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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文体类别，民族文学传统的共性和地域殊性同样在这一文体类别交汇。如前所述，香港地区属华夏文化的岭南文化，与世界上其它殖民地人民不同，连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在殖民统治中被湮灭或遭受极大的损害。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香港得到延续和传播。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批第一流的作家如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张爱玲等等，或先或后在这块中国人聚居的土地上居住过，从事写作或其它文学活动。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又“现身说法”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本身。从50年代以后，一批由内地留居香港的作家，他们或者在三四十年代的内地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或文学根基教育在内地已经完成，但其文学事业有成则多半在香港。已在30年代出名的有叶灵凤、曹聚仁、徐、以及徐速、刘以鬯、丝韦等；香港本土作家如舒巷城等人，他们薪火承传，理所当然成了“五四”至30年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播者、继承者，乃至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开拓者。将他们视为香港散文的奠基者，就非空穴来风的不实之词。在六七十年代从事写作的一批作家，无论是来自内地、欧美留学归来者，还是台湾来的“驿站过客”，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欧美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背景则是共同的。余光中、思果、董桥、梁锡华、黄国彬、陈耀南等人，与同时或稍晚于他们，且因文学生长点的不同，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和文学濡染的梁秉钧、西西、钟晓阳等人，将作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股独特支系的香港散文推进到了最终成熟的阶段。在七八十年代，内地的“文革”浩劫结束后，国门打开，又一波内地作家到香港定居，他们则带着大陆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把握世界方式加入到香港散文作家的队列之中，以曾敏之为“领队”的一批不同年龄的南下散文作家，同样是今天香港散文繁荣、斑斓、多元化构成的总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因此，从时间上次第登上香港文坛的作家队列的演变，我们即大体上可以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散文、界限不甚分明地划分为奠基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 有评论家用诗意的语言描述成熟的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曰：“秋实累累，异彩纷呈”，翻译成理论术语，意指繁荣和多元。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了，但仍不免有些空泛，因为繁荣和多元，同样适用于描述别的系统和文类。因此，结合香港地方的地缘特征，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对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特别是它的商业性和开放性与散文发展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地缘的政治文化因素，香港散文成为了今天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变异，又仍然是20世纪中国散文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功能性、结构性分析，就同样不失为面对特别驳杂的系统时的方法之一。据此，将香港散文与民族传统母体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诸多殊性特征，作以下互为关涉和连结的几点概说。 一、 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功能 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度极为短暂的岁月中，香港成为全国文化和文学活动的几个中心之一，在往后半个多世纪中，意识形态的争夺是一种波及造成的，本地却非风穴和源头所在。相反的是，左右之争只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文学的生产力，而在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普及中国文化精神方面，却并没有被搁置起来。在殖民化政治、语言背景下，捍卫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是一客观的需要，为将南来北往的外来留居者、“过客”和本港文化人的脚色定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垦殖者，提供了天时地利的可靠依据。散文作为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载体，换言之，散文作为民族文学体式，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用文学语言传播文化知识，是其显在和深隐的功能。身为“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的叶灵凤，用散文小品的形式传播中外文化艺术，旨在提高和扩大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关注香港方物，考订历史、传说，也说明了用散文普及和传播中国文化知识的巨大作用。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活跃的青年，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旨在当时的香港学术空气相当淡薄的情况下，传播和普及中国民族的文化学术。他的其它作品，均贯穿着一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具有的文化启蒙精神。 二、香港散文的闲适性和趣味性 30年代的中国现代散文小品，原本就存在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两条创作路线：鲁迅的针砭社会痼疾、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匕首和投枪”；周作人的“独抒心灵”的闲适主义。大体上讲，香港的散文小品基本上是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一路发展下来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