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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鹿原》;杜撰历史;性欲想象;情绪记忆;拼凑故事 摘 要:《白鹿原》是20世纪90年代十分畅销的长篇小说,作者陈忠实以他一生有关文学知识的情绪记忆,创作出了被他称之为再现“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的艺术历史,而文学界也群起雀跃地称其为“史诗”,授其以“大奖”。然而,《白鹿原》绝不是作者天才运作精心独创的文学“经典”,而是一部杜撰历史与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其内容的荒谬性与形式的模仿性,既反映了作者本人艺术想象的幼稚,也反映了当代文坛麻木不仁的无知。因此,重新评价《白鹿原》的艺术品味,真实还原《白鹿原》的创作资源,是我们当前学术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997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消息刚一传开,立刻便在文坛和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誉者称“《白鹿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史诗”[1],“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2];而反对者则讥讽说《白鹿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3],其“艺术上的粗糙和笨拙”实在“令人齿寒”。[4]仔细浏览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褒”是“贬”,论者几乎都是在感情用事空洞评说。《白鹿原》究竟能否成为一部流传青史的文学经典,如果人们脱离了作品文本而去大谈抽象理论,恐怕永远也解决不了一个是非曲直的原则性问题。 我个人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创新精神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国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恰恰反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用叔本华评价“庸作”的尺度来说,就是“牵强附会、极不自然、谬误百出,字里行间永远渗透着一种夸张造作的气息”[5]。 杜撰“历史”:《白鹿原》艺术构思的荒谬想象 客观而公正地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首先要认真分析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是否在其文本实践过程中得以真实体现。陈忠实一再申明说他创作《白鹿原》的原始想法,“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6],所以“小说写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历程”[7],“或者说是力争表现我们民族在那五十年的历史进程”[8]。这也是文坛与学界赞美《白鹿原》“史诗说”的基本依据。文学作品描写历史题材或历史现象无可厚非,但当作家一旦触及到“历史”这一概念时,他们就必须去自觉遵守真实性的道德法则,否则历史就会变为一种任人评说的虚无存在。“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因为它曾是人类过去行为的客观记载,故而作家无论是其描写精神或物资的历史观感,他们都应以理性批判精神去回归历史原场,并在掌握大量民族历史文化资料的前提下,以艺术思维去完成其作品文本的“史诗”建构。陈忠实显然并不具备“史诗”写作的知识储备,除了用大约“半年时间”去翻阅三县“县志”和党史“资料”以外,《白鹿原》全部故事内容几乎都是他个人生命的内在体验。对此,陈忠实本人似乎非常“直率”与“坦诚”,他承认作品中白嘉轩与鹿子霖这两位主人公“都没有生活原型”,而作品中诸如“围城”、“年馑”、“瘟疫”、“反正”等重大事件,也只是源自于孩提时代“听老人们讲过”的童年记忆。[9]正是由于陈忠实深刻地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他才聪明而机智地“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发展方向”[10]。不过,用“秘史”去代替“正史”并使其艺术想象合理化,陈忠实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秘史”也是一种“历史”,它同样要遵循真实性原则;尽管民间“秘史”与官方“正史”分别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史”本身所承载的那些人物与事件,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性。 陈忠实口口声声说他创作《白鹿原》的思想动机,目的是要去追求一种历史“真实”并最终实现这种历史“真实”[11],那么就让我们结合对《白鹿原》作品文本的故事分析,来看一看这部伟大“史诗”所表现出的荒谬逻辑吧!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白鹿原》作品文本的第一行文字,也是作者对主人公不平凡身世的刻意交代。白嘉轩之所以会“不平凡”,是因为他在作者本人的主观意识里,被塑造成了一个承担着重构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先民”形象。“七房女人”自然是在有意强化白嘉轩发迹转运的传奇特征,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可发现这样一个文本细节,前六房女人分别属于“冷漠”与“纵欲”这两大类型:她们不是对白嘉轩充满着无比恐惧,就是毫无节制地去放纵性欲,作者本人甚至还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语言,直接告诉读者像白嘉轩这样“一个贵人,一般福薄命浅的女人怎样浮得住这样的深水呢?”所以第七房女人名字叫“仙草”,她不仅自幼受过“上流家庭”的良好“家教”,还以六个桃木“棒槌”驱走了白家宅内的阴森鬼气,中国民间“好马配好鞍、好女嫁好男”的古老谚语,是作者赋予这位“先民”式人物“成长”过程的先决条件。《白鹿原》前四章叙述的是白氏家族由“衰”而“盛”的神奇转变,白嘉轩一泡尿撒出了个“白鹿”显灵的伟大“发现”,于是乎他巧妙施计用“水田”置换下鹿家那块“坡地”,进而翻开了他家族复兴与辉煌人生的历史篇章。“白嘉轩从山里娶回了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仙草”替他生育后代繁衍人丁,“罂粟”则替他聚敛钱财发家至富:“由罂粟引种成功骤然而起的财源兴旺和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带来的人丁兴旺,彻底扫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紧接着白嘉轩又“把祖产的老式房屋进行了彻底改造,把已经苔迹班驳的旧瓦揭掉,换上在本村窑场订购的新瓦,又把土坯垒的前檐拆除,安上了屏风式的雕花细格门窗,四合院的厅房和厢房就脱去了泥坯土胎而显出清雅的气氛了”;与此同时他还扩建了“马号”和“仓储”,用“青砖砌起”了“门房”和“门楼”,“经过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白鹿村村巷里。”这就是《白鹿原》为白嘉轩所设计的“发家史”,同时也是作者所声称的“民族史”。“仙”女配“神”人的故事叙事已经是俗不可耐了,而“一泡尿”的神话传奇则更是荒谬无比。我们伟大民族生生不息辛苦劳作而造就的悠久文明,却被作者演绎成了以种毒和贩毒为背景的灰色行为,难道说这就是作者与论者所言的“历史”真实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从第五章开始,作者让白嘉轩在完成了财富资本的原始积累后,便逐渐将其人格发展的叙事重点,推向了崇尚传统“儒学”、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建设方面。白嘉轩不无得意地在其自家“门楼”上挂起了一块“耕读传家”的醒目匾额,不无揶揄地嘲讽了作者把他奉为“民族精神”之象征的荒诞举措。白嘉轩修建“祠堂”与陈忠实信奉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作品文本的故事叙事当中,是一种作者本人灵魂难以割舍的情绪记忆,我个人对此并不表示有任何的不满与反感,问题在于像白嘉轩这样并不阳光的现代乡绅,他是否有资格去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如果这一命题能够在学理上得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势必就要去面临一种对过去历史的严峻考问:我们祖先几千来所创造积累的灿烂文明,究竟是他们内在良心发现后的深深忏悔,还是他们对自己“罪恶”人生的巧妙遮蔽?难道白嘉轩突兀之间便从“物资”欲念转向了“精神”追求,这就是陈忠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独特发现吗?《白鹿原》不仅颇有兴致地去描写白嘉轩对于重建乡约民风的不懈努力,甚至还不遗余力地去渲染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作用。重修祠堂与制定“乡约”这两件“白鹿原”上的头等大事,是作者对于白嘉轩思想人格高度升华的集中展示:他请姐夫朱先生写了一份从头到尾都释放着孔子“治家齐国平天下”气息的“乡约”碑文。自从“乡约”被刻成石碑神圣而庄严地矗立于白姓祠堂之后,“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混的背诵《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白嘉轩与其军师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用儒家“中庸”文化的传统理念,精心治理着那些老实忠厚的淳朴乡民,人为地造就了一副宁静祥和其乐融融的动人画面:在“白鹿村”里既没有压迫也没有反抗,人人兄弟相称处处和睦气氛;在“白鹿村”里既没有地主也没有穷人,人人下地劳作户户勤俭持家。即以族长白嘉轩为例,他与长工鹿三情同手足,不仅与其共同农耕同桌吃饭,而且还让自己女儿白灵认他为“干爹”。“白鹿”两姓“义”字当先救“贫”扶“困”,以至于时任滋水县令的古德茂感慨之余,奋笔疾书馈赠“仁义白鹿村”石碑一块。“白鹿原”训练有素的敦厚乡风,还被作者以辐射形式向外扩展,就连邻乡的财主郭举人也心存慈悲善待下人,黄老五则更是“不歇晌也不避雨”地陪着长工黑娃一道干活。当然,作者有意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作品文本中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一种传统文化“万能论”的偏执思想,似乎只要人们牢牢地坚守住那个早已逝去了的古老“传统”,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便可以随之即来指日可待。毫无疑问,《白鹿原》对于传统文化的大声呼唤与热情礼赞,明显是受到了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实际上作者这种试图振兴“儒学”的艺术表述,恰恰反映出了他身在“现代”却又拒绝“现代”的抵触心态。 在“儒学”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仁义白鹿村”,并不总是处于绝对稳定的“和谐”状态;故事情节实际上从第七章开始便以一声沉重叹息,转向了对这种“和谐”秩序遭到破坏的真相揭秘。只知道“交纳黄粮”的白嘉轩,并不懂得“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他不但难以理解革命政府的赋税政策,甚至还认为新政是“苛政猛于虎”,故在他亲自策动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白嘉轩更是充满着牢骚和怨气,是他本门里的黑娃带头砸碎了“仁义白鹿村”石碑和祠堂“乡约”碑文,同时也砸折了他那“太直太硬”的笔挺腰杆,结果直接导致了“白鹿原”淳朴民风的彻底丧失;国共两党分野又造成了“白鹿”两家的诸多不幸,白嘉轩之女白灵在“肃反”运动中被自己同志活埋,鹿子霖之子鹿兆海则在进攻延安时死于非命,时代变革大潮使白灵与鹿兆鹏率先挑战家长权威,而黑娃则公然携带郭举人的小老婆回村对抗族规。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作者对于“乡约”碑文重新修复的细节描写:当土地革命历史风潮逐渐退去以后,百感交集的白嘉轩试图重刻“乡约”碑文以重建固有秩序时,高深莫测的朱先生一句弦外之音却清晰地道出了作者本人的内心之痛:“不要,你就把那些砸碎的石板拼接到一起再镶到墙上。”朱先生反对重刻“乡约”的理由十分简单,“人心还能补缀混全吗?”我们用不着多费口舌去加以解释,作者显然是在有意通过朱先生之口,去向读者发出撕心裂肺的强烈暗示:破碎了的“乡约”如同断裂了的“传统”,无论人们怎样去补救都难以消除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伤痕!在故事情节的具体叙事当中,成为“浪子”的白孝文与成为“土匪”的黑娃,他们先后回归“祠堂”与重新认同“乡约”的反省行为,深刻地反映出了作者本人极其强烈的矛盾心理:“回归”仪式给人以庄重而严肃之感,黑娃面对众多父老乡亲“普通一声跪下”,然后无比虔诚地用颤抖的双手点上香烛,声泪俱下深深忏悔地述说到:“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用黑娃自己的话来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角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作者让孝文与黑娃“回归”,突显出了他重构历史的主观想象;但这种迷途知返的沉重“回归”,却又永远残留着无法驱逐的心灵梦魇———骤然间转变成一位“儒者”的黑娃最终却被人民政府以土匪罪名宣判了死刑,而重归祠堂洗心革面的孝文则昧着良心成为了人民政府的新任县长。“白鹿原”已经不可能回到“仁义白鹿村”的辉煌时代,这就如同那块破碎了的“乡约”石碑和白嘉轩那再也挺不直的佝偻腰杆,“残缺”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心灵隐痛,是作者灵魂深出的哀怨之声! 一泡神奇的“尿”撒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就是作者为我们所激情讲述的“民族历史”;而“仁义白鹿村”时代的和谐秩序,则是作者为我们所精心营造的“民族精神”!无论作者本人与评论家们如何去说三道四,都难以遮蔽《白鹿原》在重构历史口号的庇护之下,从本质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历史主义”的创作倾向! 解读“女人”:《白鹿原》欲望描写的性别错位 “女人”与“性”是《白鹿原》的一大看点,同时也是学界争论的核心焦点。肯定者认为《白鹿原》中的性欲描写,反映了“雄性能量”和“生殖崇拜”的生命意识,[12]而反对者却认为《白鹿原》中的性欲描写,是作品取悦大众消费时代的“媚俗”行为。[13]陈忠实本人对此问题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他说“我在查阅三县县志的时候,面对难以数计长篇累牍的节妇烈女们的名字无言以对,常常影响到我的情绪。那时候刚刚有了性解放说,这无疑是现代西方输入的一种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说法。我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的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逃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所以,他为《白鹿原》中的性欲描写,制定了这样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康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住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耳诱惑读者。”[14] 陈忠实用极为“高尚”的词汇字眼,为《白鹿原》放纵性欲的激情描写,从现代意识的切入角度做了人为遮掩,但却无意中暴露出了一个重大秘密:他要摆脱“羞怯”与“偷窥”的“不健康心理”,以“西方现代性解放说”为“科学”言说的理论依据,勇敢地去替那些饱受苦难的“节妇烈女”进行“代言”。所以,《白鹿原》描写了众多“女人”,她们欲壑难填,“性”趣盎然;其在作品中的全部意义与存在价值,就是毫无节制地放纵性欲。女性因“性”而光彩夺目,她们因“性”而生命强健,“性”女而非“女”性这一创作宗旨,是《白鹿原》告诉广大读者的女性“本能”!然而,陈忠实本人的确是摆脱了自己的“羞怯”与“偷窥”,可是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如果想要为女性合理的性欲要求去“伸张正义”,那么性别差异的客观障碍命中注定了他难以逃脱“偷窥”与“意淫”的心理。用“西方现代性解放说”来做挡箭牌,不仅没有使《白鹿原》表现出“女性解放”的丝毫气息,相反却极大地丑化与伤害了女性形象和女性情感,这也是《白鹿原》反“现代性”的思想特征之一。 我们注意到《白鹿原》的开章意象,有点类似于远古洪荒时代的“创世纪说”,男性“先民”白嘉轩在黄土地上的“伊甸园”里,被谙于“房事”的第一个女人激情诱惑狼狈不堪,“他在完全无知完全慌乱中度过了新婚之夜,留下了永远羞于向人道及的可笑的傻样”。在作者笔下,男性亚当被描写成了两性之事的“白痴儿”,他们始终都处于一种从不知晓的混沌状态。其实无论是白嘉轩还是孝文、黑娃、兔娃,作者让他们在第一次接触女性时,都表现出了纯洁无比的青涩性格:孝文不知道男女之间结婚还需要“性”事,急得新婚媳妇疑惑重重满腹抱怨;黑娃紧紧搂抱住田小娥的性感肉身,身体急剧膨胀却“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白家三媳妇诱惑兔娃“借种”,可是这个毛头小子直到完事也没回过味来。女性对于“性”事的早熟与渴望,是作者所人为赋予她们的生理属性;正是由于她们性欲强烈难以节制,才使得男人魂不守舍激情燃烧。陈忠实的确实现了他所说过的伟大誓言:从故纸堆里彻底解放了那些“节妇烈女”,让她们纵欲寻欢及时行乐飘飘欲仙美妙无比。我们不妨把《白鹿原》中有关女性“房事”方面的精彩表演,从其故事叙事当中摘录几则以便分析: 一当经过男女间的第一次交欢,她(白嘉轩的第二房女人)就变得没有节制的任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以下出处相同) 她(白嘉轩的第三房女人)要么是早熟,要么是婚前有过男女间的知识,一钻进被窝就把他紧紧搂住,双臂上显示着急切与贪婪,把丰满鼓胀的奶子毫不羞怯地贴紧他的胸膛。这个像一团绒球的女人在他怀里缠磨过一年就瘦成了一根干枯的包谷杆子,最后吐血而死了,死了也没搞清楚是什么病症。(第4页) 她(孝文媳妇)咯咯笑着搂住了他的脖子,把肥实的奶子紧紧贴住他的身,她抓他的一只手导向她的胸脯,随之示意他抚摩起来。……她的那只手从他的胸脯轻轻滑向他的腹部,手心似乎更加温热更加细柔,那只手在肚脐上稍作留顿,然后就继续下滑,直到把他的那个永远羞于见人的东西攥到掌心。孝文觉得支撑躯体和灵魂的大柱轰然倒掉,墙催瓦倾,天旋地转,他已陷入灭顶之灾就死死抱住那个救命的躯体。(第151页)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让所有女性都获得了“性”事方面的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表面上好像是作者对女性性欲要求的真实还原,但实际上却完全是有悖于女性人格意志的“意淫”幻觉。因为仅就作品文本所提供的情节来看,这些性欲“旺盛”的泼辣女性,她们的实际年龄也只有十七八岁;在我们这个封建习俗极其浓厚的国度之中,她们的生存条件其实同所有男性一样甚至还不如男性,根本就不可能在婚前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性”事教育(即使到了现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让女性群体无条件地去承担男性群体的性幻觉与性心理,这恰恰是男权意识与男权话语的露骨表现。《白鹿原》对女性性欲的张扬描写,其本质上并非是在赋予女性以自由“性”福,而只不过是作者借助于一种艺术想象力,转嫁男性社会的性饥渴与性能量,进而使他们把自己丑陋的灵魂隐藏起来,变成谦谦君子道貌岸然人格高尚!诚如现代女权主义者所抨击的那样:“目前,关于妇女心理的思考都仅仅出自男性的视野……迄今为止,妇女心理学实际上是男人的各种希望与失望的心理积淀。”[15]《白鹿原》正是这种“心理积淀”的畸形产物! 《白鹿原》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丰乳肥臀体格健壮,但奇怪的是这些女性形象除白灵之外,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功能,并不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而是缠绵男人放纵欲望,其强悍无比的生理需求,有如火山爆发难以遏止。作者似乎在向读者说明,“性欲”就是女性生命的唯一动力,如果得不到正常发泄与满足,则必会使女性人格发生扭曲。恐怕没有什么情节比兆鹏媳妇的“淫疯病”,更能生动而准确地传达出作者解放“节妇烈女”的男性想象。兆鹏媳妇自从进到鹿家便受到丈夫的冷落与抛弃,在“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守活寡”的寂寞日子里,她经常奇怪地梦到自己和公公、丈夫甚至小叔子,“发羊癜风似的”在炕上“一搭颤抖”。尤其是公公鹿子霖酒后在她“胸脯上揉捏”的乱伦行为,不是使她感到人格耻辱而是唤醒了她的性欲渴望: 他晚上和衣囚了一夜又走了,她有某种渴盼却完全不成影像的模糊。她现在得到了具体的新鲜的被揉捏奶子时的酥麻,被毛茸茸嘴巴拱脸颊时的奇痒难支,以及那骡马汗息一样的男人气味的浸润和刺激,如此具体,如此逼真,如此钩魂荡魄。(第526页) 兆鹏媳妇终因想男人而想“疯”了,在作者眼中其实她并没有什么“病”,只不过是得不到一个正常性欲发泄的渠道而已,所以作品借鹿贺氏之口一语道破天机:“得这种病的女人一见男人就好,吃药十有八九都不顶用。”我毫不怀疑陈忠实对“节妇烈女”深表同情的良苦用心,但他笔下所描绘的兆鹏媳妇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良家妇女,倒是让人感觉到有些颇像风尘妓女的淫荡性格。尽情去渲染女性“性欲”猛于虎的主观想象,作者恐怕自己事先也没有预料到,他“解放”女性性欲的全部努力,却回到了“女人是祸水”的世俗偏见。 “荡妇”田小蛾的悲剧故事,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典型范例。田秀才之女田小蛾出身书香门第,被父亲嫁给了年近七十的郭举人为妾,“郭举人娶下那个二房女人不是为了生娃”,而是将其作为延年益寿的滋补工具。年纪轻轻的田小蛾耐不住空房寂寞,所以去勾引黑娃以满足自己内心的性欲要求。田小蛾跟随黑娃回到“白鹿原”,受到了全村人的唾弃与歧视,但却过着一种平淡而甜蜜的宁静生活。仅从这一点来看,田小蛾的“出轨”无疑是具有追求个人幸福的反叛之意,而作者似乎也赋予她以这种十分明显的思想特征。然而,当黑娃因闹农会被国民党追捕逃离“白鹿原”后,作者对其自我放纵不加检点的行为描写,则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推向了不知廉耻的“淫妇”之列。叔公鹿子霖以权力诱惑使她成为了“情妇”,固然反映出鹿子霖风流成性的肮脏灵魂;可田小蛾本人却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肉体,同样难以获得广大读者的深切同情:“小蛾迎接着他的到来,钻进他的怀里。……小蛾开始急促地扭动着腰身,渴望似地呢喃着叫了一声:‘大呀……’鹿子霖一扬手掀起被子,发疯似地摇拽搧摆起来”,“小蛾娇声嗲气的一声呢喃”,“小蛾哼哼唧唧连声的呻吟”,作者极力去表现其享受性欲的无穷快感,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对不起逃难黑娃的任何负罪感。田小蛾不仅与叔公偷情,而且还勾引白孝文上炕,也许作者突然之间意识到了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叫“道德”,因此他又不得不借助他人之口去进行自我解脱:“造成黑娃和孝文堕落的直接诱因是女色”(鹿三),“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白嘉轩)!“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田小蛾,最终被她的公爹鹿三亲手杀死了,从此天下太平男人守“归”女人中“矩”,叛逆者黑娃与孝文也重进祠堂皈依宗法。这使我突然联想到白嘉轩母亲教训孝文媳妇那席话:“你要是夜夜没遍没数儿地逗引着他跟你稀———把他身子亏空了,嫩撅了,你就得守一辈子活寡!”作者似乎有意在让白老太太去阐释一种人生理念:女人是一团火,火大了便是灾难!田小蛾正因为其欲火太盛,故最终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白鹿原》从宣泄“性欲”到女人“祸水”的艺术构思,自始至终都透露着一种难以调和的逻辑悖论:为“节妇烈女”伸冤鸣不平,是他追求“现代”意识的集中体现;而肆意夸大女性难以抑制的强烈欲望,势必又会影响到他重建传统道德秩序的伟大构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白鹿原》只能是作者在其精神狂欢之后,无法面对自己与现实的灵魂感叹! 在《白鹿原》中,女人无论出身贵贱与家教如何,她们都被赋予了同一种人格色调,即:“欲壑难填”!她们可以不顾廉耻丧失道德尽情“纵欲”,似乎“纵欲”就是女性群体“超阶级”的人性本能,这是作者向读者所发出的强烈暗示!无论人们怎样去加以辩解,这都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客观事实! 拼凑“经典”:《白鹿原》编造故事的多重模仿 陈忠实曾说:“《白鹿原》完成以后,我对小说写作的情绪调整不到最佳状态,也就是说,我好像对小说失去了某种激情。”[16]陈忠实写完了《白鹿原》便失去对小说的“某种激情”,究竟是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辉煌顶峰了呢?还是这其中另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其它隐情?回答应是后者而非前者。 我们必须承认, 1962年就高中毕业了的陈忠实,其文化与文学素养要比现在的研究生高得多。陈忠实说他曾涉猎过众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对此我一点也不抱有任何怀疑。仅就《白鹿原》中大量模仿古今经典的痕迹来说,就足以证明阅读记忆对他创作《白鹿原》的深刻影响。现代心理学早已对“记忆”影响现象做出过科学定义:“我们保持着对自己生活的各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17]通过“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这使作家在进行具体创作时,会到受潜意识的直接支配,从一定程度上去重复前人的成功经验,完全是属于一种十分自然的文学现象。然而,作家可以不露痕迹地去消化与吸收前人作品的成功经验,但却不能仅凭借阅读记忆去机械照搬为读者所熟悉的人物与情节,否则就是生搬硬套的典型模仿而非个性鲜明的艺术创造。稍有些文学常识的明眼读者,都会从《白鹿原》里发现有太多“似曾相识”或“似曾相似”的雷同之处!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陈忠实几乎是搜肠刮肚耗尽了储存于他大脑之中的情绪记忆,用他人之作拼凑组装成了一部被评委们拍案叫绝的《白鹿原》!耗尽了原先有关文学记忆的宝贵资源,陈忠实当然就会对“小说”失去“某种激情”———用“江郎才尽”来加以形容,恐怕是颇为恰当绝不为过的。 《白鹿原》说到底就是一部拼凑故事而形成的当代“经典”,全面检点一下这部作品的故事叙事与情节构成,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这部为文坛所推崇的强势“力作”,只不过是陈忠实对古今文学艺术与民间流行传说的全面模仿。曾有学者认为《白鹿原》中“‘黑娃’这一人物与《静静的顿河》里的格利高利·麦列霍夫是很类似的”[18];也有学者指出《白鹿原》与“古典或是写头和讲话式的象征之间也存在着拼凑的无奈”[19]。但我个人认为《白鹿原》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太大,而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当然,我们必须寻找出足以服人的事实证据,而不是凭空想象夸夸其谈妄加指责。 首先,被作者赞誉为“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的朱先生,其一生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经历,并非出自于陈忠实本人的天才想象,而是他“杂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众多意象,在现代社会生活场景中拼凑组合起来的“高人”形象。朱先生足不出户便能运筹帷幄“通”天文“知”地理的聪颖智慧,是作者对《封神演义》里姜子牙神性思维的幼稚模仿;朱先生饱读经书淡泊名利绝“不为五斗米向小儿折腰”的正直气节,是作者对陶渊明、“竹林七贤”乃至历朝历代名士清流高尚人格的全面组装;刘军长两次敦请朱先生垂询军机大事的细节描写,是作者对《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的刻意效法;朱先生孤身一人深入“清营”慷慨陈词力劝方巡抚退兵保住西安城的故事叙事,是作者对《墨子·非攻》篇中“止楚攻宋”文字记载的加工改造!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我们仅以《墨子·非攻》篇为实际例证,来与《白鹿原》做一简单对比分析:《墨子·非攻》以仁者得天下的“非攻”思想,力陈不义战争的种种罪恶,以爱民为本的博大情怀,传达出了他内心积虑的忧患意识:兵家攻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不义之战劳命伤财,“亏不足而重有余”,长期以往必使“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所以他苦苦劝说那些好战之君王,“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进而实现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而在《白鹿原》中,作者对于朱先生“义退清兵”的情节设计,显然就是对《墨子·非攻》篇的加工改造。几十万清军围攻被辛亥革命军占领了的古城长安,老百姓饱受战火摧残断粮断炊已是饿殍满地;朱先生此时临危授命孤身步行前往清军大寨,去说服方巡抚顺应时代体恤民情偃旗息鼓立刻罢兵: 方巡抚在他的行营里接见了朱先生,并备下一桌丰盛的晚餐,朱先生却远远坐着不上餐桌。……席间,朱先生一双筷子只搛素菜,不动荤菜更不动酒,见方巡抚刚放下筷子,便从褡裢里掏出一只瓦罐,把盘中剩下的荤菜素菜倒进瓦罐里去。方升邹了邹眉头问:“先生,你……”朱先生憨憨地说:“我把这些好东西带回家去,给孩子尝尝。”方巡抚顿然愤怒起来:“先生为关中大儒,既已困拮如此,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朱先生说:“恩师常言‘顺时利世’,在秦为政多年,颇获人心。而今挟刃领兵几十万进如关中,腰斩的岂止张某一人?目下城里城外惊慌失措,谣传恩师要洗城。战事一起,遭伤害的是百姓,你就要落千古骂名了。”(第89、90页) 当年子墨子只身一人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不辞劳苦,终于说服公输般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强烈野心;而如今朱先生也是风尘仆仆“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雨伞”,同样说服了方巡抚放弃了血洗长安的“平叛”念头。作者仿照先秦圣贤墨子再造出了一个现代“大儒”朱先生,并将其视之为《白鹿原》的灵魂人物,这种由阅读记忆所导致的“借鉴”历史为我所用,实在不是一部真正文学经典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 其次,《白鹿原》故事里最吸引读者眼球的“田小蛾”,也不是陈忠实本人苦思冥想出来的艺术形象,而是他对著名秦腔剧目《游西湖》的大胆“移植”。郭举人之妾田小蛾与黑娃一见如故私定终身,被“白鹿原”村民视为是不“洁”之妇颇受歧视,最后其公爹用长矛亲手将其杀死,以平息“乡民”义愤进而净化道德秩序。“怨死”之田小蛾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以“野鬼附身”方式折磨鹿三和仙草等人,并在“白鹿村”传播瘟疫制造恐怖实施“报复”。我们不妨也来看看秦腔《游西湖》的故事情节:《游西湖》是陕西现代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先生,根据明代剧作家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而成的秦腔剧目,它讲述的是南宋宰相贾似道其“小妾”李慧娘,与英俊书生裴瑞卿眉目传情私下相爱,却不料被“老贼”贾似道偶然发现,进而以有夫之妇“勾引”他人为罪名惨遭杀害。“屈死”之李慧娘化作鬼魂在天空游荡,她夜半三更潜入贾府从精神上去折磨贾似道,最终实现了“报复”仇人并以雷电将其击昏,了结了心愿的她也随风飘去魂归仙境。田小蛾的故事与李慧娘的故事非常相似,她们两人的客观身份都是“妾”,而且都是“有夫之妇”与他人相交,只不过其男性身份由“书生”转变成了“下人”而已,这是《白鹿原》作者的“聪明”之处。尤其是做“鬼”后两人的种种表现,更是高度雷同内涵一致令人咂舌。比如,《游西湖》让李慧娘悲愤不平地唱道:“屈死的冤魂怒满腔。可怜我青春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章,阴魂不散心惆怅”,“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断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不知裴郎在那方,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老贼做事太张狂。生前未聚春罗帐,死后我要叙鸳鸯。恨只恨阴阳难合鸿沟挡,咫尺天涯各一方。”(第四场“鬼怨”)“那日西湖相见,老贼一怒回府,将我一刀两断,为妻我,我是刀下之鬼!”(第十一场“分离”)而田小蛾则以“野鬼附身”方式借助鹿三之口,向“白鹿村”村民来申述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怨: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大呀,俺进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桶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第462页) 李慧娘血泪控诉贾似道“棒打鸳鸯散”的人间悲剧,而田小蛾也泣血哭述鹿三与白嘉轩使“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道德伪善,更令人称奇的则是她们两人都以“女鬼”身份,向外人讲出自己神秘“被害”的真实原因———这难道真是一种截然巧合吗?《游西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风行于三秦大地并深受广大“乡党”戏迷的由衷喜爱。当时已经十七岁的陈忠实不可能没有看过这出戏,且留下让市井乡民兴奋不已难以忘却的情绪记忆。《白鹿原》中有关田小蛾的故事描述,其真实来源便是作者对秦腔《游西湖》的“移植”与“改造”,只不过陈忠实增加了一些“野鬼附身”的民间传说,但这却并不能够遮蔽《白鹿原》对于《游西湖》故事原型的模仿痕迹。 再者,《白鹿原》中还有许多被人津津乐道的情节与人物,也都不是陈忠实本人独自感悟出来的艺术创造,而更是源自于他对现代文学经典或红色文学经典的阅读记忆。像黑娃与鹿三两代农民新旧思想的决然对立,就让我们想到茅盾的中篇小说《残冬》(《春蚕》三部曲之二):老通宝是个老实巴交的传统农民,他宁愿辛苦耕作安份做人也不愿干出什么出格越轨的叛逆之举;而多多头则是躁动不安的现代农民,他宁愿奋起造反也不愿忍受苦难而成为现代革命形象的先锋楷模。茅盾让老通宝骂儿子多多头是“杀头胚”,陈忠实则让鹿三骂黑娃是“孽种”,这两部作品在人物描写方面是何等相似!又如白灵与鹿兆鹏“革命+恋爱”式的故事叙事,两人“假扮夫妻”掩护身份可结果却弄假成真终成眷属,这不仅使我们想起20世纪60年代一部脍炙人口的红色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被党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侠与何兰芬假扮夫妻,负责向延安发送有关敌人活动的重要情报,两人在工作与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为着相互之间共同追求的政治信仰而结成了革命伴侣;而陈忠实在《白鹿原》里,也是让白灵与鹿兆鹏假扮“夫妻”掩护工作,最后同样是弄假成真结为伴侣。尤其是《白鹿原》描写白灵受鹿兆鹏的思想启蒙而参加革命,更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受江华的思想启蒙而参加革命,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一致性———就连鹿兆鹏在家中带领白灵入党宣誓的微小细节,也同江华带领林道静入党宣誓时的实际情境如出一辙!我们还发现,曹禺著名作品《原野》中的某些情节,也赫然出现在了《白鹿原》的故事中,比如白嘉轩向朱先生讲述白灵临死之前给他的那个“托梦”,就是作者对曹禺《原野》剧情的明显模仿: 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边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白鹿的脸突然变成了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地哭叫了一声“爸”,我答应了一声就醒来了。(第534页) 我们再来看看《原野》中焦瞎子对花金子讲述焦阎王所托给她的那个“噩梦”: 焦 母: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焦花氏:哦,您也做了个噩梦? 焦 母:(摸起锡箔,慢慢叠成元宝,一句一句地)我梦见你公公又活了,——— 焦花氏:公公———又活了? 焦 母:(不慌不忙地)嗯,仿佛是他从远道回来,可是穿一件白孝衣,从上到下,满身都是血,——— 焦花氏:(不安地)血? 焦 母:嗯,血!他看见下黑子,一句话也不说,抱起来就不放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焦花氏:哦。 焦 母:我向前去劝,刚一叫他,忽然他变成了一个老虎,野老虎——— 焦花氏:(吃了一惊)老虎? 焦 母:嗯,野老虎,仿佛见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叼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原野》第54、55页) 白灵果然在给父亲“托梦”的当天晚上就被自己的同志所活埋,而焦阎王也在“托梦”给焦瞎子的当天晚上失去了儿子与孙子!两部作品在“托梦”与“应验”上的相同布局,恐怕陈忠实自己也无法对此解释清楚!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白鹿原》是一部令人难以接受的当代“经典”:作者通过白嘉轩那泡不可思议的神奇之“尿”,为读者精心杜撰出了一个有关“民族精神”的荒谬历史;作者还通过拼凑故事编造“经典”的模仿行为,以宣泄他自身性压抑的“苦闷象征”却美名其曰要替那些“节妇烈女”们鸣怨叫屈!这就是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授奖这部作品的全部理由!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独特性与唯一性。这就有如按照高科技仿真出来的《清明上河图》,其艺术水准未见得就输于宋人张择端,但模仿的“赝品”再逼真再生动,其社会文化价值与艺术鉴赏价值,都永远无法与经典真品相比拟! 参考文献: [1]郑万鹏.《白鹿原》的史诗构造[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5(4). [2][1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 1993(6). [3]朱伟.《白鹿原》:史诗的空洞[J].文艺争鸣, 1993(6). [4]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J].福建论坛, 1999(3). [5]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C].商务出版社, 2004:326. [6][8][10][11][16]远村、陈忠实.《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问答录[J].延安文学, 1997(6). [7]陈忠实.说不尽的《白鹿原〉》[N].文艺报, 2004-09-04. [9][14]李星、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李星对话[J].小说评论, 1993(3). [13]孟繁华.《白鹿原》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J].文艺争鸣, 1993(6). [15][美]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42. [1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83. [18]汪健、陈忠实.文学是一种沟通[J].引自雷达主编.陈忠实研究资料[G].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78. [19]张颐武.《白鹿原》:断裂的挣扎[J].文艺争鸣,1993(6). 作者简介:宋剑华(1954-),男,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