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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杂志的品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厦门卫视的演讲 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聊一聊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六年的一本杂志。 我曾经说过：我是专业编辑，业余作家。干文学编辑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后，是伏案阅读，更多的是跟作家的交流，是一种神交，有了网络之后，这种交往更加的频繁。 现在讲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新时期三十年”。新时期伊始，我恰好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收获》杂志社工作。 那时候社会刚刚开放，文学担当了各阶层的普遍诉求，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希冀。比如一篇小说《人到中年》，就可以表现知识分子的境遇问题和特殊年代里曾经的坎坷。那时候的文学杂志非常之多，每个省、市、地区，即便是一个小县城都有文学杂志，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文学杂志，这肯定可以冠之于中国特色，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独特景观。 电影导演冯小刚写过一本书叫《我把青春献给你》，而我呢，把青春献给了一本文学杂志。想起来不免有些怅然，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我把青春弄丢了。其中也有彷徨、犹豫，把眼光投往别处的时候，但是二十六年多，我一直为一本杂志服务，在那里工作、学习、成长。 回过头看这几十年，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你一直在一个文学杂志社工作，一直置身文学圈值不值啊？文学这些年不断地边缘化，近年来又呈现学院化的倾向。批评家、作家在大量进入学院。学院化的过程也就是边缘化的过程。更何况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纸质媒体的阅读正受到一种挑战。 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下，有时候常常会怀疑年轻时的选择：你值不值得把所有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一本文学杂志？ 去年我们国家在出版方面有个评奖活动，《收获》是南方地区唯一一本获得这个奖的杂志。参评单位包括全国所有的出版社，包括林林总总的杂志和出版物，所以说，它是国家级的最高荣誉。很多年里，《收获》得到过各种各样的奖项，还获得了上海的著名商标称号。 为什么说这些呢？我觉得《收获》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经营，它变成了一个文化品牌。 西方人认为：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创建一个民族品牌或精神标高，需经几代人的努力。一本文学杂志，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它的掌门人的精神品格、精神气息和艺术趣味的体现。 《收获》是1957年老巴金和靳以先生一起创办的，它1960年停了，到了1962年复刊，文革又停刊，新时期又复刊，它真正是几起几落，历经磨难。 大家都知道巴金先生，一直到今天，我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始终是《收获》这本文学杂志的灵魂。记得我大学毕业刚到《收获》，老巴金已经不管杂志社具体工作，那时他已是国家领导人（政协副主席），他同时兼着许多职务，包括像《上海文学》的主编，可是到后来，他把其他的兼职全辞掉了，但是《收获》的主编他始终兼着。 记得每年秋高气爽的时节，十一月下旬，杂志社就会忙碌起来，去订蛋糕、买鲜花，每年的这个时候要给主编过生日，这是雷打不动的一件事情。第一次去见老巴金，可以说是诚惶诚恐，一个像传说中的人物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我是惊慌失措。那年我二十多岁，老巴金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但我强烈感觉到，老人非常地单纯，他的目光清澈，无限善良，家人时不时地给他拉拉衣服，理理头发。那一瞬间我马上想到有谁说过的话：老年跟童年虽说是人生的两极，但很相似。老巴金话语很少，家人问他：这位你认识吧？他点点头。家人说：那是新来的年轻编辑，他也点点头。他的语言及表达方式简单朴实。 老巴金就是这样一位非常朴实非常慈祥的老人。但他的身上，却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我今天这样概括和总结，内心觉得特别的踏实。当初的时候不太意识到他给你的精神支撑，经历了很多事情，你才会一点点的去感悟、去理解、去体味老巴金身上的这么一种精神与人格的魅力。 新时期文学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是同步的，一本文学杂志所走过的历程其实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进入新时期，人的思想观念，从非此即彼这么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开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另外一方面，就是逐渐市场化的过程。 我想先讲第一个问题。文学杂志记录了我们社会进步的历程，也记录了文学自身一点点走向成熟的过程，生活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得当初张贤亮写了一篇小说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基本上以他个人独特的经历为素材，讲述一个右派下放到农村，在那里接受改造，残酷的生活使他丧失了人的基本生存能力，包括性功能。后来他通过跟一个农家妇女马樱花的交往，劳动中擦出火花，女主人公拯救了他的生存信念，小说结尾的时候，男主人公恢复了性功能。 这样一篇小说，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随着改革开放大门打开，世界上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被大量介绍进来，作家艺术家也有可能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有了网络以后，就更加的百花齐放。但在当时，这篇小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没有一个作家这样来写。这个小说我们发表之后，一批女作家都提出批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反馈过来。这些声音对作者是压力，对我们来说也是压力。 至今我都不敢确定，当初冰心老太太她有没有看过这篇小说，我现在没法去考证，我们所知道的是：她给老巴金打了电话，她的原意大概是，老弟你该管管《收获》了。接到冰心大姐的电话，老巴金很认真地读了这篇小说，读完以后他有一个比较简短的讲话，家人把它记录在一张小纸条上。前几天我看到了这张小纸条，我想说，我还是感到比较震惊。 老巴金说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他说最后的一笔写得有点“黄”，这个“黄”是打引号的，但是写得确实好。我转述的仅仅是大意。 后来，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来编辑部，她说爸爸看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当时她这么一说，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注意到，有些人对老巴金也有质疑，对巴金的作品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可以心平气和讨论的。但是我想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那样一种气氛下面，老巴金讲这一段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在肯定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功能，一个作家艺术创造的自由，他肯定了作家对人性挖掘这样一种权利。老巴金不单是肯定了一部小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老巴金为中国作家今后的文学创作拓宽了道路，打开了天地。 老巴金从开始的主编，到后来的名誉主编，他一直和《收获》在一起。在重要的时刻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他都会用很简单、很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意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杂志开始一步一步面对市场，面对渐行渐近的商业大潮，《收获》杂志没有国家拨款，从出版社那里拿回经营权后，我们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变成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像企业一样纳税。八十年代末，国内外纸张价格飞涨，印刷的工价也涨价，杂志的生存面临危机，有一年特别地困难，我们甚至无法支付购买纸张的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仿照其他杂志的做法，比如说刊登一些广告来弥补亏损部分，做一点文具或者汽车之类看上去还比较顺眼的广告，但……老巴金不同意。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老巴金非常地固执。一直到他离开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没有松过口。其实杂志社未必一定有人希望去刊登广告，大家只不过是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老巴金那里，似乎永远没有可能性。他坚持说三、四十年代办刊物就很纯粹，就是不登广告的，他说你们又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也许是因了老巴金的吉言，我们确实从没到过活不下去的地步。多少年以后我们才发觉，一本文学杂志不比时尚杂志，靠广告是很难生存的。中国这几十年经历的事情真可谓翻天覆地，在西方可能就是几百年所经历的，所以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临时，出现各种不同的想法和意见都是很正常的。而这一切，三十年代就办刊物的老巴金似乎都了然于胸。 在老巴金离开我们之后，《收获》出过一期纪念特刊。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写的：你在，我们就觉得很踏实。 现在我们遇到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领导人说要沉着应对。当年老巴金是用更朴素的词汇，他要我们沉住气。因为有他的存在，有他挂着名誉主编，《收获》也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有些作品在其他杂志发表可能就有麻烦，对我们杂志来说，相对宽松一点，有时候就网开一面了。 《收获》现任主编李小林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老中青，几十年里，大家都在一点点的学习，一点点的打开自己的意识，在不断突破禁区的过程当中前行。我觉得她说的非常到位。 我上大学前，在农村工作过两三年，下乡期间我就和《收获》有缘，我在遥远的海边和它不期而遇，但我当时不认识它，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没有封面，一个农场就这么一本杂志，传阅来传阅去，我读到的那期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些赫赫有名的小说：《爱的权利》、《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 大学实习期，第一次走进杂志社，有一种非常神圣非常神秘的感觉。那个时候主持这本杂志工作的是老萧岱。萧岱先生是三四十年代的一位老诗人。我走进《收获》办公室的那个早晨阳光灿烂，背靠落地钢窗的一张大办公桌前，坐着一个满头白发、大腹便便的老头，那就是萧岱先生。周围小一点的办公桌前坐着几位老编辑，我看到其中一位用毛笔在厚厚一摞文稿上涂涂改改，当时就想这几位老先生到大学里绝对都是博导。要知道那厚厚的文稿是什么呀，那是作家的手稿，能在作家手稿上随意涂抹的不是博导又是什么？ 我们这代人很不幸，文革时期上学，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欠缺，大多数人毛笔字都不会写，看到老先生用毛笔在那里改稿写信，真是非常的惊讶，崇敬。编辑部也就三四个人，有一位比较年轻的，那就是李小林老师，她是一个星期来一次，平时在家，她家常有各界人士登门拜访。她要照顾老巴金，要整理老巴金的一些文稿。每个星期李小林来编辑部的那天是最热闹的，她会带来很多信息，方方面面的，她嗓门比较大，整个编辑部都是她的声音，如果说平日里杂志社像静静的一潭湖水，那这时候就是炸开的油锅。 我去《收获》实习的时候，老萧岱已年届七十。不久，我就发觉他有很严厉的一面，生气了他会骂人，不依不饶的骂，带着挖苦带着嘲笑。那些老编辑都很怕他，背地里偷偷叫他“老头”。但在记忆中，从我到杂志社直到老萧岱退休，他从未骂过我，甚至从未和我红过脸，不是说我有多么优秀，他是在袒护年轻人，他对青年人有一种慈父般的宽容。 老萧岱退下来之后，我们编辑部在深圳开笔会，那时候因对他不那么害怕了，所以可以比较深入地和他交流。他告诉我，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和巨大的变化，所以他非常渴望与年轻人交流，非常渴望与知识结构不同的人进行对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以前比较纵容我的原因。 和我一起到《收获》实习的还有另一位同学，老萧岱经常会跑来和我们聊天，他对我们是非常的照顾爱护。巴金主编，他是副主编，另外还有一个副主编是写《红日》的作家，叫吴强，他是上海作协的领导，杂志社他基本上偶尔来坐坐，讲几句话就走了。主要管事的就是老萧岱。 毕业分配那会儿，复旦中文系想安排其他同学进《收获》，和老萧岱商量说可不可以换一个人，老萧岱说要换的话，《收获》就不要人了。学校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分到《收获》。不能浪费一个分配去向啊，这就叫缘分。 萧岱是杂志的当家人，照理说编辑初审作家的手稿，然后交给他终审，由他决定发表与否，这个生杀大权掌握在他的手上。我到了杂志社之后，他经常会拿着稿子跑到我的办公室请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比较年轻，刚刚大学毕业，有时候私下里情不自禁地会骄傲起来，事后想想，觉得自己很浅薄。 八十年代后期，作家贾平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浮躁》，试图表现那个时代乡村与城市的剧烈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下人的生存境况。这部小说我们杂志发表之后，遭致很多批评。当时上海市主管领导在万体馆全市党员干部会上，点了《浮躁》的名，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老萧岱开完会回来，立即召开编辑部紧急会议，传达市领导的意见，大家很紧张，看得出老萧岱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最后表态，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跟杂志社其他人没有关系。 杂志社的工作流程是每篇小说都有责任编辑，老萧岱这么一下把所有的责任全揽下来，下面的责任编辑就会非常的轻松，但是我觉得，当时大家的心情因为他的话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后来围绕这部小说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据说很多老作家，像茹志鹃、柯灵等人，都出来发言维护《浮躁》，市领导都发话了，这些老作家照样说他们想说的话，这就是时代的进步。这些老作家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师长。 上海作协开会的意见综合起来，反馈到上面，《收获》杂志社没有收到任何处理意见，平安过了关。 在关键时刻，老萧岱的语言也许不是很出彩，但他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用担心，假如有事由我负全责。就这一句话，下面的人放下了心，在这样的领导下面工作，你是十分安全的，他不会推诿责任，不会出卖你，永远不会把你交出去。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有一个退位的领导，他写了长征题材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吴强转到我们杂志社来，大家看了，艺术上是不敢恭维。当时那个前领导虽说退下来，但非常霸道，电话打到编辑部来了。我印象非常深，那天我看到老萧岱弓着背，接电话的时候是非常的谦卑，不停地听他在说“是、是”。对方骂他的声音很响。放下电话，他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眼睛里透露出一股狡黠的神情，他说：骂就骂了，反正小说我们不用。 在老萧岱谦卑的态度下面，藏着的是他的坚定，他有他的底线，底线是不能越过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一种骨气，有一种人格力量。其实今天在商业大潮的社会里，我们更需要传承、坚持、发扬前辈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么一种精神。 八十年代中期，老萧岱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当时我们觉得老萧岱的观念是不是有点陈旧了，文学观念是不是有点落伍了？是不是该换年轻一些的领导了？私下甚至在会议上，我都说了些年轻幼稚的话，且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 那时候很害怕直接去面对老萧岱，“你可以退了吧”，这个话谁也不可能跟他说，但意思是已经很明确了，再明白不过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非常爽快地退下来了。 有一天老萧岱就找了李小林──我们现任主编──两个人出去散步，在老式洋房的花园里，两个人谈了很久，他希望李小林能够接他的班。老萧岱说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希望你来干，他说我也应该退了，我的孙女儿还小，需要我回家去带她。 老萧岱退下来之后，他也来上班，但他很少发表意见，非常的知趣，他要让他的继任者、接班人放手大胆的去工作。 记得那一年在广西桂林开笔会，有北岛、马原等一批作家参加。我们从广西又到了深圳，那时候深圳是特区，欣欣向荣、迅猛发展的一个城市，呈现万物巨变的气象。那个时候老萧岱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不停的提问，他似乎对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对任何新鲜的事情都感兴趣。问多了，别人甚至有一点烦他，其实他非常渴望去理解生活所发生的剧变，非常渴望与人交流。 后来他去世了，他本来肝里面就有问题，退位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事后想想，其实退位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失重的体验。 我为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些轻率的话而感到内疚。无论如何，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优秀品质和价值观念，还是深深的影响了一颗年轻的心灵。 老萧岱退了之后，李小林成了《收获》的实际掌门人。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在编辑业务方面，李小林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只是没举行过拜师仪式。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她会拿某个作家的稿子给我看，她说看完了你在一张小纸条上简单的写几句话。其实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这张小纸条实际上跟考卷差不多，小纸条上的寥寥数语，是在考核你的能力、理论素养和艺术直觉。 后来我慢慢知道，新时期大量在《收获》上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都是李小林约来的稿子。一批作家，比如写《人到中年》的谌容，比如张辛欣，那时候非常火的作家，都是她的朋友。张辛欣写过《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内容涉及年轻人的情感领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张辛欣的粉丝。我经常看到李小林拿着稿子和作家们讨论，她的嗓音嘹亮，别人快速记录她的意见，那一瞬间，想到他们讨论的文稿以后就要变成铅字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就要被成千上万人传阅，我心里陡然升起一种神圣感。我终于明白，一部小说就是这样出笼的，我少年时期最崇拜交响乐团的指挥，我觉得那一刻的李小林就像一个指挥。 李小林和作家们谈得最多、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行为逻辑。这其实是最最基本的东西。说简单很简单，说难是非常地难。举个例子，像《亮剑》这样热播的电视剧，它有什么？就是一个人物写得好，人物的形象非常鲜明，这个人物的行为逻辑符合他的个性，那么这个作品就站住了。无论是文学作品也好影视作品也好，都是这样，所以这是基本功，是最基本的东西。 从李小林身上，我学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捋清一部作品中的人物线索，怎么和作家来讨论人物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职业编辑来说，需要具备的东西很多。需要理论素养，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非常好的艺术感觉或曰艺术灵性，这就在气息上和作家比较近了。为什么有时候职业编辑和作家沟通起来，会比批评家和作家的沟通来得容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素养足够深，但是艺术感觉相对弱一些，这导致一些著名作家对批评家讲的话经常会有一种抵触情绪。假如批评家讲不到位，常常是隔靴搔痒的话，那就难怪作家不卖账了。 李小林作为具有极高素养的大编辑家，她有这个本事，她讲作品的缺憾，讲得作家心悦诚服；她讲作品的亮点，作家也觉得很到位。 当年山西作家张石山写了一篇小说《一百单八蹬》，描写主人公在登山时的感受，登山的过程象征人生的各个阶段。作家写完小说给了几家杂志，都遭到了退稿。后来寄给了我，我看完以后觉得构思很好，就是略显啰嗦，我送审后，李小林提了三条意见，我把她的三条意见记录下来，之后给张石山写了一封信，张石山修改完小说，我们把它发表了，《小说月报》很快转载了这篇小说。 我要讲的是后来的事情。在峨眉山，《小说选刊》组织全国的文学刊物搞笔会。在这次笔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石山。峨眉山有很多猴子，这些猴子常常会袭击人。张石山因为比较魁梧，胆子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跨过小桥，穿越树林。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回过头来问我一句，他说那些修改意见都是你的吗？当时他这么一问，我脸刷一下就红了。我说……那些意见都是李小林提的。“哦”，他笑了笑，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个作家写作，就像一个艺术家画画，如果有人给他点中要害，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他是会很佩服你的。优秀的编辑和作家大约是这么一种关系：作家作品好在哪里你要用心灵去感受，他问题出在哪里，你要像一个医生一样给予解剖。 作家与编辑的友情，他们之间的沟通、切磋，建立在那种相知和神交的基础上，具体到技术层面，会涉及到人物、语言、叙事节奏等等各方面的交流。 大家知道，现在余秋雨先生名气很大，早先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和李小林是大学同学，曾写过《戏剧创造工程》等一些戏剧理论方面的著作。他去了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考察民间文化，他把这种考察称之为“文化苦旅”。李小林听说了以后，很喜欢这四个字，她鼓励余秋雨先生把去每个地方的考察体验、感受、对文化的思考都记录下来，变成文字。过了很久之后，余秋雨先生悄悄地完成了他的两篇处女作，拿来给李小林看，李小林又拿给我看。这样，我也就变成最早看到《文化苦旅》的少数几个读者之一。 余秋雨先生最初的文章也许不如后面的来得放松，但他是一个悟性极高、极其聪慧的人，思路也非常地开阔和现代，所以他后来的文章愈写愈好，《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变成我们杂志的名牌散文栏目，很多读者买《收获》就是为了看余先生的文章。从那时开始，每到发稿前，李小林就要给余秋雨先生打电话催稿，用余先生的话来说叫做“催逼”，李小林的嗓音嘹亮，所以这是“嘹亮的催逼”。余秋雨说有一度听到电话铃响就心跳加快，怕又要到交稿的时候了。 余秋雨先生是名教授，他有很多的社会活动，很多地方请他去讲学，所以“催逼”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但是就在李小林这么一种令他胆战心惊的“催逼”下，影响这个时代的一位优秀散文家诞生了，余秋雨先生通过《文化苦旅》的写作，完成了从学者到散文家的转型，也使他的人生展现出了一片辉煌的天地。 去年有一位媒体记者问我，新时期三十年中，让你说三个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家名字他们会是谁？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余秋雨先生。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我觉得，余秋雨的散文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去过台湾，我觉得台湾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有洞见和反思，老百姓喜欢看，一些高层领导也喜欢看，包括他分析山西晋商的文章、写苏东坡的文章，都是洛阳纸贵的好文章。 余秋雨先生开创了一代散文的风气。甚至我都觉得，通过“百家讲坛”成名的学者〔我是支持他们的，尽管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们〕，他们都延续了余秋雨散文的一种精神。所以开个玩笑，说他们都是余秋雨的学生也不为过。散文写作成就了余秋雨，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但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余秋雨这样的学院教授走向媒体，在老百姓中间传播文化。央视青歌赛只要有余秋雨教授的点评，收视率就比较高。余教授的点评也许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他强调了文化和传统在这个多元社会的重要性。 从某种角度说，李小林当年的“催逼”是时代的需要，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作为一个大编辑家，除了敬业精神，李小林身上还似乎有特异功能。不知道她怎么练就的这么一副火眼金睛，几十万字的校样，经过一道道的校对，最后要付印前，在很短的时间里，她随意翻去，硬是找出许多错误来。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这样说，一种敬业精神和多年的训练有素培养了她的特异功能，或者说是“异秉”。 把作家的手稿保留起来，是我们杂志社的一个传统，手稿我们会寄还给作家，所以作家很容易看到责任编辑在他的稿子上做了什么，它其实也像是一份考卷，你这个编辑合格不合格，令作家信服不信服，原稿上可以说明一切。听说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搜集了很多作家的手稿，现在因为有了网络、有了电脑，发一个Email把一部长篇小说就发过来了，十多年前像一个神话。现在手稿是越来越少，当然还是有很多作家坚持用笔在写作。 李小林主持工作之后，开始把作家的手迹签名印在刊物上，当时觉得有一点趣味，但是今天你发觉这个小创意越来越重要。小说还没有发表，作家已经把签名先寄过来。在一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在纸质媒体上保留作家的手迹，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还有请书法家或作家为小说的标题手书，这也是李小林的一个发明。虽然这些事情看上去都不是很重大，但恰恰是这些小细节，彰显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确立了《收获》独特的风格。通过一些小趣味、通过作家的手迹和书法家的题字，来把一本杂志变得有文化韵味。 我想，一个品牌的建立，除了掌门人和一个集体的力量，还离不开读者和作家的支持。回顾八十年代后期，《收获》遇到困难、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些作家主动给我们汇款，比如翻译家萧乾、湖南作家水运宪等。还有很多读者也汇来了款，当然我们都退回去，因为很多读者是边缘地区，贫困地区的。老巴金也捐了款，老巴金捐的钱以及作家们捐的钱，我们一分都没有用，向上海的文化基金会贷了十几万，后来情况好转就把这些钱还掉了。 抗洪救灾那一年，中国作协有一个报告团去湖北，听说当初有一个大学生在家要被淹的时候爬到了屋顶上面，他手上拿的不是电视机，不是其他贵重物品，他抱在怀里的是几本书，里面有两本翻译小说，还有一本就是《收获》。后来报告团的人从北京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应该感到自豪和骄傲呵。 （未完待续） 邮件 与虹影 程永新兄： 祝节日快乐。 很久没联系了。读到网上此评，觉得有意思。也很想学习大作。要网上订，可是没货，必是好书，请出版社加印吧。 虹影09.1.29 虹影：新年好！谢谢你的关心，此书原本应送你的，里面收录有我们之间的邮件，可来要书的人很多，我已送了几百本，刚又订了几十本，你发我一个地址，书到后我给你寄去。听说你添了一个宝宝，不知对否，要果真如此，你肯定幸福死了。祝好！程永新09.2.2 程永新兄： 非常感谢你说要寄书给我。有你签名，那就更好。我的地址是（略） 顺便也请告诉我你的地址，我的上海三本书，出版社刚出了一个新版本，我也重新修订过，想寄你。上海王电视在全国播出反响不错，上海之死改的电视剧也在播，觉得不如上海王好，主要是女一号差劲。 上次你说你夫人有兴趣改上海王话剧，不知还在计划中吗？ 我有了一个女儿，才一岁半。她给了我无限的快乐。附件里有她照片。版权替我保留，不给外人看。 虹影2.2 虹影：你好！书已寄你，书可能没了，质量都不好，请谅。信封下有我的地址。我老婆和她的同事都非常喜欢《上海王》，也讨论过几次，她们本欲私人集资来做，但我家那位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拍戏，现在还在石家庄，春节仅回来几天，话剧的事就这么搁下，有进展的话一定告诉你。你的千金真是漂亮可爱，她一定带给你无穷的快乐幸福！程永新09.2.6 程兄： 收到书，昨天一晚看完，很多感触。因为我也是跟着你发表的那些小说走过来的，后来又跟马原苏童格非余华王朔是朋友。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真实、热爱文学的时代，那些作品后面站着你。 只可惜我在复旦时，你常来，我们却不曾好好聊，或许那时我的人生在岔路口上。可是写了那么多小说后，才发现，其实心里想的还是重庆、上海，前者是故乡，后者是一投入其中，就让我着迷，可让灵魂停留。 与你有两次比较深入的谈话，一次是在我北京以前的望京的家，那时我一个人住，也就是一个人。有一天你路过，我请你来家坐坐，杨葵听说，也跑来。那一次你要我写写伦敦，我说要等到我年纪老一些才写。还有一次，在上海，你请我去一家有名的上海餐馆吃饭，我们一起聊老上海，记忆犹新。 现在我在写饥饿的女儿之后发生的一个长篇，其中一部分也有伦敦生活。到时，想请你这高人看看。 虹影09.2.16 与胡廷武 老大：你好！昨天忙了一天，回到家已近一点。让你久等了，见谅！前天我把《美人棕赋》读完，昨天我和责任编辑交换了意见，现把交流结果向你汇报一下。我们都觉得小说的叙事很流畅，文字很美，显示作者厚实的文学功底，用美人棕来比拟知书达理聪慧貌美的三姨太徐在竹，也是恰当的，通篇叙事不时透露出地域文化的气息，为小说增添了艺术魅力。 我个人以为，徐在竹在整篇小说中能否站起来，生动与否，是此篇小说成败的关键。小说在徐在竹嫁入刘家前所化的笔墨是充分的，家庭危机，同学恋情，甚至刘老爷锲而不舍的求婚经历，都给人留下较为清晰的印象，但徐在竹为家庭付出牺牲嫁入刘家之后，她从三姨太的位置怎么一步步最后成为刘氏家族的当家人，是需要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情节来衬托的，徐在竹和那几棵美人棕一样旺刘家，那是命，那是几句话就可交待的，读者期待的是看到徐在竹在乱世中的应对能力、在家族矛盾中的精彩表现，现稿也写到了一些，比如她为家族生意出点子，比如她和军队的遭遇〔有惊无险，因为那军官是她的初恋情人〕，而共产党的干部也通情达理，最后刘家三姨太一路顺风顺水，平稳地淌过了岁月之河，主人公的磨难和艰辛是少了，但她却无法完成作者构思时想要她完成的任务。所以，后半部分的内容显得单薄，给人的印象不深。徐在竹的美貌和聪慧赢得刘枫的宠爱是容易的，而在大家族里要令众人服气就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她凭什么一步步站稳脚跟？这一块也明显缺少内容。我不知道，老大在写作中人物有无生活原型，若有，我想不必拘泥，或可大胆想象和虚构，赋予主人公更多精彩情节和细节，这样也许能挖掘出人物内在的魅力，使人物有一种立体感。 另外，小说是从漂亮姑娘来替开始的，很优雅的叙事，给人期待，但后面没有充分的利用；小说用“赋”来作题目也有过于老派之嫌。意见说得不一定对，供参考。永新2010.2.4 永新：你的意见读过了，我感到很对，说到了拙作的要害，这不仅对修改这篇小说是正确的指导性意见，而且将对我今后的写作有益，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我发现当代作家大抵都是有传承的，（比如汪曾祺之于沈从文，他实际上始终都未脱出沈的窠臼）而我独没有，我的老师是好作品，而面对面指导过我的只有朋友，包括你。因此，我有理由向你和责编表示感谢。我相信，我将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廷武2.5 老大：给你写邮件颇费思量，说实话，你有独到的文学鉴赏眼光，你的叙述文字很见功力，比如文中类似“小鸟驮着夕阳回家”的句子，很是让我喜欢，眼下很多活跃的作家，其实文字驾驭能力实在不敢恭维。我猜度你是想写一群女性形象，那人物的生动与否就变得至关重要，当然人物还需与题旨的开掘相关联，还需与故事的精彩相关联。在故事的精彩方面，当下的作家中，王松是做得比较好的，他的中篇《双驴记》可以作为写作的范本。永新2.5 永新：我完全看懂了你的意思，真的很受益。我今天一直在思考如何往前走的问题，我觉得我正在接近你所指望的那个高度，当然要变成作品还有很长、很艰苦的的路要走。王松我知道。前几天我还在跟潘灵说起他在边疆文学上发的一个中篇，也是从叙事的角度说的；他在精彩的故事后面，展示民俗背景，隐藏着他的批判态度，是写得好。我会努力，以不辜负你的期待。廷武2.5 手机短信 与麦家 永新兄，欣闻掌握权柄，虽迟犹荣，祝贺！祝贺！并祝你和家人新年快乐！麦家09.12.26 正看《艺术人生》，你对家的感受谈得真好。令尊高寿……？永新2010.1.6 八十三，哈 我母亲去世后，我才感到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好。想想也是，我们对生活很多事情还没搞懂，已经开始向衰老走去。 生死没鸿沟，如白天黑夜，你母亲虽走，实际如影而随，包括你此时的心情她都了然。人到中年就是为累而活。晚安 胡廷武 永新：久疏问候，时在望中。兹奉小诗二首〔其中一首似已发过？〕，以助雅兴，并博一笑。廷武。 秋兴二首 一 气象入秋乍雨风， 门前芳草四时青。 故人节供通无有， 柚果将来一篓金。 二 和风笑语盈秋宴， 佳酿经年透玉光； 户外彤云随夜尽， 月华无语照沧桑。 永新：小诗一首，以贺佳节并博一哂。廷武。 乙丑端午读《离骚》 世事奈如何？ 年节望竹香。 屈子行吟意， 思君万里长。 张燕玲 请永新兄收邮件热切推荐韩少功我以为他是令我们这个时代骄傲的作家谢谢你做评奖这类事很不简单噢燕玲09.12.27 与顾建平 建平，你回到《十月》了吗？遵嘱寄去两册书，请查收。永新 阿新老兄：两本大著收到。《文学史》果然不凡，相见恨晚，虽装帧稍粗，但如粗头乱服难掩国色天香。对文学界意义非凡。致敬，致谢。丁晓禾早该送我。《姨妈》也当择日拜读。建平09.11.10 原载：《西湖》2010年第07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0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