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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的香港小說中，侶倫的《窮巷》是一部深具本土氣息的佳作，有論者曾將它比作沉黑的天空中閃現的「一顆燦爛的彗星」，「打破了新文壇的寂寞」。[①]這部小說圍繞著欠租與交租這條中心線索，展示了一幅戰後香港底層社會的人生畫巻，真實反映出無業難民的生存苦況，並生動活繪出一群時代「棄兒」，如高懷、杜全、莫輪、羅建和白玫等的群像。在這些人物中，高懷無疑是一個靈魂人物，是積極人生和道德力量的代表，其情操和精神多少體現了作者的人生觀，而小說中，形象最為真實可感的則是杜全和白玫。這部小說集中揭示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突出生存困境——貧窮的困扼，也營造出一個人性的空間，散發出人間有情的精神。過往，不少論者將這部小說視為鄉土派小說的代表作，在我看來，這部小說是作者「平民文學」意識的藝術結晶，其更準確的定位應該是香港都市平民文學的代表作。 一. 從個人的感傷到人間的悲情 侶倫（1911—1988年）是香港新文學開拓時期的拓墾者之一，其創作生涯始於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六十年間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文本，可謂香港最有成就的本土作家之一。他的小說創作，大致可以香港淪陷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初期的作品大都以愛情為題材，具有感偒色彩，代表作品為《黑麗拉》、《永久之歌》等；後期，也是其創作的成熟期，傾向於關注社會問題，且直接取材於香港的現實生活，表現出濃厚的香港地方特色，代表作為《窮巷》、《殘渣》。 侶倫的小說大都取材於都市生活，其早期的創作更是深受三十年代的上海洋場文學和西洋文學的影響，如《殿薇》、《黑麗拉》、《永久之歌》、《西班牙小姐》、《母親說的故事》等，都有濃厚的異國情調，充滿了都市風。這些小說的男女主角大都有一個洋名，生活方式上也是很洋化，他們看外國小說、外國電影，出入咖啡室、酒店、西式公寓，飲咖啡、紅茶等，從表層的格調來說頗有點小資產階級的趣味，而正如香港學者盧瑋鑾所指出︰「侶倫作品的異國情調特徵，最重要的是小說的內涵思想，和作者本身的氣質和意向。」[②]侶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雖然出身於海員之家，且因家貧而輟學，早年也相當享受洋化的城市生活，在他初入文壇的時候，便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文藝友人，到半山或機場附近多外國軍人光顧的咖啡館消遣，領略寄身異國荒村的情調；從文學趣味來說，當時的侶倫相當傾心於「海派文學」，他在一九二八年便與葉靈鳳有了文字之交，並在後者主編的《現代小說》上發表，一九三零年，葉氏夫婦由上海到香港，侶倫與他們的交往甚密，而創作更是深受葉靈鳳的影響，盧瑋鑾便認為，侶倫初期的小說有「極濃厚的葉氏影子」，「他們取材、對女主角的個性描繪、小說氣氛的營造，和愛情的悲劇性結局，竟有形影之跡。」[③]由於個人氣質和經歷的關係，侶倫早期的小說總是被濃重的感情所支配，表現出感傷的情調，他自己曾承認「由於戀愛問題的打擊」，而「借助筆墨來抒發個人的感傷情緒」。以他早期的名篇《黑麗拉》來說吧，這篇小說集中體現了作者這一時期的創作特色。小說中，窮作家「我」在咖啡店結識了漂亮的「咖啡小姐」黑麗拉，並了解到她的不幸身世——父親染有肺病及抽大烟，哥哥失業已久並坐牢，為了養家，很早便輟學的她到咖啡店做女待應，又被迫賣淫，由於經濟與精神的壓力，也染上肺病，正步向死亡。這對窮困的人由友情而相愛，可惜因為機緣錯失，最終留下的是訣別的悲情。這段戀情，想必有作家個人失戀經歷的投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被傷害過的靈魂。無論是《黑麗拉》，還是《永久之歌》、《西班牙小姐》，我們都可以發現侶倫早期小說的一個特色，即極力表現人性美，就以黑麗拉這個形象來說，她雖然「是個都市女人，卻沒有都市女人一顆污俗的心，也許她的身體有著生活所帶給她的穢褻，然而卻有一個高潔的性靈。」我們知道，在現實的世界中，善與惡、美與醜並非總是界線分明的，事實上這個世界並沒有純粹的性靈美，每一個人都是美與醜、正與邪的統一體，正所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這才是人的完整定義。侶倫將黑麗拉塑造成一個純潔的愛與美的化身，其實反映的是作家崇尚抽象的純美與純愛的一種美學理想，由此也可以看到作者早期創作的一個缺陷，即對現實生活作簡單化的處理，看不到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人性的多面性，歸根究底，還在於作者的創作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源於個人的「感傷」。 香港淪陷後，侶倫到廣東當了幾年小學教師，此間創作了《無盡的愛》、《漂亮的男客》、《福田大佐的幸遇》等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以香港的抗日鬥爭為題材，故事頗富傳奇性，對淪陷區的社會氛圍作了成功的書寫，表逹出一個熱血青年作家的憂患之心。戰後，侶倫回到香港，創作風格出現明顯變化，更多地將目光投向卑微的一群，面向社會現實，面對自己熟悉的生活，寫人間的悲情，對現實生活中的悲苦小人物寄以了深深的同情，讚美他們善良、高潔的心靈。就是在那艱難的歲月裏，他創作了《窮巷》這部震動香江文壇的佳作。當年，《華商報》的主筆華嘉讀過《窮巷》後，在寫給作者的一封信中讚許地說︰「你的小說的人物，己經從高樓大厦裏走出街頭來了，他們再也不是一些整天在做夢的青年男女，而是現實生活的壓榨下的都市小人物；你的筆鋒，已從男女之間的純愛轉向人與人之間的友愛。《窮巷》那樣的作品，才真正是你的作品。」[④] 二. 窮巷中的苦難與有情人間 我認為，要準確地認識侶倫，對他的創作風格作出歸類與定位，應該將他的創作放在「平民文學」的命題下來考察，這樣，才能真正揭示《窮巷》的價值，認識「窮巷文學」的藝術價值和獨特性。侶倫的小說歷來都屬於都市文學，早期的小說且有幾分編織美麗夢境的洋場文學氣，《窮巷》的出現不僅是其個人創作風格的突破，對當時的香港小說來說也是一個突破，像黃谷柳的《春風秋雨》一樣，都是直接從悲苦的現實人生中汲取「詩情」，那是一種情感的紀錄，而不是表面的事實鋪陳，更不是編故事。這部小說的感人之處，是以真實的生活體驗寫出了一群不幸者的苦難和溫馨。《窮巷》取材於下層社會的生活，紮根於香港的現實土壤，散發出濃厚的本土氣息，因而被一些論者冠以「鄉土派佳作」，其實更準確的定位，應該是香港都市平民文學的佳作。侶倫在戰後的整整十年，純粹靠筆桿來支持生活，寫作《窮巷》時正處於「生活最艱難的日子」、「生活不安定」，他由一九四八年夏天動筆創作，共花了五年時間才脫稿，期間「時作時輟」。作者曾自言創作這部二十萬字的小說，是「本著平日的創作態度，去表現一些卑微的小人物的悲喜」。這種創作觀以及《窮巷》中所展現的創作意識，與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所提倡的「平民文學」是一致的。 周作人曾對「平民文學」作過這樣的解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通的思想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通，也更為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應講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的道德，一定普通，決不偏枯。天下決無只有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歡說的殉節守貞，也是全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只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混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侶倫的《窮巷》正體現了這樣的創作原則，以一種平民的意識、民間的立場，來觀照在社會的底層艱難掙扎的小人物，述說他們的苦難人生，由於作者本人就生活在其筆下人物的世界中，所以並非以高高在上的姿態評說人生，而是以無業遊民的身份咏唱他們自己的身世。這才是《窮巷》最根本的特色之所在，價值之所在，成功之所在。 1.窮困——悲劇之源 《窮巷》中的四個「難友」，住在九龍一個偏僻區域的殘舊唐樓的四層樓上，他們的身份不同，但有一個「相同的命運——窮困」，他們面對的一個共同困境是，交不出房租，面臨包租婆「雌老虎」的逼遷。欠租、逼遷，這是小說開篇即展現在讀者面前的一個衝突，這也是貫穿整部小說的一個中心線索。圍繞這個中軸，又展開了兩條感情的副線︰一條是高懷和白玫，另一條是杜全與阿貞。主線與副線交相穿插，互相紐結，環環相扣，而所有的矛盾焦點都集中在一點上，正如書中人物高懷所說︰「一切的悲劇歸結說起來不外一件事；只因為我們窮！」 通過種種矛盾衝突的展開，小說揭示了戰後香港底層社會真實的生存狀況，和無業游民的悲苦生活。戰後的香港，「到處是興奮的情緒，到處是光明的幻景」，活下來的人們一度沉醉在勝利的喜悅中，相信「好日子接著會來了」。但是，「香港，迅速地復員了繁榮，也迅速地復員了醜惡！」侶倫，這個對新生活懷著憧憬之心的作家，很快就發現「有歡笑的地方同樣有血淚，有卑鄙的地方同樣有崇高」，所以，他在《窮巷》的序曲中，發出了「真理在哪裏」的質問，並以肯定而又憤懣的語調作出這樣的回答︰「它是燃燒在黑暗的角落裏，燃燒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協的人們的心中！」這樣的呼聲和吶喊，只能是出自於那些淪落於「窮巷」中、走投無路的卑微者。在這些卑微者中，高懷是個靠投稿維持生活的「職業文人」，杜全是打過日本人的退伍軍人，莫輪從事買賣破爛的行當，羅建則是一個小學教師，這幾個來香港碰運氣的淪落人，「遭遇了沒法應付卻又不能不應付的困難」——久租三個月，正面臨無處棲身的絶境，不能不發出「來到香港也一樣倒霉」的嘆息。擺在他們面前的當務之急就是籌措租金，渡過難關。這幾個患難與共的房客，陷於嚴酷的生存困境中，他們為基本的生存而活著，與險惡的現實環境相頡頏，在抗爭中尋生路。而在這場衝突中，唯利是圖的「雌老虎」無疑是現實世界中壓迫勢力的一個代表。她是一個勢利的包租婆，說不上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但正是由於世俗社會中有太多這類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別人的死活的既得利益者，令我們的世界變得冷酷無情，變得灰暗，所以，她成了自私自利的醜陋香港人的典型。 在《窮巷》中，高懷是一個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形象，他為人冷靜、理性而又充滿正義，代表了高潔的胸懷，可以說是這群苦難者自我拯救的象徵。杜全死後，他說的一番話足以代表他的生活意志，他說︰「生活是戰鬥，人生也是一種戰鬥，一個人首先不能夠戰勝自己，便說不上戰勝生活！杜全抛不開本身的苦腦，還給苦腦壓倒；他在對自己的戰鬥中已經敗退下來，自然也消失了生活的勇氣。」高懷同時還是一個社會批判者角色，他很清醒地指出，他們的不幸並非本身的「罪過」，他說︰「幾個人竭盡了能力，卻連生活也弄不安定，天天受包租婆催租的威脅。但這是我們的罪過嗎？這完全是社會許多複雜因素所形成的結果。」在他們被趕出屋子的時候，他對白玫說︰「不要回頭看了，要看的是路！」種種的言行都說明，這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一個有堅強意志，勇於面對困境、樂觀進取的人物形象。 在我看來，《窮巷》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是杜全和白玫。先說說杜全的人生悲劇吧，這個復員的老兵因為生活無著，跑到香港來碰運氣，投奔老友莫輪，由於一直找不到工作，「生活全靠揩朋友的油」。他愛上了樓下香烟檔的「香烟皇后」阿貞，可是阿貞的母親旺記婆對杜全並無好感，這個功利又虛榮的母親指望「命帶高貴氣」的女兒釣到一個金龜婿。杜全為了證明自己有正當職業，每天在附近船廠響起汽笛聲時，穿起工人裝下樓去假裝上班去，實則從另一個樓道回到樓上。當旺記婆聽他說是在船廠做機械修理時，拿出一個壞的座鐘要他修理。能不能修好座鐘決定了他能不能追上阿貞，他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來。這個座鐘也成了決定其命運的一個象徵物，或者說是一個催命符，他面對這個座鐘一籌莫展，又拿不出五塊錢找人修理，脾氣愈加暴躁，與莫輪鬧別扭。阿貞對他說，如果他能送她母親一個銀的水烟筒，一定能夠討得其母的歡心。可是他又哪裏有能力逹成這個心願呢？好心的莫輪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果然，一個精緻的水烟筒為他帶來了好運，旺記婆對他大為改觀，並讓女兒與他約會。就在他沉浸在愛的醉意中時，那個水烟筒又為他帶來了麻煩。旺記婆手中的水烟筒被一個女人認出是她所丟失的，杜全成了接贜者，並因此而坐監。出獄以後，他受到了另一重打擊，受到「雌老虎」、旺記婆等世俗之人的歧視，而最要命的是連阿貞也避開了他。在失業與失戀的雙重打擊下，他走上了絶路，跳樓身亡。杜全的悲劇又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高懷的那句話「因為我們窮」。杜全這個形象所以真實可感，就在於作者通過行動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他的性格，讓我們看到了他的內心掙扎︰在他修不好那個座鐘時，我們看到他的焦躁、苦悶；而他在法庭上認罪，則是為了成全莫輪，讓他可以去指證漢奸王大牛，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到他的自我犧牲精神；在他出獄後因飽受精神困擾，像夢遊病人一樣失魂落魄，沮喪地自語「我沒有辦法洗乾淨我的身」，又讓我們看到他的絶望；最後鼓起勇氣去找阿貞，試圖得到她的諒解，可是阿貞的言語也是步步進逼的——「決絶的」、「追究的」、「諷刺地」、「態度冷硬的」，最後，旺記婆握著掃帚將垃圾向門口掃出來的動作，更是給了他致命的一擊，「他在狼狽中感到驟然襲來的一種絶望的悲哀︰完了！」「杜全像一根木杉一樣站在那裏，有一種殘酷的東西在絞著他的心……」「杜全慢慢地踏上樓梯，好像一個衰弱得失去了腿力的病人，簡直支持不住自己身子的重量一樣」，「他的眼光沉滯，面色蒼白，沒有一點活氣，一種深重的憂鬱壓住了他。」一個原本身裁壯健的粗豪漢子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被逼上了死路。 成功的小說家總是擅於將人物置於困境中，讓人物承受種種考驗，以彰顯人物的性格，通過杜全這個人物所遭遇的精神折磨，我們可以看到戰後香港社會的淪落人真實的生存狀態，這包括物質生活的匱乏與精神生活的困頓。杜全對阿貞一片痴情，但勢利的阿貞和她的母親卻是以現實的原則來衡量他們的關係，每每令杜全陷於窘境，這樣，現實的處境和杜全的內心感受就拉開了距離，形成了錯位，構成了悲劇性，杜全一顆被刺痛的心就更能觸動讀者的心。 侶倫塑造杜全這個人物，是通過故事的推進一步步將他打入困境、逼上死路，從而展現他的內心世界，而塑造白玫這個人物則是反其道而行之，白玫一出場就處於一個走投無路的境地，在寒夜中凄切地哭泣，就在她投海的一刻，高懷拯救了她。四個窮得交不出房租的男人庇護了她，給她一個暫時的棲身之所，但她的身世一直是個謎。在小說的開頭，我們只知道她無家可歸，因為那是「一個出來了就不能夠再回去的地方」。她與高懷漸生情愫，但在高懷面前，她總是極力避免告白自己的身世，對他的追問也只是報以神秘的微笑，顯然，她的內心有一個隠秘的世界。夜晚，她孤伶伶地站在騎樓上，望灰暗的天空緩慢地唱著悲涼的歌「月亮在哪裏」，這歌聲「像一脈細細的寒流沁入了靈魂，高懷感到一陣戰慄，同時一種似乎是潛伏的憂鬱從心底裏盪漾起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物苦澀的內心，知道她有難言之隱。她愛高懷，但又不能徹底表露心跡。隨著情節的發展，她的秘密也逐漸得以解開。白玫「姐姐」的出現，使大家知道她是「私逃」出來的，進而，高懷又知道那個女人並不是她的親姐姐，白玫是被她從廣州騙到香港來的，並逼著她做妓女接客，受到壓迫的白玫因為不甘受「姐夫」的淫辱跑了出來。而她所以會淪落到這樣的境地則另有前因，她原本出身於一個中等的海員家庭，母親早喪，父親的外室又不能善待白玫姊妹，她在十七歲那年脫離家庭，在戰時的亂世之中，她被男人誘騙失身，做女招待、舞女，後來，她得知姊姊在廣州，隻身由上海到穗投奔姊姊，可是做了官太太的姊姊對她冷落以待，陷於困境中的她就這樣被人拐到了香港。小說中就是這樣通過一層一層的回溯、揭示，讓我們看到一個飽嚐人間辛酸的白玫。侶倫在塑造這個人物時，也相當注重通過行動展示人物的性格，杜全無錢去修理座鐘，她將身上僅有的錢都給他，羅建無錢回家探望病重的妻子，她賣掉了金項鍊，將錢交給他……所有這些行為，在在顯示出她的善良。像塑造杜全的形象一樣，作者很擅於令現實的處境與人物的內心感覺拉開距離，形成錯位，形成張力，突顯人物內心的矛盾，大大增強了藝術感染力。 另外，莫輪這個「純樸得連給人一些好處都覺得是難為情的」人，也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小說中通過這些人物的悲慘遭遇，真切表逹出在現實生活重壓下苦難者的呻吟，並對吃人的世界作出了控訴，同時揭示出他們的悲劇之源——窮，高懷連聲大叫「錢！錢！錢！錢！錢！錢！」，正是他們所受苦難的注腳。 2. 租來的屋——苦難者的「家」 在我們的文學傳統中，「現實」似乎與「罪惡」劃了等號，被視為批判的對象，我們的作家習慣把「理想」寄託於「未來」，好象所有的「希望」都在「明天」，在香港小說中，我們一樣可以看到這樣的思維模式，但在《窮巷》中，讓我特別感到欣喜的是，這部小說卻給我們的「人間」以相當正面的價值衡量，讓我們體驗到「有情人間」的友愛精神。這大概也算是「窮巷文學」的又一特色吧。 《窮巷》中一群人擠在一間租來的狹小屋子裏，這似乎就是香港侷促居住環境的一個縮影，現實社會中生存空間的寫照。他們都是無家可歸的難民、流浪者，但在這租來的空間裏，並不盡是悲苦與凄涼，他們互相接濟、風雨同舟、相濡以沬，又讓我們看到了窮人的品格、人間的溫情，看到了這個吃人的世界中另一種生存原則，那就是同情心和人情味，如高懷所言，「苦是苦的，但是社會上和我們同樣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們便覺得苦並不算得什麼一回事了。」又如莫輪所說「就因為大家都一樣困難，我們才住在一起……我覺得友情比金錢更好」。他們都是脆弱的個體，沒辦法在這如狼似虎的世界，單打獨鬥，唯有結成生命的共同體，正如高懷說︰「儘管世界大得很，但是這個時候，一個人找不到立足地並不是奇事。我們窮是事實，可是互相依傍著還有辦法生活下去；如果大家一分開了，那麼，大家都一樣完了！」在這個家裏，「彼此之間只有同情和友愛，關切和互助；卻沒有矯飾，拘泥或勢利的思想」，所以，這個「家」相較於險惡的現實環境來說，無疑是一個代表溫暖人間的、人性的空間，在這個「家」裏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得到肯定，這是一個屬於苦難者自己的生命空間，其間充滿了愛與同情、理解，這與險惡「吃人世界」構成了對照，無疑是對無情無義的、功利的、偽善的現實環境的一個反撥。 白玫這個絶路人遇到了絶路人，但卻感到從未有過的溫暖，「她有生以來不曾碰到過這樣的朋友，而且是陌生的；更不曾遭遇過相似的境界；這裏面充滿了熱情，充滿了親切。她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在他們最終被逐離屋子的時候，白玫「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凄酸情緒；她捨不得離開這屋子︰它曾經給她的生命那麼多的溫暖，那麼多的快樂，又那麼多的哀傷！」這不捨之情，正是對那友愛空間的眷戀。 《窮巷》是一部有香港本土特色的好小說，但還說不上是一部傑出的經典，事實上這部小說還存在缺陷，就以人物形象來說，人物的塑造還顯得不夠飽滿，未能充分表現出人物內心的複雜性和性格的多面性，人物的個性化不足，因而，沒有一個形象可成為立得起來的典型人物。高懷的道德情操固然值得欣賞，但從藝術層面來說，卻非成功的人物，他還只是作者本人的一個影子，或者說是作者人生觀的一個傳聲筒，形象仍顯得相當平面、單薄。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香港的新文學是在摸索中前進，能夠像侶倫這樣堅持下來的耕耘者畢竟不多，而這些在文學的荒漠中拓墾的先行者，所生產出來的文學之果不免酸澀，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能夠從《窮巷》這類作品中，看到一個時代的生存困境，感受到艱難時代卑微者的悲哀和苦況，又未嘗不能給我們反省自身處境的啓示，而其描繪的人性空間，更能引起我們的深思，不無幫助我們醫治冷漠、自私、疏離時代病的意義。 [①] 1.黃茵《「窮巷」讀後》，轉引自《香港文學史》p155。 [②] 《追跡香港文學》p.142。 [③] 同上 p149. [④]轉引自《香港小說史》p.1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