如果只是看到陈立世历经的苦难，而忽视了这一形象对所有个人和社会苦难的超越，那是远远不够的。邓刚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尼采在陀氏小说中揭示的“超人哲学”。《绝对亢奋》中的陈立世的“超人哲学”乃是一种弱者的哲学——弱小者转化为有控制性力量的强有力的人，完全把自身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地在自己的本质内成就自己。他地位低下而又对自尊极其敏感，有时也会表达诸如关于社会正义的思考，只不过这些思想是散漫的、不连贯的、转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倾诉自己的感情，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并且往往以一种异己的、嘲弄的眼光。他从不绝望，艰难困苦的环境锻造了他性格的坚强；他嫉恶如仇，但又充满对爱的渴望；他命乖运骞，但出污泥而不染。在非人的环境中他始终“绝对亢奋”，保持思想和心灵的纯洁：“我和你说过，我相当健壮，还相当乐观。无论多么艰苦，我都能苦出兴趣来。抬煤我能抬出扁担颤悠的滋味儿，捡破烂我能捡出冲锋陷阵的劲头……看来我就是一个出力的命，我属牛，老天爷派我下来就是靠力气吃饭。”“当你尝过比海水还难受的滋味时，海水就挺好喝的了——人可能有享不了的福，但绝对没有受不了的苦。” 陈立世更不是底层文学怜悯的对象。这类文学尽量展现的是底层群体艰难的生存处境和迷茫的精神状态。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引来了文坛各界关注的眼球。然而，邓刚做的，并非追逐时髦，而是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以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情感介入的方式探入底层生活深处，真切地传达底层经验、底层情感、底层利益诉求。从他所描绘的陈立世们出发，去解读他们的孤独心灵，认真体悟他们的那份感伤，痛苦与骄傲，尤其是骄傲。当我们最终看到陈立世与林晓洁的结合，我们不由会觉得这里表明的是“西区”对“东区”的拯救，强大的生命力对病态的文明的拯救。这是何等的骄傲！这骄傲使得暴发的孙业成像受伤的老牛吼叫一样痛哭着“抱住我，立世弟，坦白地说，姐夫从来没把你当回事儿，但今天——姐夫向你致敬！” 这种骄傲的表达，乃是小说的价值核心。正是对这种骄傲的传达，使邓刚与居高临下地对弱势群体悲天悯人的所谓当代人文知识精英区别了开来。 一部小说如果不好看，读者无法卒读，哪怕结构再精巧，技法再高超，也无意义。出版者的广告所言不谬，《绝对亢奋》的确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足以使阅读亦入亢奋之境。首先，情节精彩，毫无说教。整个故事一气呵成，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其次，语言传神。邓刚的小说一如他的说话，无论闲聊还是演讲，妙语连珠，笑料迭出，《绝对亢奋》更是用嬉笑叙说悲愤，用打趣调侃神圣，幽默生动却催人泪下，使灵动有了相当的厚度。第三，层次丰富。小说的意义是叠加的，人性是复杂的，所有人的内心都被精妙而自然地袒露。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概括《绝对亢奋》的艺术成就。伊格尔顿对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评价道：“奥威尔的文字反映的内容永远都比那些语言的形式以及写作的技巧来得重要。真实记录那个时代最底层生活的文字，能对我们灵魂的审美和精神的愉悦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文学是高贵的，他的最直接的高贵之处就是反映在生活的美好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同样的评价也适用邓刚。即便是对于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最低贱的生命，抑或高贵血统之下的卑贱和脆弱，以及困顿之下的挣扎和冷漠，作家也给予了阳光般的热情——尽管这热情的表达有时候是那样的冷峻。 村上春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他“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同样的，在《绝对亢奋》中，邓刚以对生活的温情与理解去追求人性的闪光点，充分展示了底层民众的尊严和价值。 《绝对亢奋》里面站满了被时代损害和侮辱的人，但是他们其中有许多——比如从狂热的革命分子变成“昧着良心赚大钱的”公司老总孙业成，比如从被追捕的江洋盗贼变成官场红人的武校庄主刘剑飞——是被自己侮辱的。虽然他们骨子里也要强，但世俗的天性毫不留情地出卖了他们。陈立世没有，他永远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倔强坚持着自己的本性。事实上，他是小说中被侮辱和被损害最甚的人，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经受的苦难。当然，他也没有假惺惺地宽恕任何制造了社会灾难的人。 邓刚站在弱者的立场看这个世界。这里的弱者不是道德败坏者，恰是心灵高贵者。 小说《绝对亢奋》是邓刚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民生状况思考的集中体现，作家并非要通过有计划的诚实刻意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写得高大完美。他以真实的眼光看到一个荒诞的世界。作家显然反感现代文明表面喧嚣之下的种种卑琐，其赋予陈立世的形象使命是：作为一个永不屈服于生存困境的草根意志的体现者，矗立在繁华辉煌、光怪陆离、物欲横流、信义沦丧的滚滚红尘中。 (《绝对亢奋》，邓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