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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是最适合研究本土华文文学的国家 如果将新加坡的文学评论与研究放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范围内来考察，就不难发现： 新加坡的文学评论与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所取得的成绩，堪称独树一帜。 这个成绩的取得，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觉醒有极大的关系。自1945年脱离马 来西亚独立后，于1947年末到1948年初，新马华文坛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关“马华 文艺”与“侨民文艺”关系的辩论。在这场论战中，尽管中国派的作家阵容强大，如有 郭沫若、夏衍这类大家参与，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均不利于外来的作家，且“侨民 文艺”已不符合新加坡独立后的文学发展潮流，与当时社会政治的独立发展步伐不合拍 ，因而在这场论战中占了上风的本土派，促使不少写作人意识到：南洋文艺应有“洋” 的色彩，它不应再是中国文学的延续或将其看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无论是新华文 学还是马华文学，都应具有热带丛林的乡土色彩。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马 华文学。对一位作家而言，不应再把中国生活作为创作的主要源泉，而应着重反映赤道 线上人民的苦与乐。对一位评论家来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言必称中国上海，而应把本 地文学创作现象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这场讨论不仅对作家转变文学观念起到重要作用 ，而且对评论工作者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只有当作家、评论家明确了自己的文化身 份后，才能意识到该写什么，该选取什么对象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才能不负时代的使 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和尽到评论家的职责。 这场论争只能说是基本观念趋向一致，还不能完全说已消除歧见，也不可能由此割断 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因而有的评论家在论争过后，仍埋头评论和研究中国的文学思潮及 其作家作品，但毕竟难成气候。特别是到了今天，新加坡已较难找到以研究中国当代文 学为主业的评论家。即使把中国文学作为主修目标之一的研究者，一旦研究起中国文学 来，用的也是新加坡人的视角，如王润华研究老舍在新加坡写的作品《小坡的生日》， [1]所强调的就不是北平的豆汁味，而是南洋的榴连味。他认为，不能只通过中国文化 、社会和价值观去了解这部作品，还必须“吃过榴连或穿过沙笼”，“对新加坡多元种 族的社会及教育问题”有所了解，才能看懂作品中儿童们的游戏所表现的意义。[2](P2 38)他多次强调：在新加坡研究中国文学，最终目标一定要本土化，以新加坡人的立场 及眼光作为出发点，这样比较有收获，而且有意义。[3](P2) 新加坡的评论家之所以会把众多精力投入本土文学研究，高扬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 立性的旗帜，从外缘条件方面来说，有如下几种原因： 一是在时空上，中国离新加坡太遥远。要去研究国外的文学自然会有许多障碍和力不 从心之处，至少在资料的占有及信息的传递方面，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二是评论家已明确自己的身份：是新加坡作家而非中国学者。本国评论家把主要精力 放在本土文学研究上，是天经地义和顺理成章的事。 三是不同于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占大多数，新加坡华文文学评论家自 然会对主流作家作品怀有巨大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何况新加坡当局不但对华文文学不采 取歧视政策，反而把它视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便鼓励新加坡评论家去研究 本地文学现象及其作品。 四是新加坡有众多的华文文学报刊，为华文文学评论家施展自己的评论才华提供了用 武之地。 总的说来，作为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中华文化是不可能断绝的。当前的统治者为了 与世界接轨，强制推行英文压制华文，这对掌权者只会有害而无利。在精神上如此接近 中国的环境里，新加坡是不可能完全被西化的。南洋大学被解散最后又想恢复——虽然 这恢复很可能是徒具“形”而不具“神”，但表明当局毕竟还是把华文文学与英文、马 来文和淡米尔文平等对待，因而新加坡仍是最适合研究本土华文文学的国家。 二、方修：新马华文文学史学科的开创者 新加坡文学评论主体意识的觉醒，虽然始自上世纪40年代后期，但真正取得突破性进 展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 方修是突破性进展的一个代表，同时是海外华文文学史上鲜见的以研究本土文学著称 的文学史家。他对东南亚华文文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现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包括新加坡文学的马华新文学研究，编著有三本以“史”的名义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史 稿》、《马华新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另有《新马文学史论集》、《 马华文学史补》，还编纂了战前与战后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马华文学作品选》，及以著名作家为对象的作品选集。文学创作则有杂感随笔《避 席集》、《长夜集》等约20种。 关于方修对马华文学研究的贡献，笔者在《方修：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4]中说过 ：方修是自马华文学诞生以来系统深入研究马华文学、对马华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科 学界定、对马华文学的源头和分期作出合理介说的第一人，方修也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 本地人写本地文学史的第一人。 以前的马华文学研究，多局限于作家作品评论及某些文学论争的评价和文学现象的描 述上。自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等著作出版后，马华文学才开始成为真正一门学 科，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华文学研究不算学问及马华文学无史的局面。 当然，方修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来描述马华文学史，对现代主义还表现了一种贬斥态度 ，并用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志，尤其是在剖析文学思潮时多用政治视角而审美 色彩淡薄；此外，还遗漏了华人用马来文等文字书写的文学，因而他的马华文学史研究 ，还不能说是这门学科的成熟标志。但必须强调的是：马华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则自 方修始。正因为我们把方修的论著看作是马华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创始的标志，故此后关 于马华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尽管运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及取得的成绩与方修不甚相同， 可在整体思路和框架设计上，无疑参考过方修的论著，吸收过他的研究成果。年轻的旅 台马华学者尽管对方修著作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他们由于未把台湾视角与马华本土实 践结合起来，因而这种批判说服力量不强。至于中国学者编海外华文文学辞典一类的工 具书，大段大段引用方修的著作，也不在少数。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马华文学史 研究领域，至今仍未脱离“方修时代”。 方修所做的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归纳与吸收的工作，这是学院派评论家的基本功， 但还不能由此认为方修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评论家。学院派评论家的学院身份固然重要 ，但一般含义上的学院派评论家，是指他们十分强调批评的主体性，提倡文学批评的学 科建设，重视文学评论的范畴、术语和关键词的诠释等问题。方修那时还不完全具备这 些基本理论建设的条件，只有像王润华这样受过本土及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者，在承继华 族文学传统的同时不断吸收西方新思想，以开放的眼光对中国领土以外的华文文学作现 代思考，努力把新加坡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向国际文坛推荐，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作整合性研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学院派批评。 三、作为学院派批评代表的王润华 作为新加坡学院派批评代表的王润华，无论是研究新华文学还是探讨世界华文文学， 他所强调的均是学理性。他虽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一旦操起批评的解剖刀，便讲 究学理背景，注重学术积累，强调知识传统和学术规范。和写诗、写散文的王润华不完 全相同，从事评论与研究的王润华有一种学院批评身份确立的诉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中国大陆学术研究陷入低谷时，王润华和司马长风、夏志清等人一直在从事为沈从文 恢复名誉的活动。王润华在研究沈从文的作品时，用唐人张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名言，说明将思想移入自然造化之中，正是艺术品所应表现的最高境界。正如杨瑞仁 所说：“王润华的批评无疑拓展人们对沈从文作品中象征意义的认识”。[5]对马华文 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如王润华提出的“从‘双重传统’、‘多元文化中心’看世界” 的观点，[6](P267)所做的就是一种学术清理工作。这一工作所确立的是新华文学也是 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中心，而不能认为只有中国文学才算中心或只有一种中国文化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王润华的学术成果并不是案头式、书斋式的研究，而是有很强的实践 性与批判性。其所批判和扬弃的是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延伸或充其量只是“边缘文学 ”的观点。 从新加坡建国后到现在的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从中国南 来的，二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这两者难免有交叉，但越到后来，其文学概念均不再从 中国哪里简单移植过来，而是生根于本土，立足于本地。这就不是中国的文学评论，而 是具有新华文学个性及主体性的评论。以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史为例，过去的研究 者均把注意力投射到中国“五四”文学的影响上面，以及来自中国的政治及社会思潮的 左右力量。而王润华研究新华文学史，他的着重点是“新加坡当时的社会因素”对新华 文学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即“新加坡文学的形成及发展，应该看作新加坡国家之成 长的一环，这样更能准确的寻找出它发展的正确方向及精神内涵。”王润华本人虽然没 有写过新华文学史，但他的《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6](P3)简明扼要 地叙述了新加坡华文文学从“最早期的华侨文学”到“南洋文艺的提倡”，再到“马华 文艺的诞生”、“马华文学之独立”的过程，并展望了新华文学的走向，它和黄孟文的 《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7](P3-14)一样，是研究新华文学必读的参考文献。 作为自觉认同学院派评论家身份，又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王润华对新加坡文 学评论另一贡献是把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新华文学的研究领域。还在研究沈从文的《边城 》时，他就把《边城》和海明威的《战地春梦》加以比较。在《比较文学与新马华文文 学研究》[6](P86)中，王润华把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社会意识与新华文学中出 现的中国情意结加以比较，然后肯定从浪子到鱼尾狮的华人困境意象是战前新马华文学 的最大特色。《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6]( P256)则把新马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扩大到新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显出作者视野的宽 广。在评希尼尔、郭永秀、伍木、黎紫书、林幸谦等人的作品时，把宏观研究落实到个 别作家作品的分析上，其中还涉及与新加坡国内其他语文的关系。这种微观研究，对认 识本地的文化根性，反思新华文学的文化空间，仍有启发意义。 学院评论其本质是一种书斋批评而不是媒体批评。在消费时代，媒体批评鼓吹消费至 上，批评家一旦参与其中，批评就会变成一种广告，这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相背的，但 不能由此完全把传媒与学院批评对立起来。只要不是媚俗的大众化媒体，那这种媒体对 文学批评只会有益无害。像王润华在某些传媒如《新华文学》上发表的评论，既没有时 尚性、瞬时性，也没有夸饰性、商业性，仍然保留了学理批评的功能。这说明作为学院 的高度专业化的评论家，王润华进入的不全是一种高度自立、自律乃至自我封闭的场域 。大学分工的专门化，并没有削弱他的公共参与能力。相反，他还长期担任了新加坡作 家协会及《新华文学》杂志负责人。像他1999年主持的“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 研讨会，其论文集就作为《新华文学》专号出版。他在媒体批评中溶进学理批评成份， 不把学理化批评与传媒批评对立起来，更不因学院批评转向传媒批评取消了学理批评的 功能，这对化解媒体与学院的矛盾，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王润华是一位经常注意更新文学观念的批评家。他最重要的评论著作是《华文后殖民 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3]这是一本学术界期待已久的研究世界华文后殖民 文学的著作。它虽然只是论文集，但作者以多元文化、本土知识、后殖民边缘性的对话 ，“一种新的文化视觉与创造力，解读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呈现出 跨国族文化的新意义，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华文文学的地图，对多元文学中心的肯 定”。像他论述鲁迅，与中国大陆学者的角度完全不同。他不从政治思想上着眼，而是 论述鲁迅在后殖民文学中的位置，鲁迅如何使人吃惊地在东南亚曾先后成为反殖民英雄 与殖民霸权文化。此外，他还“发掘出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二马》及评论康拉德 热带丛林小说中的殖民帝国思想书写，是世界上最早最重要的后殖民文本与理论”。该 书对白先勇《台北人》小说的研究，也是采用全新的角度，认为这篇小说蕴藏着移民殖 民地的后殖民文本的结构。他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跨国界 的流动多元文学现象，已不能只用现代西方或传统中国文学为典范发展出来的解释模式 去诠释，要不然对华文学会造成严重忽略与误读”[3]。 四、为新华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基础 在新加坡，自觉地把文学评论从随感式的品评提高到学术层面上的还有杨松年。他和 王润华一样，也是战后土生土长的新一代评论家。在70年代末崛起文坛后，他亦曾参与 传媒工作，主编过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的《新加坡文艺》，对培养文学新人和推动新华文 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他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早期新马华文报章文艺副刊 的研究。在杨松年看来，“推动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主力，是创设于新马报章的文 艺副刊”。研究这些副刊，对了解早期新马华文学的生态环境及传媒与作家的关系，把 握新马华文学的发展态势，是很有帮助的。他在发掘史料时，把史家的意识和学院派的 眼光结合起来，尽可能返回历史情境里。他对方修的文学观虽有继承的一面，但也有改 进的地方，如他不用政治史而以文学思潮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就是一种超越。这里 所彰显的个人历史观点和处理方式，以及他对早期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探讨，还有在《编 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8](P317)以及《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专著中对“ 新马华文学”等关键词的诠释，均为新马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 杨松年的另一合作伙伴周维介除以密集、深入的方式系统地整理早期报章资料外，还 出版有《评论风景》。他在评王润华、寒川等人的诗作时，体现了新马华文学创作的多 面性和流动性的特点，表现了作者对本土作家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反思。周维介在另一本 评论集《新马华文文学散论》中，从多角度论述新马华文文学的成败得失，展示其发展 轨迹。《灯火飘摇十六年》，概述新加坡独立十六年来的华文文学，属断代史范畴。所 有这些研究，强化了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学院派批评的另一重镇是年轻的评论家，尤其是一些研究生。还在1966年，新加坡大 学中文系就开始有新马华文文学课程，南洋大学则在5年后才把本地华文文学列入教学 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0年成立后，继续保留了“新马华文现代文学”课程。正是 在学院派评论家指导下，产生了一小批具有新意的论文，如70年代有郑玉芬的《论马华 十部长篇小说》、周亚珠的《马华文学南洋色彩的提倡(1927—1930)》。林万菁的《中 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以新加坡人的立场与眼光，考察和剖析了中 国作家与新加坡作家的关系。来自中国的郭惠芬在杨松年的指导下，写成了《中国南来 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9](P314)对以往中国南来作家的研究作出了超越，是目前最 系统论述中国作家与新马华文学关系的专著，所体现的仍是注重学理而非注重经验的学 院派评论特点。9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批带有前卫色彩的论文。如许吉福对美国非马网 络诗的国际交流研究和对于都市变迁[10](P160)与文化情结的探讨，[11]改变了以往总 是在“作家——作品——读者”这三位一体建构中打转的局面。这不仅扩大了新马文艺 研究的疆域，而且也使新马华文学研究远离了“马共/中共”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 而充实了新马文艺研究的历史文化内涵。 新华文学的文学评论队伍除来自作家、评坛新秀和大专院校师生外，还有一部分来自 媒体编辑。像曾主编《新加坡作家》又写微型小说评论的黄孟文，便出版有《新华文学 评论集》。从事文学和组织工作并主编《新加坡文艺》的骆明，出版有《新华文学—— 另一片华文文学天空》，此外还有《尘世小语》，对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 界华文文学各自特点、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走向作了进一步探索，对新华文学的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曾负责过新加坡几家出版社和一家周报编务工作的忠扬，则是50、60年 代活跃于新马文坛的评论家。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从不嗜好吟风弄月和作无病呻吟状。 他的评论以尖锐泼辣、剖理透彻而少有挖苦讽刺之辞为其主要特色。在新加坡与香港的 文化交流方面，他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曾一度移居香港后又回新加坡定居的原甸， 他所著的《香港·星马·文艺》、《马华新诗史初稿》、《我思故我论》，对新马文学 创作表现了一种亲近力和容受力。书中体现的真知灼见，均表现了创作型、编辑型出身 的评论家与新马文艺所保持的密切联系。尤其是《马华新诗史初稿》，论述了1920—19 65年45年间诗坛的发展面貌。著者本身是诗人，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常常有独到之处，这 是继方修的马华文学史著作出版后又一力作，是研究新马华文学文体发展史的新收获。 来自作家队伍的史英新近所著的《新华诗歌简史》、《马华诗歌简史》，不按学者的方 式处理史料，而是以诗人的眼光评价新华诗歌萌芽之初直到紧急状态期间的演变轨迹； 另以10年为一期的竹节式分期法，论述20至40年代马华诗歌起伏不定的演变情况，无论 是在史识还是史料的鉴别上，均不受别人的束缚，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自己的研究个 性。欧清池的博士论文《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则是目前出现的对新马作家最具规模的 个案研究。他的《文艺絮语集》与《海外来风》，或讨论母语的教育与传播，或阐述文 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问题，无不体现了作者在文化大背景下对华文文学命运的思考和对 华人精神家园建设的关怀。 五、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批评力量 从上面对方修、王润华、杨松年等人的评论作品的评论中，可归纳为一个根本性问题 ：即他们的评论与研究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总的目标是为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 立性服务。就是论争，如方修与他人因马华文学史观不同而引起的论战，不完全是双方 代表不同社会力量争夺文学史诠释权的争斗，而是两种不同文学观念产生碰撞后所出现 的一场文学论战。 和文学创作具有浓郁地方色彩一样，新华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是世界华文 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理论批评 力量。它在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马华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家对新华文学所 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编写和作家个案、新马华文学不同阶段 的文体研究及文学史资料整理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然而，新华文学评论与研究的生存状态也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之处： 一是对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美学探讨滞后，这方面的论著较难看到。 二是评论多是个人自发的分散行为，对一些重大研究项目缺乏协作精神，直到最近《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出版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三是不少文学评论仍然停留在随感式和泛论式阶段，尤其是缺乏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 文化身份及其相关的与世界华文文学关系等问题的深入研讨。在重写马华文学史方面， 不如马华文学界讨论得深入。 四是商品化、世俗化思潮给文学批评带来消极影响，使一些评论家或退役，或改行， 或未改行却为了迎合媒体的需要将评论文字写成广告。这类文章所体现的大众消费或休 闲的欲望，解构了文学评论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也正因为受经济 大潮的冲击，使新加坡一直缺乏专门的研究人才和专门发表文学评论的园地。当然，这 并不是新华文学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海外华文文学运动的通病。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将是新华文学评论与研究能否迈上新台阶的标志。 收稿日期：2004-05-22 【参考文献】: [1]老舍.小坡的生日[J].小说月报，1938，(3). [2]王润华.老舍在新加坡及其南洋小说[A].秋叶行[C].台北：合志文化事业公司，198 8. [3]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4]古远清.方修：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J].人文杂志，2001，(16)：85-91. [5]杨瑞仁.域外学者关于沈从文与世界文学比较研究述略[J].文学评论，2002，(6)： 20. [6]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Z].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 ，1994. [7]黄孟文：新华文学评论集[C].新加坡：云南雅舍，1996. [8]庄钟庆.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M].福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9]郭惠芬.中国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M].福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10]许福吉.现代诗的新方位[A].期望超越[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11]许福吉.都市变迁与文化情愁[J].香港文学，2002，(11)：18-26. 原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06期 原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