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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遁世者的獨白 ——再論劉以鬯小說《酒徒》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蔡益懷 参加讨论

     劉以鬯的《酒徒》是一部內心獨白的佳構,也是一部複調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世紀病患者,一個痛苦的靈魂,一個迷失自我的都市遊魂。作品中的酒徒——老劉——「我」,陷於雙重困境之中︰一方面是現實生活的生存困境,另方面是精神的困境。作品真實表現了香港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異化現象,反映了香港邊緣文化人在工商業社會中掙扎求存的痛苦經歷。
     劉以鬯是具有現代意識的香港小說家之一,他對現代小說的發展方向和內在本質有著深切的認識,從這部小說中,我們不難了解到作者的小說觀。如他在作品中通過酒徒的口宣稱︰「現實主義應該死去了,現代小說家必須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探求內在真實不僅也是『寫實』的,而且是真正的『寫實』」,「必須放棄表面的描摹,進而作內心的探險」;「文學是一種創造,企圖在傳統中追求古老的藝術形式與理想,無論怎樣熱情,也不會獲致顯著的成就。現實主義早已落伍,甚至福樓拜也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手邊有複音的合奏,豐富的調色板,各種各樣的媒介……但是我們缺乏的是︰﹙一﹚內在的原則;﹙二﹚事物的靈魂;﹙三﹚情節的思想」。作者將這種小說觀落實於《酒徒》的創作中,並在心理寫實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他塑造的酒徒更成為香港小說、乃至中國現代小說中的一個有個性色彩的人物形象,長活於讀者心中。
    1. 麻醉自己的遁世者
     在這部作品中,酒徒的身份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作家,他對文學的理解遠遠超過許多把持著文壇而又沒有作品的「作家」以及那些寫流行文字的稿匠。可是,他縱有才華也無從發揮。他知道,「藝術在香港是最不值錢的東西」,「在香港,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常常弄得連生活都成問題」,香港這個「怪地方,藝術性越高的作品,越不容易找到發表的地方;相反,那些含有毒素的武俠小說與黃色小說卻變成了你爭我奪的對象」。他無法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中立足,陷於苦悶之中,只好借酒銷愁,但是,酒給他帶來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困擾。他喝醉了酒而斷稿,加上他的武俠小說「動作」沒有別人的多,被報館取消了專欄。他失去了收入,自尊心受到傷害,這樣一來,對酒的依賴更嚴重,形成惡性循環——「為了追尋靈感,我必須飲酒。為了使激動的情緒恢復寧靜,我必須飲酒。為了一些不可言狀的理由,我必須飲酒」。
     這是一個生活在不安和焦慮之中的人,他只能藉喝酒、玩女人,來麻醉自己,克服內心的恐懼和苦悶。他不滿現實,可又拿不出勇氣來面對,他只有詛咒。在他看來,「現實是殘酷的」,「現實是世界上最醜惡的東西」,「這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越是卑鄙無恥的人越爬得高;那些忠於良知的人,永遠被壓在社會底層,遭人踐踏」。酒,是他的麻醉劑,是遁世的工具——「酒不能使我獲得快樂;但是它能使我忘記痛苦」,「酒,等於鎮靜劑」。他生存在醉與醒的生存狀態中,在他不喝酒時,「現實會像一百個醜陋的老嫗終日喋喋不休」,「祇有酒醉時,世界就有趣了」,酒可以幫助他「忘掉憂鬱」,正如他的自白「我是一個逃避主義者,只會用酒液來逃避這醜惡的現實」。
     在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失敗者,他「責怪自己太低能,無法適應這個現實環境」。他被張麗麗的美色所俘虜,因而經不起她的唆使,參與不光彩的勾當,假扮張麗麗的丈夫,捉黃腳雞,敲詐紗廠老闆,結果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被打爆頭住進醫院。諷刺的是,這個女人後來竟嫁給了那個紗廠老闆。在面對現實困境時,他的處理方式是逃避,就像他一次次地搬家一樣。房東的十七歲女兒司馬莉因勾引他不遂,反向父母誣指他調戲,出於無奈,他只好搬家。他避過了一個麻煩,又面對另一種困擾,這一次,他遇到的是一個性飢渴的包租婆,他們發生了關係,他因為沒有收入,成了吃拖鞋飯的男人。他愛上舞女楊露,卻又沒有勇氣跟她結婚,他受的現實束縛太多,認為結婚不能單靠勇氣。楊露要嫁人,他以自虐的方式狂飲烈酒,要「讓她看了難過」。他替電影導演莫雨寫電影劇本,結果成果被侵吞。在現實生活中,他就是這樣一個「低能」又倒霉的人。
     在文學事業上,他則是一個逃兵。他空有文學的理想,卻無信心和毅力去堅持自己的理想。他的朋友麥荷門是個有志向、有毅力而思想又極其純潔的青年,不惜以母親的五千元積蓄孤注一擲,邀他一起創辦《前衞文學》,為「中國新文學保存一點元氣」。他起初也很起勁,可是工作剛剛展開,他就打了退堂鼓,他感到灰心與疲倦。在他的內心深處,發出的是這樣的聲音——「這是一個苦悶的時代」,「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會產生窒息的感覺」。他對文學失去了信心。當荷門獨力推出《前衞文學》的創刊號,他又欽佩起麥荷門的毅力,同時也感到慚愧,「承認對文學的熱誠仍未完全消失」,「依舊無法抗拒文學的滋力」。
     他的存在是一個悲劇,正如他自己所言,「一齣悲劇在我心中搬演,主角是我自己」。悲劇的成因不在命運,也不在神,而往往在於人類自身的弱點,酒徒的悲劇人生有社會環境的外在因素,然而更主要的還是其內在的因素造成的。他是個懦弱的人,是逃避主義者,是缺乏生命意志的人,他沒有對抗現實、自我超越的勇氣。
    2. 內在的精神分裂
     香港是一個令人精神分裂的人間煉獄。《酒徒》的一個成功之處是,寫出了酒徒的內在精神分裂,並透射出港人的真實精神狀態。
     酒徒放棄了文學,並向現實低頭,寫起《潘金蓮做包租婆》之類的黃色小說,並且很快就為他帶來安穩的生活。但是,「一個文藝愛好者忽然放棄了嚴肅的文藝工作去撰寫黃色文字,等於一個良家婦女忽然背棄道德觀念到外邊去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我」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也自知「寫過通俗文字的作者,等於少女失足,永遠洗刷不掉這個污點!」為此,他的「內心充滿矛盾,感情其複雜」,「一方面為生活漸趨安定而慶幸;一方面卻因強自放棄對文學的愛好而悲哀」,「我從十四歲開始從事嚴肅的文藝工作,編過純文藝副刊,編過文藝叢書,又搞過頗具規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來的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今,來到香港後,為了生活,祇好將二三十年來的努力全部放棄,開始用黃色文字去賺取驕傲」。寫黃色小說,對於一個嚴肅的作家來說,當然是沒有甚麼「驕傲」可言的,他自知這是一個恥辱,但他又時時在為自己辯解,「誰能了解我呢?我想。現實是殘酷的。沒有錢繳房租,就得睡街邊;沒有錢買東西吃,就會餓死。」「香港這個社會的特殊性,非身受其苦者很難體會得到。在這裏,有修養有才氣的文人為了生活十九都在撰寫通俗文字」。他的自辯終究是無力的,麥荷門曾直言他去寫黃色小說是在做害人的工作,並認為這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慾」。荷門是他唯一的朋友,而這個朋友卻「不瞭解」他,不體諒他的「苦衷」,他感到的「感情在流血」。荷門對他的疏遠,令他感到自卑,「無比的空虛」,「十分孤獨」,他在內心極力為自己開脫,「如果別人不能原諒我的話,我不能不原諒自己」。這樣一來,他更加自暴自棄,痛下決心要與文藝一刀兩斷,「將寫作視作一種職業,將自己看成一架寫稿機」。
     一個嚴肅的作家淪落為「一條寄生蟲」,靈魂從此不得安寧,其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成了香港現代都市人中的一個典型的精神分裂者,出入於餐廳舞廳,遊蕩在街頭,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裏,所以,在整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滿紙的夢囈——
    「心靈的交通燈熄滅了。」
    「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可笑;但是我流淚了,辨不清東南西北;也分不出黑夜是白晝。太陽等於月亮。」
    「酒與黃色文字皆能產生逃避作用。」
    「在香港,賣文等於妓女賣笑,必須取悅於顧客,否則就賺不到稿費。」
    「朋友,當你孤獨時,連呼喚也是無聲的。」
    「萬念俱灰,只是缺乏離開塵世的勇氣。」
    「我忍受不住痛的煎熬。」
    「我要逃避,但是四週空落落的,祇有煙霧。」
    「現在是醜惡的;總比永恆的寧靜有趣。」
    「這是一個病態的世紀,讀過書的人都不健康」
    「我認為智慧是魔鬼手製的藥丸,吞得多的,煩惱也多。」
    「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太認真,自己吃苦。不如糊塗些!」
    「處在這個社會裏,我永遠得不到快樂。」
    ………
     在這種時候,只有酒是「治療創傷的特效藥」;「酒變成一種護照,常常帶我去到另外一個世界」;酒「像剪草機一般,讓路上的荊棘剪平了」;「我不想尋找自己,寧願經常遺落在一個不可知的境界」;「酒是主宰。酒是神。酒是遊子的知己。我無法探求人生的最終自的」。他知道酒不是好東西,但他畢竟是「塵世的俗物」,抵受不住酒的引誘,而甘心情願做「酒的奴隸」,「沒有理想。沒有希望。沒有雄心。沒有警惕」。除了酒之外,唯有手指舞廳可成為追尋刺激的「代替品」。這個世紀病患者、尋夢者,成了一個無所依歸的遊魂,浪蕩在港島的街頭,「處身在兩座高樓大厦之間,遂顯得特別渺小。一切靜止的東西都有合理的安排,唯人類的行為經常不合邏輯。」
     酒徒是一個有病態人格的可憐蟲,也是一個溫情人間的「逆子」。他租住在雷家,房東家的雷老太太因思念死於日軍轟炸時的兒子而憂鬱成疾,以至患上精神病,老人將這個房客當著自己的兒子新民,將一片慈愛之心都投射在他的身上,經常煲糖水給他喝;在他再一次失去專欄地盤、窮愁潦倒時,老太太竟將自己積下來的三千元給了他,並勸他不要再喝酒。雷老太太雖是個「精神不平衡的老婦人」,「但是我從她處得到最大的溫暖」。然而,老太太的溫情終究不能治癒這個世紀病患的心靈痼疾,他到手指舞廳尋夢,而且沒能抗拒酒的誘惑,喝得更兇,直至爛醉如泥。回到家裏,老太太怪他不應喝這麼多,他竟大聲咆哮,說他不是她的兒子、不是新民,老人心碎了,說她生了一個逆子,並割脈自盡。酒徒用惡毒的語言殺害了一個慈祥的老人,心靈受到極大的震盪,悶坐房內,流淚,「憐憫自己」,他決心戒酒,但到了傍晚,又在一家餐廳喝起拔蘭地。小說到此結束,好像沒有完結,但我們可以想像,這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他完了。
     酒徒的形象是現代工商社會下異化的港人的一個典型,體現了現代港人無根的、孤獨的精神狀態。從現實的道德原則和健全的人生態度來說,這是一個可厭的人物,但從藝術的創作原則來說,這是一個成功的形象,揭示了人物真實的內心世界,表現出了其性格的二重性,「魔鬼與天使」在內心的決戰。不過,話說回來,我們雖然不能用現實的道德原則,去要求作者筆下的人物一定要是一個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文人,也不能制止作者去創造一個這樣的人物,我們還是不能不要求作者給我們一種自我超越的力量。文學作品總是應該給人一種振拔的力量的,從這一點來說,這部作品顯然有所不足。
    3. 香港是罪惡的集中營
     酒徒,是一個喪失了自我的人,他的人生觀是悲觀的,雖然他也追問人生的目的,但他認為「人生根本沒有目的。造物主創造了一個謊言,野心、欲求、希冀、快樂、性慾……都是製造這個謊言的原料,缺少一樣,人就容易獲得真正的覺醒。人是不能醒的,因為造物主不允許有這種現象。大都說『浮生若夢』;其實是夢境太似浮生……」「人生原是上帝嘴裏的一句謊話。」這是一個孤立而空虛的人,他生活在焦慮、恐懼和負罪感中,只能以酒和女色來麻痺自己的感覺,逃避憂慮,得到暫短的歡愉。他的遊蕩似乎只有一個目的——見證香港的醜惡,所以,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荒原般的香港——「夜香港的街景比明信片上的彩色照更美。但是夜香港是魔鬼活躍的時刻」;「太多的霓虹燈,太多的顏色,太多的高樓大廈,太多的船隻,太多的笑聲與哭聲……合力擎起現代文明,使人突生逐月之欲」;「街是一個夢魘,獸性與眼的搜索以及汽車的喇叭聲,形成一幅光怪陸離的圖畫。情感是個殘廢者,魔鬼在獰笑」;「一條街。來來往往的都是野獸。笑聲不會鑽入自己的耳朵,誰也不能從鏡子裏找到自己」;「香港是罪惡的集中營」。作者在這篇小說中,藉酒徒的獨白對香港的都市文明作了種種詛咒——「這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這是一個醜陋的世界!這是一個野獸才可以居住的世界!這是一個可怕的世界!這是一個失去理性的世界!」
     現代都市是以貨幣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金錢的法則主宰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支配著人們的行為。在香港這個金錢社會裏,同樣處處是金錢法則織下的羅網,誰也無法掙脫它的纏繞,劉以鬯對此深有感受,所以在這部作品中對金錢的魔力和金錢法則對人性的扭曲作了深刻的揭示——「錢是一切的主宰」,「錢是魔鬼。它的力量比神還大——尤其是在香港這種社會裏」;「文章變成商品。愛情變成商品。女孩子的貞操變成商品」。酒徒的基本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種金錢焦慮,他時時陷於窮困的處境,所以,他總是以金錢砝碼來衡量、算計種種得失。他願意參與捉黃腳雞的勾當,是利之所趨;他與麥荷門一起搞《前衞文學》,卻相當在意荷門會令那五千元會白白付諸東流;他放下尊嚴去寫黃色小說,也是為了可觀的收入……他不僅是酒的奴隸,還是金錢的奴隸,他雖然自認「不是一個金錢至上主義者」,但他逃不過金錢法則的糾葛,現實逼著他以錢作為衡量利弊得失的砝碼,所以,他這樣自辯︰「我是窮過的。窮的滋味不好嘗」;「如果一個人連生存的最低條件都不能解決時,哪裏還談得上甚麼理想?」
     金錢的法則扭曲了現實社會的種種關係,也令香港變成一個病態的社會,充斥著病態的人和事——在街頭,一個年華消失的徐娘向酒徒推銷她年僅十四歲女兒的青春;楊露下海伴舞,賺回來的錢卻被父親拿去賭博……這是一個道德淪喪的社會。酒徒的房東女兒司馬莉,年僅十七歲,但已有五個男朋友,而且在十五歲時便已墮過胎,她有一張稚氣的臉,同時有一顆蒼老的心,有很多的心事,她讀《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金賽的報告,她將愛情當作遊戲,他走進「我」的房間,抽煙喝酒,並屢次勾引「我」這個中年房客。她是「一朶罌粟花,外表美麗,果汁卻是有毒的」,這是香港社會中病態人物的另一種典型。在這個社會裏,人與人的關係變質了,正常人過得是不正常的生活,倒是真的精神病老人能夠給別人一點溫暖,這對於喪失人性的社會,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反諷。
    4. 內省的複調小說
     自從有人將《酒徒》視為「中國的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後,似乎便沒有人對這部小說的藝術性作出新的解析,後來的論者都人云亦云,或者說都停止了新的思考。在我看來,《酒徒》更確切地說是一部內省的複調小說,作品中有兩個聲音在交替說話。《酒徒》採用的是內聚焦視角,完全透過酒徒的感官去看、去感受外部世界,同時又內省自己的內在世界。「我」作為敘述者既是個外在的觀察者,又是個內在的裁判者。從下面這段文字可以看到這種敘事風格的特色︰
    「 酒。酒。酒。一杯。兩杯。三杯。四杯。五杯。我彷彿在遙遠的地方遇到了久別重逢的朋友。我很快樂。﹙酒是我的好朋友,沒有一個朋友能夠像酒那麼瞭解我!﹚一杯。兩杯。三杯。我不覺得孤獨了,我有酒。酒是一種證明,它使我確信自己還存在。於是我得到滿足,一切都顯得那麼和諧。」
     正在喝酒的「我」是一個身處外在世界的敘述者,「我」講述著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括號裏的言語則是「我」內在心靈的直接獨白,是我們看不見的那個「我」在自言自語。由此,我們可以聽到兩個出自同一個人物的聲音,而且這是兩個充滿自我意識的獨白,兩個聲音交替出現,形成了複調的二重唱。這樣的敘事手法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敘事策略,而是一種認知方式的改變在創作上的必然表現。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風尚,這部作品正是香港社會向工業化轉型時期,新的時代意識結出的藝術花果。應該看到,工商業消費社會支離破碎的現實對個人的內在心靈造成極大的衝擊,激烈的生存竸爭,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令人的靈魂不得安寧,內心的矛盾意識激烈交鋒,這正是現代人精神分裂的內在原因。身處這樣的社會環境,作家的審美觀照方式和表逹方式也必然產生相應的變化,《酒徒》的這種複調對話結構正適應了表現複雜內心世界的需要。所以,我們可以說,這部小說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敘事方式,都是具有現代意識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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