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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论 当前马华文学研究的版图，主要分为三个根据地：马华本地、马华旅台＋台湾、中国大陆。马华本地评论界对本国文学发展动脉的掌握，当然是最直接且完备，尤其九○年代以降的评论水平已大幅超越以往，从读后感式的「文章批评」进入理论运用的「学术评论」，虽然未成大气，同时严重缺乏学术学论文的发表管道，但逐渐累积的论述成果对当代马华文学的诠释权，有一定的护国／守土效用，不再像九○年代初期那样依赖中国学界的评析与评价。然而，真正让马华文坛摆脱中国学界评价机制的力量，主要来自台湾。 以张锦忠、林建国、黄锦树等旅台学者为主的马华文学论述，自九○年代始，主导了每个重要议题的讨论，而陈鹏翔等人则针对重要作家，援用各种文学理论进行精辟的文本分析，深化了马华文学作品的诠释。旅台的马华文学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学界对马华文学的论述向度。这方面的论述，在张锦忠《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2]和刘小新《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管窥》[3]二文中，有详尽深入的讨论，在此不赘。 不过，从大环境的现实面来考察，马华文学论述（跟当代大陆文学一样）在台湾几乎找不到市场。我们先从两个重要的观测点，来检验马华文学在台湾学界的研究实况。第一个当然是学术期刊的论文。张锦忠曾经就此作过统计与分析，最具体和扼要的结论是：马华文学研究以旅台学者为大宗，真正出自台湾学者之手的论文，没几篇。全台湾有心于马华文学研究的本地学者，只有中央大学的李瑞腾，以及佛光人文学院的杨宗翰。研讨会的情况也好不了哪里去，元智大学曾在二○○一年举办「第一届新世纪华文文学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涵盖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其中只有一篇跟马华相关），会议规模和出席人数都不错。但暨南大学在二○○四年主办的“重写马华文学史”研讨会，参与者却寥若晨星。其因有三：地点实在太过偏僻、专注在马华文学实在太冷门、当年全台湾的研讨会实在太多。尽管它催生出历来最丰富的马华文学评论成果，但场面的冷清确实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杨宗翰在《马华文学在台湾（2000～2004）》[4]一文中，提到另一个很关键的观测点：大学里开设的华文文学课程。他就读博士班的佛光大学文学所，已连续四年开设「世界华文文学」课程，二○○四年起大学部亦开设「世界华文文学作品选读」。二○○三年，李瑞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开设「东南亚华文文学专题」；二○○四年，陈大为在台北大学中文系开设「亚洲华文文学专题」。虽然这三门范畴大小不一的课都包含了马华文学，但毕竟不是独门独户的「马华文学专题」。 台湾中文学界这些年来全力投入本土化运动，对域外中文文学（含中国大陆在内）的热度完全冷却，马华文学自然不能幸免。反而是中国学界逐渐累积出成果，从量化及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它的“产值”绝对不容忽视。南京大学的刘俊曾经发表一篇《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一九七九～一九九九──以「人大复印数据」为视角》[5]，从各层面探讨中国学界的台湾文学研究。可是我们不宜从人大数据来审视马华文学的曝光率，因为那是冷门中的冷门；而且以篇为单位的大数据库，势必错过其它的文学史专著，以及正规学术论文以外的左证数据。后者对解读学者的研究这个冷学门的心态很有帮助。 中国学者对马华文学研究的种种负面行径与态度，在马华文坛几成“常识”，但真正的实况却没有任何学术层面的具体讨论，道听途说，很容易沦为某种成见。早年那批始作俑者，应当受此恶名；但近年的几位新进研究者，不该遭到池鱼之殃。故本文将以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系列）研讨会”、最早创刊的华文文学研究期刊《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后来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马华文学研究论文累积发表量最大的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篇幅最大的文学史论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册）、几篇跟本议题相关的重要论文，以及学者们的“研究自述”，多层次地交织出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马华文学，所面对的问题和所抱持的态度（属于“接受史”的讨论），以及研究方法（属于“诠释”的范畴）。 一、接受与进贡：高度被动的进出口贸易 在本文之前，有三篇文章从较正面的角度叙述了中国学界对马华（或新马）文学研究的历程，分别是：钦鸿《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6]、古远清《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7]、朱文斌《20世纪后期中国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综述》[8]。钦鸿那篇短文章属于泛论，大略描述了五四以来中马两国的文学交流情况，其中提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云里风率领马华作协访问团到北京、上海、厦门等城市与学界交流，对中国学界的马华文学研究，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点，古远清在论文中更清楚指出“影响中国学者研究马华文学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即是戴小华等人在一九九○年九月马来西亚政府开放中国旅游之禁令之后，将马华文学作品正式引进中国学界；在资料极其匮乏的九○年代初期，她（们）的赠书遂成为中国学者首选的研究对象，从那几年中国学者发表在各种期刊和学报上的论文，以可印证这一点。当时作为“资料交流大会／市集”的世华研讨会，正好成为马华作协进贡出版品和讯息的重要“节日”。 世华研讨会的前身是一九八二年“第一届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暨南大学主办），一九八四年加入香港文学，成为“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一九八六年加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成为“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深圳大学），一九八九年（复旦大学）删去“全国”二字；一九九一年加上澳门文学，成为“第五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广东社科院）；到一九九三年第六届才正式改称“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江西庐山），沿用至今，从一九九四（云南玉溪）、一九九六（南京大学）、一九九七（北京中国社科院）、一九九九（华侨大学）、二○○○（汕头大学）、二○○二（复旦大学），到二○○四年（山东大学），共十三届。前两届跟马华无关，不必讨论，但第三届会议就值得一提，因为它勉强算是中国学界对马华文学论述的第一个“比较显著”的起点。 一九八七年的第三届会议，分香港文学（十七篇）、台湾文学（四十篇）、海外华文文学（十七篇）三个专题进行，其中属于马华文学范畴的只有一篇半：李君哲[9]《马华文学沧桑》和马阳《方北方论》，两位发表人当时都是所谓的「新马归侨」，本身跟新马文坛就有很深的渊源，所以在众多学者投入台港文学研究的热潮中，他们选择了第二故乡。可惜二人的文章都只是篇名存目，没有收录在会议论文集当中。在同一场研讨会上，新华文学论文却多达七篇半，其中半数出自中国学者之手，包括后来分别撰写海外华文文学史的陈贤茂和赖伯疆，共四篇收入会后论文集中。撇开量化的统计，仔细阅读这四篇完整保存下来的论文／文章，依序为：陈贤茂《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10]、杨松年《八方风雨会星洲──建国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1959-1984）》、刘笔农《新加坡重要华文文艺副刊杰出编辑人简介》、赖伯疆《中外文化意识融合和冲突的形象反映──新加坡作家赵戎小说初探》。杨、刘二人的论述，着力在描述新华文学各环节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时期新华副刊之兴衰；陈、赖二人则分别以文学史的宏观论述和以个论的微观分析，来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四篇论文，让新华文学有了相当好的“能见度”；加上在中国各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新华藏书支持下，后续新华研究的论文远超过马华。 从实质意义而言，马华文学在中国学界还不算找到自己的位置。比较具有学术深度与价值的论文，出现在一九九一年第五届会议，由印度尼西亚归侨苏卫红发表的《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概论》[11]，同一届的另有马阳、陈贤茂、钦鸿、王振科等人的马华论述，大多属于泛论或作家个论。马华作协从本届开始长年参与会议，戴小华在该届会议上发表《八十年代马华文学思潮》，第六届就轮到云里风发表《迈向21世纪的马华文学》，接下来的几届又陆续发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前途》（戴小华／第七届）、《近年来马华文学出版的状况》（云里风／第八届）。马华作家在大会上发表的“泛论”积沙成塔，终成古远清所言的第三个影响因素。 这种急于出口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坏事。它披露了两个事实：马华文坛／学界的评论能力低迷（或低下），没有几个学者投入马华评论的行列。一个没有出版与发行机制的文学市场，找不到大众读者已经够寂寞了，如果连评论者（精英读者）都没有响应他们创作成果，一定非常苦闷。所以求助于中国学者，也合情合理。编撰《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的公仲教授，曾提到在世华会议上一些东南亚作家“呼吁国内学者和报刊、出版社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广大文学园地，对他们的华文创作给予充分的关注、评论和全面深入的研究”[12]。可见这并非马华的个别问题。 其次，当马华作协发现新华作协比他们早了几年“进贡中原”，几年累积下来，新华文学进贡的数据数量远胜于马华，所以在各种华文文学刊物上的研究论文，最早都以新华文学为主，甚至出现“新马优于马华”的普遍认知。当年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研究学者，暨南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潘亚暾，在一九八八年发表《东南亚华文文学》时，如此评价：“马华文学虽不如新华，却比菲、泰、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为佳。……限于客观条件，对外交流不如新华频繁，特别与母国较少沟通交流，致少为人知”[13]。马华作协岂可落人后？从旅行解禁开始，立即向“母国”报到。 可是，正因为没有马华学者的评论援助，到世华研讨会发表“文章”的，全是没有学术能力的马华作家，他们的泛论（以及其它“贡品”）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项“有限”的研究指引──将所有研究焦点都摆在作协会员身上。其次，世华会议对中、马两国的文学交流，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譬如萧村在《沐浴在友谊的暖流中──记同新、马华文作家欢聚的日子》[14]一文中，对乡亲的款待与涌跃赠书，就有详细的描述。它可作为中、马文人交流的一次抽样观察。 从单篇论文的撰述方向，无法看出中、马交流的成效，陈贤茂主编的那套两百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15]，是最好的观测对象。一九八三年三月，陈贤茂从报刊上读到萧干发表的《救救新马文学》（《羊城晚报》）和《为新马文学呼吁》（《时代的报告》），这两篇文章替他打开一扇窗户，初次窥见新马华文文学的存在；往后更多的涉猎，让他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将来条件具备，他将转向从事对海外汉语文学的研究[16]。从陈贤茂陆续发表的研讨会及期刊论文看来，他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确下过一番功夫，探讨的议题也能够抓得住方向。但他在撰写／增订／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时，“再度”犯下《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学术错误：“被动”，而且是“高度被动”。“被动”是中国学界和文坛最普遍、最不自觉的传统毛病[17]。 就文字篇幅和涵盖面而言，《海外华文文学史》绝对是空前的一部华文文学史“巨著”，可是随手浏览，即可发现撰史学者的资料来源非常被动，尤其论述分量最大的新华文学（一册）、马华文学（半册）、泰华部分（半册），明显来自当地作家协会的“图书支持”，作协以外的作家大都隐形了。这群学术资源匮乏的中国学者，要掌握全球各地华人社会及华文文学的概况，本来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这部文学史在先天上就是一次“蛇吞象”的行为。别的不说，最起码他们必须亲自到各地走访，搜集[18]第一手的资料。从最终成果看来，他们显然没有这么做。 如果陈贤茂等撰史者，能够主动到各国大学图书馆搜集数据，那马华文学的论述分量，势必暴增数倍，远远超越高居首位的新华，和并驾齐驱的泰华[19]，并大幅调整它在这套书中所占比例。从内文来检视，《海外华文文学史》最严重的疏漏是：彻底错过八○年代中期以后（近二十年来）马华文学坛真正的创作主力──六字辈作家。以散文为例，竟把整个八○年代最受瞩目的马大作家群“完整地忽略”，只字未提。我们有理由相信，撰写者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一股曾经引领文坛创作风潮的大专生／知识分子散文。 关于这一点，撰述者说得很坦白，却也写得很心虚：“80年代以来，更是新人辈出，薪传有人，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数据不足，还有为数不少的作家我们无法进行详细的评述，只能在下面作一些‘蜻蜓点水’式的简要介绍”[20]。结果我们只看到艾雁、黄叶时、文采等几位六○和七○年代的散文作家，而且是不甚重要的几位。可见“新人辈出，薪传有人”云云全是臆测的空话，他们手头上的数据根本就是严重匮乏；明知数据缺漏依旧贸然下笔，这不是正确的治学态度。 为了忠实呈现问题，我们列出新诗部分的论述名单。此章各节讨论的诗人，按实际讨论的顺序罗列如下： 第一节：吴岸（1936-）；第二节：吴天才（1937-）、孟沙（1941-）；第三节：田思（1947-）、韩玉珍（1937-）[21]；第四节：李宗舜（1954-）、小曼（1953-）；第五节：田舟（1940-）、冰谷（1940-）；第六节：其它诗人──颜龙章（1925-）、庄延波（1945-）、草风（1944-）、李寿章（1939-）、章钦（1945-）、潇枫（1942-）、周锦聪（1971-）、关渡（1950-）、方昂（1952-）、梦羔子（1955-）。上述诗人的出场顺序，既没有出道时间的先后关系，也不照出生年，当然更谈不上任何诗史或诗学发展的相承脉络，只是撰写者依个人好恶（或所谓的“评价”高低）来排队。细读之下，便发现被讨论的诗作，主要集中在六○～八○年代，九○年代的只有寥寥几语。这也暴露了撰写者的“数据期限”问题很大。而且非常“神奇”的是──整个六字辈彻底蒸发！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神奇”的是：跳过六字辈，突然出现一名七字辈的周锦聪。这还像是一部文学史著作吗？我们总算领教了中国学界的文学史观和撰史能力。 种种怪象，只有两种解释：（一）陈贤茂手上没有半本六字辈的诗集；（二）九○年代马华文坛创作质量最高的六字辈，在陈贤茂看来，根本不重要。 从马华卷所论述的作家及作品来判断，这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讨论的焦点（等同于资料的掌握）主要滞留在八○年代前期，不但缺漏十分严重，更抓不到马华文学各文类、各时代的创作思潮、风格与重心。一连串的作家个论，无从展现马华文学的主体价值，以及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最糟糕的是整体论述过度偏重／集中于马华作协。 这个“作协化”的现象不只发生在这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对马华的了解，也深受马华作协的资料主导。 公仲论及八○年代以后的马华文学，只有区区五百多字的综论，其中一百字转述当时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的看法，其余叙述全是马华作协的丛书出版和活动内容[22]；接着论及马华“代表作家”三人：方北方、云里风、戴小华，论述篇幅最小的是戴小华部分：两千字。其余作家都消失了，连名字罗列的机会都没有。公仲在书中再三吹捧马华作协的伟大贡献，一一列举它的艺文活动，甚至说它“是马华文学走向繁荣、走向振兴的重要保证”[23]。马华部分的失败，关键在于治学态度不正确──虽然公仲“深感数据的匮乏，时间的伧促”[24]，但他终究没有到各地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仅仅在“1997年初，便组织人马专程到广州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社科院文研所进一步查找资料，还特请国内这方面的资深专家饶芃子、王晋民、潘亚暾、许翼心、王剑丛等教授审阅书稿”[25]。从马华部分严重萎缩的结果看来，这群大名鼎鼎的教授们，对马华的了解非常有限。“严重作协化”的治学态度，再次导致马华文学研究在世华平台上的彻底失败。 上述两部华文文学史在第一手资料搜集上的“高度被动性”和“严重作协化”现象，造成论述和评价上的落后与偏差（新华、泰华的情形也一样），对他们构筑出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版图，必须持保留态度，不可全盘接受。当然，这并非马华作协的错，反而因为有了他们及时的进贡，马华文学的篇章才不致沦落在菲华和越华之后（真不敢想象这些中国学者会写出什么东西来）。从上述两部文学史的教训，我们发现：文学史主编跟各地作协靠得越近，偏离实况就越远[26]，一切研究都必须亲自、实地搜集第一手资料，否则非常危险。 福建社科院的年轻学者刘小新认为：“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深度的文学史写作为时尚早。……文学史料的准备还远远不足以撑起一部文学史的宏大叙述”；况且“文学史必须从纷繁杂乱的文学现象抽绎出其演绎的内在逻辑。然而世界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其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差异甚大，如何归纳出并同的规律？一种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文学史是否可能？”[27]。说穿了，所谓《世界／海外华文文学史》便是一种“大一统”思想和“急功”心态下的产物，在没有能力掌握各国文化政经教育实况，没有主动搜集足够的创作与评论资料，便贸然下笔，去撰写一部大而无当、挂一漏万的超级文学史。它的真正意义不在文学史的功能，也不谈不上盖棺论定的公信力，但作为一座各国文学史料的“仓库／大卖场”，确有其实用价值，我们可以从中认识许多陌生国度的作家和作品，但对其中的评价必须有所保留。 从马华作家或学者的角度去看这两部文学史，感觉非常复杂。我们相信──由具备在地生活经验的马华学者来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比较中国学者更能够准确、完整地勾勒出文学和历史的真相与价值。但这一部马华文学史，不管由谁来撰写，都只能呈现一己的史观，以及本身较擅长的文类和时代脉动。最理想的组合是：分别由马华本地学者或评论家、马华旅台学者、中国大陆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和架构，各自撰写一部马华文学史（或文类史），多部史书的相辅相成，才能够让马华文学史在多元视角或众声喧哗中，获得最完善的论述。 二、必然的误差：世华文学架构下的马华诠释 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世华研讨会确实是一项非常热闹的“文学嘉年华”或“文学博览会”，同时又是一座很重要的“文学货柜码头”──输入各国的文学原料，输出各国文学的评论成品。其实中国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存在许多相当严重的问题。在第三届世华研讨会上，后来出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的饶芃子教授曾表示：“在目前手头资料都不足的情况下，强调微观研究尤其重要，只有把微观研究搞得扎实，才谈得上宏观研究的把握”[28]。很遗憾的，四届（八年）下来，情况却更糟，钦鸿在综述第七届大会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会议以“团结、交流、友谊”为宗旨，文中如此记述代表们的看法：“迄今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方法还较陈旧，评论海外作家热情鼓励有余，深入分析不足，特别是较少进入学术探讨理性分析的层面；会议开到第七届，但停留在交流资料的初级阶段，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有些代表则认为，海外文学发展很艰难，对他们真正意义的批评较为困难，还是应以鼓励为主，否则容易挫伤他们的积极性。”[29] 在同一期刊物当中，林承璜谈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质量问题，打抱不平地表示：有人对此地的作品不屑一顾，是不对的，他所接触到的黄孟文和云里风的部分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结合的佳作，可列入世界华文文学精品之列”[30]。这文章里所谓的“世界华文文学”至少涵盖台、港、澳三地在内，那是很高的评价[31]！我们暂且不去质疑两国作协主席的作品是否达到顶尖水平，但这段辩驳未免过于草率，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林承璜必须指出哪几部著作具备如此高妙的艺术水平，才不会流于印象式空谈。 众所皆知，在世华文学研究领域，学术良知与人情压力之间的拉锯，是数据匮乏之外的另一个超级难题。诚如赖伯疆所言：在华文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工作中，“也存在‘人情性’甚至‘商业性’的研究和评论。有的是从良好的动机出发，主观上是想鼓励和扶持华文文学的发展，或是应人之情，人情难却，出于礼貌或其它原因，把一些水平、品位不是很高的作品，拔到不应有的高度”[32]。这种“不辨鱼龙，混杂拿来”[33]的华文文学研究论文，不但逐渐引起海华作家的不满，连中国学者都看不下去。 其中一个被点名批评的例子，研究老舍的学者宋永毅，把戴小华的《沙城》誉为马华文坛的《子夜》，而遭到其它中国学者的抨击：“《沙城》无论在反映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是艺术创造的成就上，都无法与《子夜》相提并论。这种过誉中固然有着出于对他国华文作家创作的尊重而导致的差异，但评判尺度上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34]。刘小新也呼应了这个批评：“华文作品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以往学界随意比附已经伤害了本学科的学术声誉，诸如把戴小华的《沙城》誉为马来西亚的《子夜》或者赠送某作者荷马的桂冠，都是不智的”[35]。我们不必去追究宋永毅是否看过大部分的马华戏剧创作，戴小华的《沙城》即使写得再好，被如此胡乱吹捧一番，只会造成重伤害。这种学术恶行，经少壮派学者的反省和反弹，近几年总算稍稍收敛。 如果马华文坛跟其它没有自身学术评论能力的海外华文坛一样，持续仰赖中国学界的评论，是很危险的。所幸到了九○年代末期，三场先后由马华作协、留台联总、南方学院举办的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效驱动了马华本地与旅台的评论动力，为二十世纪马华文学评论留下一个强而有力的结尾，足以构成自我评量的实力。虽然年轻一代的马华学者已经具备足够的评论力量，但放任这种纯粹以作协／前行代作家为主的“进出口贸易”，对马华文学的国际交流不是一件好事。也为中国学者虚耗的心力感到惋惜。这个失衡的现象，唯有透过更有吸引力的产品，才能逆转整局势。从九○年代中期以来，年轻作家先后编选出版《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台北：文史哲，1995）、《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台北：文史哲，1996）、《一水天涯：马华当代小说选》（台北：九歌，1998）、《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台北：麦田，2004）、《马华文学读本I：赤道形声》（台北：万卷楼，2000）、《马华文学读本II：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2004）等选集，从一九九六年始，便陆续在各种学报和研讨会上，读到以此为对象或主要依据的论文[36]。最好的成果验收，就在二○○四年九月山东大学与马华作协合办的“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的主要讨论对象已经转移到六字辈作家，并频频引用上述选集的资料，对马华文坛现况的掌握，有明显的改进，也更新了他们脑海中的马华文学版图。 世华研讨会只是一个形而下的学术架构，马华文学的“中国处境”可以先从专论篇章作量化统计，再初入论述内部。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在各届大会中，讨论得最热烈的主题──世界华文文学的定义。“世界华文（或华人）文学”在名义上包含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但从实质的研究行为和学门界定而言，后者并不纳入所谓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围之内[37]；不过每当这个名词被讨论时，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暂时纳入，虚晃一招。他们对世界（海外）华文文学充满了敬意，讨论命名时都小心翼翼、不伤和气（毕竟是联谊大会），问题反复讨论了十几年，还在原地踏步。 二○○四年，厦门大学的周宁在主持一项世华文学圆桌论坛时，提出一个很霸道的世华文学版图概念。他认为世华文学分可成：中国、东南亚、欧美澳等“三个中心”，以及“一个中介带”（台港澳）；但三个中心的意义不同，东南亚华文文学属于半独立状态，对所属国家有依附性；欧美澳则是初始状态，未成气候；所以“中国内地文学，在传统与渊源上处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38]。换言之，中国大陆文学才是号称多元中心的世界华文文学实质意义上的“终极中心”。周宁不但矮化了台湾文学（沦为一个中介区／过渡地带），而且各国的华文文学最后都得“走向一体化”，“以民族语言为基础，建立一个‘想象的疆域’，一个‘文学中华’”。华文文学“大一统”的思想痕迹，处处可见。所谓的马华文学，只是“东南亚（次）中心”里的一部分（如同小包裹里的一件小东西），无论怎样看，都不是跟中国大陆文学对等的文学主体。最要命的是：这种“大中国中心”思想，让许多（年长的）中国学者以为海外华文文学都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延伸，而且海外华社都同样处于一种恶劣的文化处境，“伸出评论的援手”便成为一项恩泽，这些学界大老对海外华文创作常带有“鼓励”的良善言词和心态，形同先进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布施。从他们的实际批评文字中，可以发现大多是泛泛之谈，真正深入的论文不多[39]。 对于“中国内地文学，在传统与渊源上处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这种族群沙文主义的心态，早在二○○一年，福建社科院的萧成就提出一种比较符合事实（海外多元文化）的观点。他大力推荐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效，并指出：“在海外华人的社会生活里，不仅源于中国的儒、释、道等思想流派多元共存、相互渗透；而且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甚至印度教、犹太教，以及一些地方神道（譬如妈祖信仰、关帝信仰等）的思想文化也是多元共存，互相渗透的。它们无法被普遍化为一种中国文化的共识”[40]，他甚至呼吁华文文学的研究者，“补上异质文化‘田野作业’这一迟来的必修课”[41]。 “田野作业”或“实地／田野考察”是世华文学研究最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一环。 在研究马华文学的众多中国学者当中，刘小新和黄万华的评论质量最高，其余学者如萧成、朱文斌、刘俊，在史观与论述角度上较客观而且扎实，朱祟科的论点虽然比较偏激，但他勇于深入核心问题，提出异议。 刘小新评论马华新世代诗歌那几篇论文，颇能抓住马华诗史／诗坛的革变与脉动，堪称佳作。然而，当他选择黄锦树（现象）为论述对象时，便出现以下的偏见／成见：“马华旅台文学有一种与台湾文学不太相同的另类品格。在一个喜欢文化消费的社会，旅台作家的南洋情调或马华性是打入台湾文化市场的最佳卖点。潘雨桐、张贵兴、黄锦树等旅台作家的小说，一再描绘渲染南洋热带雨林的神奇和异国情调。在旅台作家笔下，热带雨林故事的传奇魅力和婆罗洲家庭秘史的猎奇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异国情调、‘他者’身分和‘另类’美学成功介入台湾文学场是旅台作家的生存策略。”[42] 刘小新完全不了解台湾以文学奖、评论和媒体运作三合一的文坛生态，更不了解台湾喜新厌旧的书市，便贸然下判断，导致严重的诠释偏差──将台湾读者的品味肤浅化，将台湾文坛的生存机制简单化平面化──完全略去雨林小说本身的艺术性、创造性，和思想深度，好像只要写雨林就一定得到肯定。最致命的因素就是：缺少“实地／田野考察”。如果旅台作家“以异国情调、‘他者’身分和‘另类’美学”当作“生存策略”，早就被淘汰了。从来没有一个写书潮流可以光凭本身的素材／议题，支撑十余二十年。雨林固然是一个旅台文学的重要地景，但它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凭借或保证，经过数十个文学大奖反复磨练、肯定的写作能力，才是核心支柱。刘小新只看到剑器，却没有看到剑手的剑技。 除去诸多成见不谈，这篇论文还算是华文文学研究中罕见的类型。透过一个年轻作家（而不是德高望重的作协主席或文坛大老）的全面性分析，进而勾勒出文坛的变革因素，并正面迎击许多争议性的问题。这种写法很大胆，刘小新必须很有自信地掌握当前马华文坛的论战与纷争，否则会闹笑话。尤其马华文坛的论争多半发表副刊上，搜集不易。据了解，福建境内的社科院和几所东南亚（政治或文化）研究中心，都有订阅马华重要华文报刊，所以刘小新才能够将马华作家在杂志和副刊上对文学史分期、续编大系、国家文学等问题的争论，写进《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研究管窥》。刘小新对马华文学的基础研究，让他清楚感受到黄锦树对九○年代以降马华文坛与学界的影响，所以他才会这么说：“从更深层更广泛的视域看，所谓‘黄锦树现象’是由一特定的文学社群的文学活动构成的。这个群体大多出生于六十至七十年代并大多有旅台文学背景，人们习惯称之为‘新世代’。新世代的崛起已成为九十年代以降马华文坛的重大事变，表明马华文学开始进入世代更替和美学递嬗的新时期。‘黄锦树现象’便是马华文坛思潮嬗变、范式转换和话语权力迁移的某种聚焦性表征”，深入研究黄锦树的创作和评论，即是“把握九十年代马华文学思潮的一种契机和途径”[43]。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这篇论文内部的学理辩证，但刘小新在马华文学研究方面，以逐步累积、建构的治学态度，应该给于肯定。 山东大学的黄万华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马华文学研究学者，他的重要著作《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1999）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篇研讨会论文《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因为它同时处理了两本分别代表“马华作协”与“旅台学界”视野的论文选集。黄万华很敏锐地选择了这个对照组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都不足以代表当代马华的全部内容，但加起来正好相辅相成，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马华文学（史）面貌。 这两部论文选的每页字数不相上下，但收录年限较小（一九九○～二○○四）的《回声》比《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多了一百页，换言之，《回声》在呈现九○年代以降的马华文学史面貌，远比《大系》来得结实、丰富。黄万华指出：从作者构成看，《大系》更多呈现的是马来西亚本土视野，而《回声》则力图呈现出多元视野。而且《回声》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部分论文根据预设的文学史蓝图所需，而撰写或修订），《大系》则以“旧文照录”来反映三十二年来的马华文学评论状况。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差异之一。黄万华接着巨细靡遗地分析、比对了两书论文在议题上的不同，最后他归纳出──《大系》着重于见证过去，纪录了马华文学与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回声》则梳理了当前的问题，同时又焦虑于马华文学的前景。尤其，《回声．重要议题》卷的前瞻性，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无奈感，那些充满危机感的思辨论述，让他感受到这些议题对马华文坛的未来至关重要[44]。黄万华的评比相当客观、超然，完全跳出中国中心论者的窠臼，直接面对当代马华文学评论的两项重要成果，并看出双方可以互补（而不是互斥）之处。 另一篇重要论文《马华文学80年的历史轮廓》[45]，是其小说史的延伸研究，约二万四千字的篇幅中，洋洋洒洒地叙述了马华文学的发展脉络，各时代与各世代的重要作家及特色，都涵盖在论述范围之内。虽然作为一部马华文学史的雏型，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十分务实的治学态度。这种针对单一文坛的长篇综论，远比世华研讨会上最常见的（三、五千字的）泛论，来得有意义；不但可以让我们知道论者究竟下了多少功夫，它对（未来的）马华文学史的建构，也比较有实质的参考价值。 小 结 所有的诠释，都是主观的。学者资料掌握方面的误差，尚可修正；观点上的异同，就有待更多的学术辩论。马华文学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诠释下，误差日益缩小，只有少数半路出家或临时客串的论者，会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马华论述。大体而言，近年较活跃的几位学者，都能够展现一定的严谨度和准确度，不再出现太过空泛的溢美宏词，或评价时严重的轻重失控。 至于历久不衰的世华文学研讨会，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界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生产机制和态度，如果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前十届的论文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及格，顶多算是「文学印象批评」或「文坛活动报告」；直到近几届的会议，多位年轻学者的参与，才真正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水平。作为一场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它应该只接纳正规的学术论文，各国文坛的活动报告，转移到类似作家大会的舞台。其实，世华会议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长程的计划，去推动各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工作。每次大会都找不出真正具体的成果，各方学者各自经营了二十年，结果各地区的华文文学没有获得专注或全方位的讨论。虽然马华文学无需依赖它的经营，但学术力量的虚耗，未免可惜。 近十余年来中国学界对马华文学的论述，值得讨论的层面和方向不少，譬如个别作家的专论，应该可以读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讯息。譬如九○年代初期对小黑小说的研究、二○○○年以来对林幸谦散文的研究，以及二○○四年山东大学对新生代作家的研究（计划），可以看出方法学上的沿革。尤其林幸谦散文在文化乡愁、中国性、离散、文类疆界方面，很能够吸引各种理论的“套用”，以致出现多篇理论先行的论述。受限于数据和时间，这篇论文仅止于此，其余未了的问题，留待将来再处理。 （作者单位：台北大学中文系） [1] 本文所谓的“中国”，专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含台、港、澳在内。为了兼顾本文所论及的所有文献名称、事件和叙述语境，“中国”一词较为合适。 [2] 收入戴小华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第一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华作协／马大中文系毕协，1998），页90-106。 [3] 《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页53-57,（下转67）。 [4] 《文讯杂志》第229期（2004/11），页67-72。 [5] 刘俊《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广州：花城，2004），页88-104。 [6] 此乃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刊载于《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3年第2期（总第7期），（1993/12），页42-45。 [7] 收入戴小华编《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第一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华作协／马大中文系毕协，1998），页108-116。 [8] 收入寿永明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一辑》，（南昌：百花洲文艺，2004），页261-277。原作者表示本文的完整版原有三节，第三节以〈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转换问题〉之名，独立发表在《人文杂志》第24期（2004/09），页3-7。 [9] 原书写作王君哲，应该是李君哲，另有笔名萧村，为新马归侨，后来陆续以李君哲和（或笔名萧村）发表了多篇新马文学的评论文章。 [10] 这篇约八千字的论文，讨论了二○年代到一九八四年间的数十首新华诗作，就当时中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掌握能力而言，十分罕见。后来陈贤茂将此文修订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厦门：鹭江，1993）的「第二章．新马华文文学（上）．第七节：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页113-130）。 [11] 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苏卫红以苏菲之笔名，出版了《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1991）。 [12] 公仲《信是有缘──我与世界华文文学》，收入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2002），页173。 [13] 潘亚暾等着《海外奇葩──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1994），页86 [14]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1年第1期（总第2期），页71-74。 [15]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鹭江，1999）。关于这部文学史著作的专文讨论，详见：陈大为《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中心论”思维──论《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学术视野》，《书目季刊》第38卷第2期，页143-149。 [16] 陈贤茂《我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收入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2002），页77-78。 [17] 这个可怕的毛病在编选集或大系时，特别显眼。多种中国年度诗选都是以征稿方式，取代主编主动搜集数据的工作，不然就是反复选用某些经典篇章。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绝对编不出好书。 [18] 这里指的是亲自到各大图书馆阅读、影印文献，到书店去采购图书，而不是在接受当地文学社团的盛情款待下，搜罗“名家”的巨著与人情。 [19]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根据泰华作家暨（唯一的）评论家泰曾心所编撰〈泰华文学著作书目（1927- 2000）〉，这期间正式出版的泰华文学书籍约三百六十种（本人读过其中一百四十种），无论从质或从量的角度来评估，都不该拥有跟马华文学相当的篇幅。 [20]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厦门：鹭江，1999），页180。 [21] 此节的内文并没有注明她的出生年，只说她是六○年代的重要诗人。 [22]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页498-499。 [23]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页496。 [24]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后记》，页612。 [25] 《世界华文文学概要》，页612。 [26] 从论述的作家样本显示，公仲所谓“（新加坡）华文作协与中国大陆交流频繁”（《世界华文文学概要》，页25），其实是指跟新加坡作家协会，而不是跟后者势不两立的新加坡文艺协会，所以公仲只读到半壁新华文学。各国作协可能被大陆学者视为当地文坛的创作主流，其实不然。譬如越华作协，根本就是官方对民间文坛的宰制机关，另有一股被埋没在官方论述以外的在野力量；泰华作协日趋老化，无法吸引年轻作家；马华作协大部分作家已经非九○年代文坛的主流创作者，但被热情接待或鼎力支持的大陆学者可能浑然不察。 [27] 刘小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陆士清主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2002），页98-99。 [28] 饶芃子这段在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潘亚暾、徐葆煜《国际共研学术．相互促进提高──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收入大会学术组编选《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1988），页412。 [29] 钦鸿《华文文学已经走向世界──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1期（总第10期），（1995/03），页23。 [30] 林承璜《漫谈世界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年第1期（总第10期），（1995/03），页53。 [31] 这段空泛的文字，正好说明新马作协在交流上的努力，确实“成果斐然”。 [32] 赖伯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管见》，收入陈辽主编《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南京：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编辑部，1996），页15。 [33] 潘亚暾《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未尽理想的几个方面》，收入《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页31。 [34] 陈红妹《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标准选择和数据搜集雏议》，《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页69。 [35] 刘小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陆士清主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2002），页95。 [36] 就在《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马华当代散文选1990-1995》出版后的一两年内，就出现好几讨论的论文。其中包括：刘小新《解构与遁逃：马华新世代诗的一种精神向度》，《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页82-86；刘小新、黄万华《九十年代马华诗坛新动向》，《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页37-40；杨匡汉《热带韵林：生存者呼唤至深者──马华诗歌的精神投向及艺术呈现》，《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1997年第4期，页3-8；王振科《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关于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群》，《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页14-17；黄万华《马华新世代的话语实践》，《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科：1999），页224-233。在《赤道形声》和《赤道回声》出版后，短期内便出现几篇专题讨论的论文：刘俊〈“历史”与“现实”：考察马华文学的一种视角──以《赤道形声》为中心〉，《香港文学》第221期（2003/05），页64-70；袁勇麟、李薇《盘旋的魅影──试论马华散文中的鬼魅意象》，《华文文学》2004年第5期，页61-68；黄万华《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收入黄万华、戴小华主编《全球语境．多元对话．马华文学──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2004），页14-27；冯昊《马华文学的记忆与想象空间》，收入《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60-168。 [37]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命名与定义问题，讨论的文章很多，其中两篇观点较全面且深刻的是：刘登翰《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收入陆士清主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2002），页9-18；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北京：中国社科，1998），页7-21。 [38] 周宁《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页155-156。 [39] 前行代学者特别喜欢泛论或综论，或在所谓的宏观论述中，随手夹带点评几篇“佳作”，表示他们真的有在看书。这种论文在各届世华研讨会上俯拾皆是。中坚及少壮辈的学者对理论的掌握较佳，比较能够切入重要的议题或创作文本，展现出他们日益成熟的评析与诠释能力。 [40] 萧成《文化人类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一体化的可能性》，《人文杂志》第10期（2001/07），页100。 [41]《人文杂志》第10期（2001/07），页104。 [42] 刘小新《论黄锦树的意义与局限》，《人文杂志》第13期（2002/06），页91-92。 [43] 《人文杂志》第13期（2002/06），页91。 [44] 黄万华《两种文学史视野中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大系．评论》和《赤道回声》的对照阅读》，收入《全球语境．多元对话．马华文学──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4-27。 [45] 收入《全球语境．多元对话．马华文学──第二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页32-6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