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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左手小说右手编剧精心打磨《梅兰芳》 出道早，离开中国也早，在当代中国文坛，严歌苓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她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写中国，所散发出的人间烟火气，让那些并未离乡去国的作家读者看了也会暗生惊讶。她在国外左手写小说右手做编剧，鱼和熊掌都要，却绝不会抱怨这两种文体谁伤害了谁。所以闻听陈凯歌请她写《梅兰芳》电影本子，也觉得只有她够胆接这个活儿。只是作为小说读者，会认为，小说里的严歌苓，更能体现她作为写作者的意志。 早在前几年，严歌苓就在国内出版了厚厚七大本的《严歌苓文集》，但她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就此止步。在遥远的非洲，她又写出了《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不断为近两年的中国文坛提供着作品与话题，今年的《第九个寡妇》还被提名为2006年最佳小说。严歌苓的新作品依旧与女人有关，但都呈现出以前作品没有的女人气象。 读这些作品常常有想与之交流的冲动，但她那种南来北往的迁徙，常常让所有面对面的采访，变成漫长的年度之约。必须赶上她回国办事，而且必须是下午(因为上午还要写作)。我约上的时间竟都在冬季，所以看到的永远是雍容外套包裹下的严歌苓，娇弱公主一般透出华丽与精致。这样的严歌苓却写出了那种土得掉渣的王葡萄(《第九个寡妇》中女主人公)，还有那为女儿女婿忙碌一生最后倒在锅台上的市井女人(《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芳菲的妈妈)。而且她写这些女人的劲头，就如同女人看见毛线，看见线头就能往下织，永远不担心下面的织法。 一个外表华丽精致的女人如何去贴近那些粗朴而有力的生命？这是我每每采访她，都想寻找的答案。 角色女人与男人 严歌苓写女人堪称一绝。抛开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不谈，严歌苓小说最初让我惊心动魄的是那部《谁家有女初长成》。一个被拐卖女孩心思的婉转与曲折，被她描写得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其外。生命的疼痛与巨大的宿命感交织在一起，处处流露着一个作家的诡谲通灵。不过这两年的作品中，写得多的却是一些一根筋似地爱着男人的女人。甚至为了爱分不清“为人处事的稀稠”(《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芳菲妈妈对女儿的评价)。还有像《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那样的农村妇女，身上扛着生死的悲剧，自己则浑然不觉，韧性与从容地活过一生，最后活成一个传奇。 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严歌苓认为，从《穗子物语》之后，自己的心情与整个状况都有些改变。比较爱逗乐子，虽然写悲剧，但是在风趣地写。“以我现在自己的成熟程度和对世界观察，我已经不会觉得什么是特重大特沉重的一件事，活过来了之后，就不会把忧患意识表现得那么知识分子化。” 在“活过一生”的民间女性身上还原女性生命的混沌与多元，最能看出严歌苓与一般女性作家的分别。说到这点，她说得感谢来自生命的馈赠——在各个阶段，她都能接触到这样活生生的女性:小时候是自家的外婆、曾经的家中保姆，当年做李准家儿媳妇时的婆婆(即李双双的原型)以及不断登门串亲的农村亲戚。“这些老太太的活法让我觉得，哪朝哪代对她们没什么关系，她们活得有定力，而且知道哪种选择更符合自然界生物活下去的条件。” 相比之下，男人在她笔下要弱得多。他们被女性呵护与滋养，还经常旁逸斜枝，寻找着自己的灵魂知音，最终又都退回到最原始又最混沌的女人之爱中。那样的爱情似乎不对等，但严歌苓的天平却是向这样的女人倾斜的。她说自己书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爱怎样的所向披靡，那种爱的勇敢与定力来自于，女人可以把爱变成信仰。 场域原乡与异乡 《一个女人的史诗》与《第九个寡妇》都是严歌苓近两年在非洲生活的作品。这个有过少女时代当文工团演员的经历，后来又在美国写作打拼过的作家，现在的生活轨迹由丈夫的外交官生涯决定，基本属于一种准吉普赛式的迁徙生活。 伴随着屋外非洲野牛的哞叫声，她写着中原背景下的《第九个寡妇》；同样，一个中国女人的史诗也是浸润着非洲热带雨林的气息完成的。这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多少有些奇妙，但严歌苓恰恰认为，只有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才能写出特别纯正的中国味儿，“全世界的民间都有相似之处，非洲的民间老百姓，也是同样吃命中的苦，随遇而安地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了解他们，更帮助你了解中国的民间。”触到这一层基底，再看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的《走出非洲》，严歌苓就觉得很好莱坞化，是学生腔的非洲版，将种族的冲突、人家生死的大命题，都表现得太轻飘了。 依旧能够看出，严歌苓还在自己曾经的生活中开掘着小说的素材，她自己认定的天然富矿有曾经的文工团经历、在河南的第一段婚姻生活、美国的移民生活，还有随长辈流放寄居过的合肥、马鞍山生活。无论生活在何处，严歌苓都带着一只听故事的耳朵，《第九个寡妇》就是二十年前听来的故事，而她现在美国备受好评的英文小说《不速之客》，也是她听来的，讲的竟然是现在中国新闻圈还存在的会虫子。 “无论人在哪里，我总是在为一个很小的故事拼命在准备与积累，我相信它越积越多时，就会变成一个自然发生的故事。”所以《第九个寡妇》完成之后，有人质疑她小说中某些细节的不成立，她会淡定地回应:“这是真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不是一件，而是两件。”只要超出自己的经验，就觉得不可能发生，严歌苓说:“质疑本身只能说明，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事件了解得太不够了。” 体裁剧本与小说 读过严歌苓的小说，从没读过她的剧本。所知道的是，她的小说与影视经常在两边拿奖拿到手软。只是现在接手为陈凯歌写《梅兰芳》剧本，让许多写作的同道朋友暗地为她捏把汗。 如何驾驭梅兰芳这样的传奇人物？严歌苓说，她只想写出自己眼中的梅兰芳，自己理解的男旦。“男旦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相关，男旦怎样走到梅兰芳这样的高度，里面有很多可挖掘的东西。”所以现在的严歌苓，已经不把梅兰芳看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她直接说:梅兰芳就是一种文化，梅兰芳就是以自己的形象与经历所缩写的中国历史。梅兰芳这三个字所容纳的丰富，不是简单的美丑、善恶所能评定，英文讲就是ambiguity——模棱两可的巨大混沌体。 “好的作品就应该是混沌的，不简单做道德裁判的，不同的人能够被不同的点触动。”严歌苓被这种想象中的混沌激动着，将梅兰芳的本子改到了第三稿。至于人物到底怎么往下走，她常常以美国一位教写作课的老师的话鼓励自己:把你想写的都写上去，Seewhat happen。这样做时，严歌苓常常会发现，电脑的写作会经常出奇特的效果:“就是人物好像有好几种可能性、好几种可能的方向。” 永远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这是严歌苓作为写作者的快乐，也是阅读严歌苓作品经常能体会到的快乐。 关于严歌苓，关于梅兰芳，姑且将一颗为她悬着的心放下，等待着:Seewhat might happen! 原载：《北京晚报》2006年12月20日 原载：《北京晚报》2006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