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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在其随笔集《寻找安详》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帮助读者擦掉这一层灰尘，一层雾，就是文化的使命，也是文学的使命。”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农历》，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根是花朵的如意”式的意境安放了他的念想，践行了他的文学使命。 《农历》以田园牧歌式的上庄为地理坐标，以元宵、干节、龙节、清明直至上九等十五个农历节日为写作载体，以两个天真烂漫、善良聪慧的孩子及其具有完美人格的父母为主要人物，通过对传统节日里民俗活动的描写和具有象征意义节日仪式中的人物对话，表现了人在异化之前最原始的存在经验和存在样式，表达了一种最原初意味的素朴情怀式美感，构成了郭文斌乡土小说的叙事话语。在元宵节守灯时六月“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看进去’的美和好，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守住’的美和妙”；干节里的干梢“就像他每天搂着睡觉的花花，乖的让人心疼”，就连“躲在地坎下避风的感觉真是美极了”；在清明上坟祭奠时，六月“喜欢和爹和五月跪在坟院里的这种感觉，跪在风里的感觉”，他甚至“没有想到，奠茶的过程是如此的过瘾”；过大年时“桌子上的蜂蜡轻轻地响着，像是谁在小声地咳嗽；炕头的炉火哗哗飙着，映红了爹的脸膛……那个美啊！”一家人坐在土炕上打牌的感觉更是“那个美啊，真能把人美死”，为什么会有如此美的感受呢？因为在田园牧歌、吉祥如意的意境当中，这种美感的获得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它最纯真、最朴素、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状态，它接近了人生的本真状态，体悟到了终极价值的关怀。 小说中穿插了大量训蒙片断、民谣、古诗、对联、议程词和一些剧本，或寄托了人们的某种祈福，或承担着某种文化使命，比如在二月二过龙节围仓时唱的《一把灰》歌：“一把灰，两把灰，龙王龙母你醒来，/一把灰，两把灰，龙王龙母享用来，/一把灰，两把灰，龙子龙孙降雨来，/一把灰，两把灰，五谷丰登跟着来。”再如，上九节唱的《天官赐福》戏文：“……赐福本是快乐事，积善之家必余庆。/世间本是一福字，只是世人识不得。/福地本是安做土，安心之田谁会耕。/佛说万法心想生，我把道德做籽种。/回首再把人间望，福在大地已生根。” 显然，在围仓时唱《一把灰》歌，是为了表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寄托着农民最原始、最美好的祈福，表征出一种天人相通的祝福美。上九节唱灯影戏时的剧本《天官赐福》，就像小说中的大先生说的，是“教人为善的剧本，把人带向正大光明的剧本”，表征出一种道德践行的安详美。在此，这些民谣、戏文不仅赋予的是一种文化意义，更彰显出作者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中超然的美学特征。 在小说中，各个节日里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占了重要篇幅，但这不是郭文斌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风俗习惯的描写，表达各个节日仪式中的象征意义，呈现小说的象征意境，这种象征成为小说独有的修辞性叙事。比如元宵节里点荞麦灯盏，意味着“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光明”，每个人心里都要有明心灯；干节里燎干时往火里扔头发就象征着去除三千烦恼丝；在龙节剃龙头是提醒人在一生中不要做糊涂事，时刻保持“醒透”的头脑……总之，人们通过节日里的各种民俗活动，能够在农历文化中展现内在的德性，并将这种德性外化为德行去观照自由的灵魂。 小说场景看起来是一些十分普通和似曾相识的民间风俗习惯，这种“新桃换旧符”的故事，作者却以理解者和洞察者的姿态，赋予了丰富而浓厚的艺术内蕴。无论在元宵节的点灯仪式中，还是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都赋予的是一种天人合一，一种引领。心无杂念地端详那些摇曳的灯苗，或者在祭祀磕头时额头挨到地面上的那一刹那间，让人得以走进生命的原初，感受大安详、大空灵。在小说所描述的特定情境中，展现出了丰富的意象性，为小说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作者在《农历》中写到： (六月)灰尘为啥会结垢痂？ (娘)因为时间长了。 (六月)为啥时间长了就结垢痂？ (娘)因为时间就这么个脾性，因此要防着时间。 在这里，作者把防灰尘结垢痂象征为防止人心变恶，所以“做事不能留尾巴”，不能有私心，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就在这样一问一答中，作者巧妙地解决了现实与意义的关系，一种审美意象的艺术韵味回荡无穷。 这种象征性的乡土文学叙事话语，表征了小说的现实实践性维度和文学审美性。在《农历》文本中，虽然作者没有呈现出乡村中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但他并非诗化苦难、落后，而是以宏观历史性境遇为视角，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给予了深思，用价值理性对抗当下错位的价值观，表达了自己对自然、天然的崇拜之感，对真善美价值观的渴望。郭文斌深信，这种启蒙叙事，能够通过道德、信仰建构一个意义与价值的世界，让读者感受农历文化的超然美感，以期通过轻物欲、重精神的超然态度来感受当下。因此，农历节日也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旨在提醒人们不要陷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控制之中。在郭文斌看来，人类打碎现代文明枷锁的“天然状态”才是最崇高、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所以他发出“回归自然”的强烈呼声。作者在《寻找安详》中说得好：“从一定意义上讲，要想保持和坚守就得向回走，因为只有向回走才能把‘根’留住。”在这里，作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让作品富含着深厚的价值底蕴。一九三六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说的一段话仍然很精辟：“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农历》中倡导的感恩、忠孝、公道、善念、吉祥如意、天人合一等等素朴观念和人文情怀，正是支撑作者写作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表现出作者厚重的精神担当和超越的精神向度。 原载：《中国文化报》 2011年02月22日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1年0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