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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哺育了中国各地区人民，并且深深地渗透到各地区的文学创作中去。反过来，又给民族文化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大陆与台湾虽属海峡两岸，社会制度不同，文化方面也有差异，但毕竟又同根同源，对两岸“文化小说”进行比较，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统一的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开拓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 两岸“文化小说”比较，首先涉及“文化”概念的理解，从广义说，凡人类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可称为文化；而从狭义说，则“文化”仅限于人类文明所哺育的精神特征：从科学、艺术直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即以狭义论，文学作品也总反映一定的文化内容。不过，我们不能把一切小说都叫“文化小说”，只把侧重从文化视角描写生活的小说，才称为“文化小说”。比如《三国演义》虽也反映一定的文化内容，但它主要描写政治斗争和军事作战，便不好叫“文化小说”。又如《福尔摩斯探案》也非没有文化内容，但它主要从侦破案件的推理角度切入生活，它就是“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再如琼瑶的作品，也多有文化内容，但主要写男女悲剧性的爱情，便属“爱情小说”或“言情小说”。而像大陆当代作家邓友梅的《烟壶》、冯骥才的《神鞭》、陆文夫的《美食家》，或台湾作家司马中原的《红丝凤》、子于的《磁瓶》、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施叔青的《窑变》等小说，虽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但主要切入的角度正是文化，莫不突出地刻画了特定的历史文化的细节与氛围，并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小说给予读者的印象，也是文化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的涵义。本文加以比较的正是海峡两岸的这一类小说。 二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先后有将近百年分离的情形。日占前台湾文化本与大陆一样，而光复后，大批大陆各省区人员去台，更使台湾文化从闽台地区文化的格局中超出，迅速改变了它在大中国文化中的原有面貌，显示一种从地区格局融汇总体文化的景象。尽管台湾曾受日本文化的奴化影响，近半个世纪又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与大陆社会主义文化不能不有差异，然而，从文化的深层来说，在民族性格、审美心理、风俗习惯、文艺传统乃至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两岸文化又有相当稳固的共同性。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说：“正是在民族这一层次上的社会才具有最鲜明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到自己所属的是某个民族，我们试图仿效我们的同胞的习俗和风度。而且我们非常方便地辨别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各自的言谈方式、风俗和服饰等。”1中华民族的鲜明文化特征就存在于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两岸的“文化小说”就必然要对此作出生动的描述。 首先，张扬深沉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正气，是两岸“文化小说”突出的意蕴共性。 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根基于对古老而悠久的民族文化的深厚热爱，和对于民族群体顽强生命力的坚强信心。而民族正气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魂，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最具良知也最优秀的品质。“文化小说”着眼文化，根本乃在张扬民族的优秀文化，颂赞民族高尚的文化品格，因此，“文化小说”写人就必得深刻地描绘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别是表现主人公的民族自豪感和凛然正气。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高尚的审美价值。以《烟壶》和《红丝凤》来说，《烟壶》是侧重从烟壶不愧为中国艺术开拓了新领域、不愧为凝结着中国人智慧结晶的视角来描写清代光绪年间的北京生活和塑造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的。《烟壶》中最为光彩的人物应是那位身怀绝技的聂小轩。聂小轩的一生，因会烧制“薄如纸、声如磬，润如玉，明如镜”、“九域轰动，价值连城”的精巧制品——“古月轩”鼻烟壶而显示自身价值，同时也因此绝技而罹祸受难，从而表现出他凛然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红丝风》则从一只无价之宝的古瓶展开自己的文化主题，小说写这瓶“非瓷非玉”、“亦瓷亦玉”，从不同视角呈现不同的状态，侧背面看去，便见一只“颈纹、羽毛、长尾、甚至爪鳞都纤毫毕露”的“鲜红的凤凰”，透过古瓶，作者描写清末民初，军阀时代华北某城典当界的生活和人物。《红丝凤》的主人公是金满城当铺的李老朝奉，这是位权威的古物鉴赏家。从围绕“红丝凤”的曲折故事，读者不难看到李老朝奉博识多谋，其执著事业、忠心主人的机警，表现出一种善于抗拒强暴的富于正义感和传统道德精神的文化品格。 《烟壶》和《红丝凤》在表现主要人物的人格力量时，都相当注意深入刻画人物内心崇高的精神境界。《烟壶》中聂小轩身陷囹圄，担心的却非个人安危，而是害怕他的绝技失传，这正是中华民族十分可贵的泽及后人、自强不息的思想。《红丝凤》最后描写李老朝奉的一段肺腑之言也具同样感人的精神：“你们懂得，古物的价值在哪儿?它为什么会值钱?……那是说，今人看重古人的智慧、创意和匠心，凡是古物的价钱越高，今人也就越显得没出息，——假如今人的物件，处处强过古人，古物就不值钱了，……我说这话的意思，你们年轻人该懂得，不要把我看成权威，不要以为没有我，金满城就没了依恃，你们要发奋钻研，处处胜过我，事事强过我。”这种奖掖后进，以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人生态度，也正属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思想传统。 这种张扬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正气的文化品格的描写在两岸其他文化小说中也所在多见。如冯骥才的《神鞭》对练就辫子功战胜洋人的颂扬，台湾吴浊流的《先生妈》对固守中华传统文化以拒抗日本同化企图的先生妈的讴歌，便都属此类。它说明两岸d、说家尽管时空相隔，在共同民族文化的熏陶下，都十分珍贵中华民族伟大而优秀的精神传统，并力求在作品中加以宏扬。因而这种小说有助于伸张民族正气，易得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正不奇怪。 第二，推进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开放性发展，是两岸“文化小说”又一共性表现。 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基本创作潮流，从《诗经》到《红楼梦》，到鲁迅、茅盾等许多现代作家的创作，人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嬗变。一方面现实生活本身的演变要求现实主义适应新的现实变化，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本身也具有一定开放性，并不拒绝其他艺术方法有利于深刻地表现现实的手法。两岸“文化小说”基本上都继承了我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但又都有所创新，都从本身开放性的吸取中显示出更为强大的艺术表现的活力。说到台湾“文化小说”的现实主义及其开放，首先不能不想到白先勇和他的《游园惊梦》。白先勇虽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而闻名两岸，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多数基本属于现实主义，他说自己的小说既与他“所经历的动乱有关，也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2但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不独寓有浪漫主义色彩，还吸收、融化了现代主义某些写作手法和表现技巧。《游园惊梦》通过钱夫人表现一种今不如昔、人生若梦的飘零之感，典型地概括了国民党隅守台湾的达官贵人们一种普遍心理。而这一形象的刻画中，以《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缱绻作为构思联想的媒介即见浪漫主义氛围，而写钱夫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遗孀，在观看徐太太唱《游园》时，勾起往日她和郑彦清两人私通的种种回忆，更熟练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描写手法。白先勇笔下，人物所表现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心态，又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安排的结果，是为表现作品主题所需要的。 在大陆的“文化小说”中，也不乏多方吸取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和技巧的。冯骥才的《神鞭》在现实主义基础上驰骋神奇幻想，把一条辫子的威力写得淋漓尽致，虎虎生气，其浪漫主义色彩确实增添了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张力，这已为评论家所共见。即以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和《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而论，也接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把现实生活的描写，与宗教的神秘传说、故事融在一起，使作品产生一种色彩强烈的奇幻效果。魔幻现实主义的基调虽是现实主义，而艺术表现方面正是相当大胆地继承和借鉴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所以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兼批评家约·巴思，把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作品。3台湾作家陈映真曾说：“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太严肃太愁眉苦脸，令人心情沉重。运用的语言也好，思考的方式也好，使得它幻想的部分或联想的部分或创造的部分受到局限。像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马奎斯的小说，他是非常的飞扬，你不能说他是乱写的，但是他的作品，不仅有思想，而且具体参加了革命事件，他参加了地下组织的斗争，这给我很大启示，……拉美的作家除了具有斗争经验，具有思想性，他们浪漫的气质，再加上落后的拉丁美洲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巫术、迷信，他们的作品才显得饱满。”4中华文化向来有着阔大恢宏的胸怀，所谓“汉唐气象”即是，从不拒绝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长处。中国文学更向来有浪漫主义的传统，在古代即有丰富的象征和荒诞的艺术表现手法。因而海峡两岸的“文化小说”在推进现实主义发展时，很注意吸取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使现实主义在开放中显示更旺盛的生命力，这正足以见出两岸作家在中华传统文化培育下所显现的共同美学追求与选择。 第三，丰富而深湛的民族文化知识的铺陈是两岸“文化小说”的另一共同特色。 有关文化的知识，往往体现特定民族的独特文化创造，显示特定民族的智慧和有关制度、典章、文物的标志。正是透过两岸“文化小说”对这些方面知识的铺陈，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姿和源远流长。比如《红丝凤》所写典当行业的规矩就为我们平添许多文化知识。同样，《烟壶》所写有关烟壶的知识，也叫人叹为观止。类似的文化知识的铺陈也见于海峡两岸的其他文化小说。如施淑青的《窑变》关于古董成色与鉴别知识的介绍，陆文夫的《美食家》关于苏州菜肴及其烹调知识的介绍，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关于缠脚与算命卜卦方面的知识介绍，也无不具有文献学的价值。可以说，正由于这些淋漓尽致的专业及文化知识的铺陈，才使读者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这些文化知识在小说中有类环境和人物的衣饰，赋予特定时代的生活氛围和人物性格以生动的文化色彩。 这样的小说必然要求作家要具备高度的文化修养。两岸“文化小说”作家在文化知识方面所表现的渊博，不仅说明他们自身受沐浴于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也说明“文化小说”之所以会“热”起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正与人们从中能学到深湛而丰富的文化知识，从而提高文化的素养，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分不开。 第四，以鲜明的地方色彩显示民族韵味，是两岸“文化小说”共性的又一表现。 地方特性不只为“文化小说”所独具，但“文化小说”既从文化视角切人生活就不能不有地方色彩。邓友梅的“文化小学”便京味十足，像前面论及的《烟壶》，还有《寻找“画儿韩”》、《那五》等，由于小说描写了京都的民俗风情，如鬼市、当铺、文物、工艺等，又采用地道的京白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心态和神情，京味就更是写到家了。冯骥才则是“津味”的代表，他的《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都以天津卫为背景。这些小说不仅写出天津卫的市井人情风俗，其语言也是地道的天津口语，特别是写到“卫嘴子”斗嘴的情景，简直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在大陆的“文化小说”中，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之富于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的风采；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卓有秦汉文化的余韵；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饶具吴越文化的色调；韩少功的“湘西”系列，显现楚文化之浪漫奇想，都已有公论。 由于台湾“文化小说”的作者既有从大陆去的外地人，又有台湾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以台湾“文化小说”的地方特色就不只限于台湾本土，像子于的《磁瓶》可以说是写于台湾的京味小说。它也以地道的北京口语描写解放前北京城前门外一个铺面的主人油瓶子刘和他的女婿瓶子大王为一只磁瓶而引起争执的故事。子于祖籍河北，1920年生于辽宁，1948年曾到北京、天津，后又到台湾，他能写出富有京味特色的小说并不奇怪。至于台湾地方特色的“文化小说”则多半出自台湾本土作家，例如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描写台湾小镇以作广告赚钱维持生活的小人物的辛酸命运。主人公坤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为商人作广告，“一身从头到脚都很怪异的，仿佛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打扮”，“除了他的打扮令人注意之外，在这种大热天，那样厚厚的穿着也是特别引人注意的”，“脸上的粉墨，叫汗水给冲得像一尊逐渐融化的蜡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满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巴呼吸，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倒是显得凉快地飘颤着”。“新近，身前身后又多挂了两张广告牌；前面是百草茶，后面是蛔虫药。这样他走路的姿态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这样打扮的坤树，每天要按照一定的线路走到应该到达的地点，目的就是要吸引人们注意，为数种商品同时作广告宣传。坤树的心酸不在他的劳累，而在时间一长，他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竟然起了变化，孩子一见他的本来面目就哭。为了不让孩子哭闹，他就开始打扮自己。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台湾商业广告文化的产物，正为大陆所不见。台湾本土作家所写的“文化小说”往往杂有闽南方言，也见出语言的地方特色。 “文化小说”的地方色彩与其民族共性并不矛盾，多姿的地方色彩，不但不会影响民族文化结合的共同体，反而标明民族文化覆盖面的广阔。民族共性覆盖了地方色彩，地方色彩中透露着民族共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台湾“文化小说”的地方色彩也像大陆其他地区小说的地方色彩一样，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地方特性。 三 由于两岸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意识形态的反差，两岸“文化小说”也必然表现出多方面的差异。最明显的如： (一)从两岸“文化小说”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状况、境遇和作家心态。两岸都有描写中西文化交流、撞击的小说。但台湾多为反映这种撞击给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造成的危机，大陆则适相反，往往描写中国传统文化在撞击中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以台湾洪醒夫的《散戏》、李昂的《域外的域外》比之大陆李本深的《神戏》来说，这种区别十分明显。《散戏》描写台湾地方歌仔戏在西风美雨下走向式微的处境。作品写歌仔戏玉山剧团与现代艺术康乐队同时对演，旁边的康乐队年轻的女演员，穿暴露服，跳时兴舞，唱怪声怪调的歌，观众看得出神，……而歌仔戏所演的《秦香莲》观众却只有“三老两小”，而且他们说话的说话，自己玩的自己玩，没有谁被戏所吸引，演员也无心作戏。《域外的域外》描写林之翊作为一位歌唱艺术家，在台湾时已获得相当高的声誉，但她留学美国后，陪丈夫住在北美某个城市，虽有被邀请上电视演唱中国艺术歌曲，然而她唱中国曲子却不获理解，深感华族文化不获知音的痛苦和失落感。《神戏》则不同，它以西北陇中山区地方戏之一的皮影戏班为描写对象，作品写何班长的皮影戏在陇中黄土大地曾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虽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过苦，遭过罪，而在开放的年代，却迎来了更红火的命运，甚至作为中国民间艺术到省会兰州为外国朋友演出，还应邀到意大利为异国观众献艺。尽管这之间，在国内它也一度受到现代西方艺术的挑战，即何班长的儿子屎蛋子不愿继承父业，经营录像去了。然而皮影戏毕竟在民间有深厚的根基，有像八抬这样的痴迷般的爱好者。何班长由于收留了八抬为义子，作为神戏的传人，使这家濒于散摊的神戏班又起死回生，更加兴旺。在意大利，神戏也与林之翊在北美的遭遇不同，它不仅没有受到冷遇，相反，得到了很高的礼赞，首场演出就引起轰动。“神奇的中国影子风靡!风靡!”“中国绝技令人叹为观止!”“美奂绝伦的中国缪斯”……在意大利新闻媒介中大出风头。同写中国艺术，海峡两岸的描写角度与心态却迥不相同。这固然与两岸现实生活中传统艺术所处的实际境地有异相关，但也与两岸作家因文化背景不同而致的文化心态有异分不开，台湾孤悬海外，又受日本50年奴役统治，和近几十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强大浪潮的冲击，艺术成为商品，受到消费市场追新猎奇的审美趣味的制约，歌仔戏之走向式微自不可免。而台湾歌曲受到日本、美国等唱法的强烈影响，本也难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在美国不受重视也不奇怪。因为美国人也不会把台湾的歌唱家当成东方中华文化的代表，何况还是学自美国的。传统文化得不到扶植和弘扬，又孤悬海外，缺乏强大文化和政治后盾的地位，台湾作家除了哀叹传统文化的没落和不见重于外人，实在也难有更积极的心态。而大陆作家却不同，他们深感传统文化的根深叶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又得到政府的扶植和弘扬，加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华文化受到世界各国的景仰，这都使他们心中充满对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自豪感，因而，《神戏》这样的小说出自大陆作家笔下就是必然的了。 (二)两岸“文化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对题材不同透视而致的主题的不同深度。由于思想水平、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差异，两岸“文化小说”所揭示的主题的层次便颇不相同，台湾小说多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表现世态人情的冷漠，大陆小说则张扬社会主义理想，即如揭示社会主义的曲折，也积极寄寓历史的可贵教训，或表现意味深长的哲理境界。比如台湾吴念真的《茶》和大陆李学强的《茶品》都是从茶文化切人生活的小说。《茶》的主人公是一位退役的国民党军队的老营长顾先生，他在年暮体衰时惟一的嗜好就是“入夜一盅茶”。由于他曾经是营长。还要保持体面，来了客人习惯地还要倒茶，然而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拮据到无钱买茶买药的地步。尽管他有个赚大钱还做贩茶生意的儿子，可儿子不给他钱，以致他只能向隔壁老头要草药“像一盅极品龙井般，一口一口慢慢地啜干”。作品就这样揭露了台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满足金钱欲望而造成的对亲情的淡漠。与《茶》不同，《茶品》的主人公老苏，平时讲起茶的色、香、味、形，大家都很心服。不仅茶经茶道，有关茶的典故，赞茶的诗词，他都知道不少。他还被聘为兼职茶师，给职工讲茶经，为产品作鉴定。享有“茶博士”的雅号。他总用不重复的好茶招待新来的局长，别人都以为老苏要升科长了。不料，有次局长到四川出差，回来带了一撮茶叶，说是峨眉茶，不知真假，要老苏品一品。老苏品后说：“至茶无味。这茶，清而香，清而甘，一口饮下，觉口舌生津。局长，我饮茶要称多，这样的好茶，却是第一次尝到，您买的是真品，……”几天后，局里公布新任科长，但不是老苏。原来局长给试的是“经年霉茶”。老苏得知后，哭笑不得，自此，不再论茶。作品告诉人们，学问和人品，不能互相代替。人可以品茶，给茶作出鉴定；反过来，茶也可以品人，给人作出鉴定。《茶品》就这样使自己具有了意味深长的哲理韵味。再如两岸同题小说《棋王》，张系国的《棋王》，写一个聪颖的“要输就可以输，要赢就可以赢”的五子棋童在台湾的不幸命运。这位五子棋王虽然被从事广播事业的人们所看不起，认为五子棋没学问，但他们还是紧紧抓住他不放，因为他们要用他来开展能给他们带来“财神”的“神童”节目。为了钱，这位五子棋王甚至被迫去下了一次象棋。小说揭露了台湾腐朽社会的金钱欲及其对人的才能的摧残。钟阿城的《棋王》就很不同，作品虽富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定揭露与批判，但主旨却在弘扬一种献身事业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棋道所含的朴素的辩证思想。主人公王一生，从小迷上象棋，常至废寝忘食，终于彻悟了棋道的辩证关系，四处寻访棋界高手，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几位高手并得到冠军老者盛赞。王一生的成功与金钱无干，作者颂扬的正是中华民族深厚的自强不息的刚强品格和棋道所寓的朴素的辩证思想。因而，小说便超出棋艺，而进入到对更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赞颂了。 (三)两岸“文化小说”还表现了两岸作家不同的人生观与思想深度。台湾作家多半表现一种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大陆作家则立足社会主义理想。台湾“文化小说”即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露与批判的作品，像前述的《儿子的大玩偶》和《茶》，也止于从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出发去同情主人公，大陆的作品则罕止于此。试以台湾作家施叔青的《窑变》和大陆作家陆文夫的《美食家》作比较就更清楚。《窑变》是施叔青的“香港故事”系列之一，叙述一位台湾女作家方月随丈夫到香港后，由于丈夫忙于工作，她耐不得寂寞，就在香港某博物馆谋得职位，于是结识了专业律师、闲时寄情于瓷器古玩的姚茫。姚茫是位在婚姻上“不快乐”的人，方月与他在一段婚外情的日子里，享尽了香港的“富贵荣华”。但方月不意又遇到已成为画家的昔日恋人何寒天。何批评她不该放弃写作以及她的生活的浅薄和俗气，并邀她去巴黎两人共同生活。于是在某夜，她掀掉压在自己腿上的姚茫的身子，离开了姚茫。对于这样一种苟且之情的露水姻缘，白先勇评论说：“香港人享乐主义‘叹世界’的哲学，施叔青似乎暗中也有几分艳羡，因此，她描述香港人的穿与吃最为起劲，也是她小说中写得虎虎有力的地方”。5施叔青本人也说，“至于我‘批判又迷恋其中’也许《窑变》有些痕迹，因为我本人也对瓷器、字画等美的艺术品很是迷恋，就说我是玩物丧志吧!”6方月的享乐主义实质就是出于人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如果说《窑变》表现香港人不顾他人利益而一味追求自己的享乐，以及作者对这种享乐主义的态度和评价，那么《美食家》却完全从弘扬民族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的思想层次来写苏州美食。小说把朱自冶与高小挺加以对照，既对朱自冶公子哥儿的享乐主义有必要的批判，又揭示出在他身上怎样体现了高水平的苏州饮食文化如何值得我们加以发掘，并变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须发扬光大的遗产。而高小挺解放后虽抱着“再也不能让朱自冶他们那么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延续下去”的革命决心去当饭店经理，但由于“左”倾，不但革掉了传统的饮食文化，也革掉了商业利润和良好的经营态度，“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成了“走资派”，全家下放到农村。新时期他重任经理，才“深深地懂得了吃饭的意义，才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名菜馆，努力地恢复苏州的饮食文化”。作品对高小挺所走过的生活道路的审视，正是对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左思潮所作的生动的批判，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在于搞好社会主义的建设。 两岸“文化小说”上述文化心态、主题深度和思想高度的差异，深刻地说明台湾与大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文化的同构与异质。广大读者在阅读两岸小说时，是不能不注意到这点的。 四 无疑，两岸“文化小说”都正方兴未艾，大陆与台湾作家都更多把艺术表现的视角转向文化，因而对文化的描写能使作品的内涵更加深厚，也因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在够光辉灿烂，而且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但是如果从文化进步的角度来考案，中国文化并非一概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文明绝不与文化相等，并不是一切文化都包含着文明进步的价值。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并非由于中国没有文化，而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落后面。 无论是进步的、标志国家民族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还是落后、标志国家民族文明程度较低的文化，对“文化小说”来说，都可以是取材的源泉。但“文化小说”的主要社会功能应在努力提高民族文明的程度，而非拉着民族倒退，这里就存在一个作家能否正确地褒贬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颂扬民族文化的精华，扬弃民族文化的糟粕，这对“文化小说”的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方面处理不慎，就会给读者带来不良的效果，相应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批评和不满。在大陆的“文化小说”中，人们对那种炫耀蛮荒文化之窳陋，乃至宣扬还原野性的反文化的作品提出质疑和批评，是完全正当的。即如人们对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肯定中又有批评，也不为无因。《三寸金莲》作为一篇“文化小说”，总的倾向是好的，它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丑恶事物有一定的批评态度，揭露了女人缠足这种曾经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封建民俗的残酷，斥责佟忍安之流喜欢玩儿媳的小脚，实际是一种性变态。但令人困惑的是，作者对小脚小鞋描写的细腻中，又有意无意间把“三寸金莲”写得很美，写得令人感到值得把玩和欣赏。作品的艺术描写让人感到作者似乎怀着艳羡的态度在渲染和张扬这种丑陋的历史文化。这自然不能培养今天读者应有的健康的审美理想和趣味。王安忆的《小鲍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小鲍庄在作者笔下是个仁义之乡，这里人们虽有善良、朴实、忠厚的一面，但由于它的荒芜、落后、封闭，不仅人们生活贫穷、寂寞，而且很多事情都以传统道德观念作为评判标准，如拾来和二婶的结合违背了传统道德规范，鲍氏家族便横加干涉，棍棒相交；文化子与哥哥的童养媳相爱也不得父母相容等等。作家试图对一个古老村庄、古老家族从文化角度进行透视和观照，问题在于这种透视和观照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其批评态度也与历史生活的进程产生逆差。小说对小鲍庄这样的中国当代农村在社会主义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人们精神世界的积极变革罕有反映，而刻意赞颂捞渣身上的儒家仁义思想，这已令人困惑!小说还进一步渲染新社会树捞渣为英雄并加以崇拜，产生尖锐的嘲讽效果。人们会问，作者究竟要鼓吹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呢?倘若这种仁义思想是积极的，那就不应加以嘲讽；倘若这种仁义思想是消极的，那就应当加以揭露而不应当去加以歌颂。小说导向的自相矛盾难道不是相当程度上说明作者在文化上缺乏社会主义作家应有的批判和选择吗? 在台湾，白先勇的小说也有文化导向的选择问题。《游园惊梦》就表现出作者对于失却的贵族文化生活、文化地位，本来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基础之上，是应该加以批判和诅咒的。可是它与作者的身世如此深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最怀深情的一种往昔的金色世界，因而，在艺术作品的重塑中，上述恋旧情结的表露便成了他的系列小说的一个特色。遗憾的是，他的艺术描写的越出色，这种逆动于历史进程的眷恋、向往与赞美，带给读者的就绝不是推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走向平民，相反，正往往引导读者也去怀恋那种不值得怀恋的属于昨日贵族的那种文化氛围。 尽管台湾与大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建设新文化的目标也相差异，但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摈弃文化传统中的封建性、反民主性、反人道性的糟粕，则同是现代世界进步文化的共同走向。两岸“文化小说”的创作，应该说都不应忽视这一点。因为，对于“文化小说”来讲，艺术表现上尽可以多样化，可以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种种方法与手法，而在思想内涵方面却不能不去追求和选择一种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文化倾向。 注 释 1 《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2 《当代文坛报》1988年第2期，载王晋民整理《台湾文学的两次浪潮兼答问——白先勇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学术报告》。 3 《后现代派小说》，载《外国文学报导》1980年第3期。 4 彦火：《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载《陈映真文集》第6集。 5 《驱魔——香港传奇》序，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6 舒非：《与施叔青谈她的“香港的故事”》。 原载：《文学评论》 原载：《文学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