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学评论的生态 什么是香港文学？自回归之前直到今天，评论者的看法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者可以将香港文学当成如京派、海派文学一般，以“城市”做单位，梳理出一个脉络来。但香港的文学生态实在怪异，一方面，香港的殖民地经验，使香港文学无法系统地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里，另一方面，香港文学倾向于对独特本土生活的关注，以文学输出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交流的手段似乎注定无从发生。结果是，香港文学始终未能突破一个困境，就是既没有坚实的文学传统做支撑，亦无法跟别的文学体系发生深度共鸣，变得贫乏而封闭。 但这不是香港文学难以把握的原因。香港文学界中有一个颇为讽刺的说法：香港文学是票房毒药，文学评论是毒药中的毒药。意思是说，香港不是没有文学人口，但对读者来说，香港文学并不吸引，搞文学创作注定三餐不继，出版文学必然血本无归。这种说法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问“什么是香港文学”之前，倒不如先问如何在香港办好文学。先写好文学，再搞好评论，才去问那些概念性的问题，才是把握香港文学的大路。 当然，这并不是说香港没有文学。比如说，流行文学在香港十分盛行，但香港文学界普遍有一种不将流行文学纳入文学范畴的“洁癖”。尽管大家嘴里都说，文学没有种类之分，只有好坏之别，但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香港的“流行文学”是消费品，不是文学，自然也不入评论者的眼睛里。文学界为了保持这种“洁癖”，于是便有了“纯文学”这个很吊诡的名词。 问题是，文学可以是“纯粹”的吗？这岂不是落入了形式主义的圈套中？ 香港文学评论的三个地盘 这就是文学评论的责任：透过分析和批评，指示出一个文学系统的发展方向。在香港，搞文学评论的地盘通常只有三个：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学院研究。香港的文学杂志不多，“一鸡死一鸡鸣”的现象亦屡见不鲜，偶然有些长寿的文学杂志依旧屹立不倒，都是多得一班老牌编辑文人苦苦支撑，但销量始终低迷。近年冒出的《字花》或者已数文学杂志中的异数，但搞文学杂志向来都是吃力不讨好。 第二个文学评论的地盘是报纸副刊。香港副刊文化向来发达，而“专栏”更是一种相当鼎盛的文类。过去几十年来，不少文人作家都曾受惠于报纸的文学副刊，他们得到很多发表机会，亦获得副刊编辑的赏识和提携。但时移世易，香港的报纸市场早已容不下“纯文学”，过去在文学副刊谈文论艺的风尚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少数有志文学的编辑仍留在报纸里辛苦经营，能一点一滴地将文学渗进充满时事政论和风花雪月的专栏副刊里，已算是有所交代了。 或许学院已是香港文学评论的最后圣地了。近年来，香港最深入、最完整的文学评论大都是出现于学院的。不过，学院研究始终也避不过国际学术市场的洗礼，于是文学评论亦出现了一种“文化研究化”的趋势。愈来愈多的评论者纷纷挪用当时西方文化理论，注入香港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里，以图开拓一种香港文学评论的全新范式。像本土性、后殖代、后殖民、女性书写这些时髦名词，已渐渐成为香港文学评论的常用术语了。 对香港文学的一次叩问以上所谈的，不仅是今天香港文学评论的生态，也是最近香港出版的一套香港文学评论丛书的主调。天地图书可算是香港较有规模，亦较愿意投入文学出版的一家出版社，身兼文学评论家的编辑颜纯钩自然功不可没。过去这套丛书已收入了多位香港文学评论名家的论集，其中包括刘绍铭、黄子平、许子东、叶辉等，而最近出版六本新著的作者亦各有精彩见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和观点，亦正符合了香港文学评论某种生态特征。黎海华、许迪锵常年担任编辑，他们的文学评论皆具有香港报纸专栏风格，既谈文学也说风月，不拘一格；冯伟才、王宏志和黄念欣乃是学院中人，冯伟才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教学之余，亦保留着一种传统香港文人的深厚气质，而王宏志和黄念欣则是年轻的破格者，王宏志热忱于分析文学与香港“本土性”的关系，而黄念欣更挪用了美国著名东方主义学者萨义德的“晚期风格”理论，分析了三位香港女作家钟玲玲、黄碧云和钟晓阳的作品，见解新颖独到。 推动香港文学评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对香港文学创作起积极的作用。香港文学不应是票房毒药，这套丛书，相信就是对香港文学一次真切的叩问。 原载：新京报 原载：新京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