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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读过黄鱼的小说，这是第一次。第一次读一位陌生作者的小说，我通常会放弃挑剔的眼光，更多地揣摩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想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怎么写”比“写什么”或许更重要一些，因为生活无处不在，趣闻满地都是，要编一个好看的故事，并不是很难。 黄鱼显然不满足于编一个完整且好看的故事，但他对故事确实比较迷恋。在这三篇小说中，他在叙事的开头都做了精心布设，使故事像一只鱿鱼丰富的触爪，每只触爪都向某个不同的方向不停地招手，似乎在预示着故事将有可能向某个方向发展，而最后，故事却滑向了不可预知的领域。 《沙县小吃》就是由“沙县小吃”的概念入手，煞有介事地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多义性的解析，似乎要讲述某个与吃有关的故事。随后作者却笔锋一转：“但我们到沙县来，不是冲着沙县小吃来的，我们到沙县来，是来开会的。”于是，故事滑入了另一种向度：某机关一班人马，利用如今的文山会海，四处“走穴”替别人主持会议，还打算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铺设新的发展空间。 《攻打大门寺》更是火借风势，叙事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一场大战将临的严峻氛围：大门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人民军队来解放，为此，上级还派来了一位青年的司令指挥这场战斗。可是，随着叙事的深入，我们才发现，这只是一群红小兵挑起来的“武斗”，他们带着革命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自我导演了一场小小的“解放战争”。 《我来讲一件事情》也是如此。故事从县里出版的抗战文史资料讲起，由日军“掳走南大街安记鞋帽店伙计壹人”说到在南大街显赫一时的安家，又由安家说到拆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还频繁地说到“这不是我要讲的”，然后才慢慢抖出七八年之后的内战时期，安家的安四小姐在空空的大宅里等待丈夫的故事。 作者为什么不选择单刀直入，而要在故事的开端便设置这么多的岔径？而且，作者对此津津乐道，甚至是不遗余力。我的判断是，作者试图在追求一种故事在讲述过程中的魅力，或者说是为了传达故事本身的叙事特质——本人一开始就告诉你，故事有这么多种可能性的走向，但最终的走向却出乎你的意料。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炫技，也不是单纯的声东击西式的叙事策略，而是作者的某种姿态，它似乎在表明：故事的写法本身就深得玩味。 记得詹姆斯就曾说过，小说这个房屋，不是有“一个窗户，而是有一百万个窗户”。《小说修辞学》的作者布斯也说：“实际上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讲述方法，其中的每一种只要给作品提出一个‘中心’，它就是正当的。”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窗户”或所有的“故事讲法”都是最合理的，合理的或者有价值的，可能只有那么三两种。但是，在叙事中，将故事的一些窗户多打开几扇，是否也会有一种特别的效果？ 鉴于作者对叙事本身非常在意，甚至有些博尔赫斯式的迷恋，所以，当故事向某个方向挺进之后，明净和单纯就成了作者自觉反叛的目标。在这三篇小说里，作者都采用时空挫断的方式，将两三个故事事件放在一起交替叙述，且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意义关系颇为迷离，彼此杂糅。 譬如，《沙县小吃》至少讲述了三个故事：一是我们这班机关干部利用主持会议的特长，四处走穴替别人主持会议，为了适应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我们还打算另开专业公司，将“会议主持”这一技术服务做大做强；二是我们选择沙县开会，可以让与会者边看海边开会，以消除会议睡觉打呼噜的尴尬；三是我们寻找一下艳遇刺激，结果我与暗娼小黑艳遇了一回。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它指向后现代，即对所有“意义”的全力消解。所谓开会，不是要解决某些问题，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统治别人的思想，满足一下参会者的统治欲；所谓看海，只是为了排遣被统治过程中的无聊和空虚；所谓艳遇，也纯粹是为了满足一下感官的需要，并没有情感介入。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些荒诞，作者最后却安排了一个警察在酒店保安的陪同下，开始了解“我”的艳遇问题。这是很有意思、也充满了现实注脚的一笔。它似乎又一次颠覆或解构了这种“无意义”的故事。 《攻打大门寺》则将革命战争的各种情境还原在一场红小兵的革命游戏之中。这个故事仍然纠结了两重现实：一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暴力经验；一是文革时期的革命主义激情。围绕着一群红小兵的激情想象，作者以攻打大门寺中的“坏分子”为中心，将革命化的暴力经验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激情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寓言化叙事。于是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从攻战策略、作战指挥手段到战前动员、敌情侦察，乃至军民关系，这些曾经的战争经验，被新一代人活灵活现地复制出来。这种复制看似一场游戏，其实却暗含了“革命化的暴力启蒙”对这些红小兵们的深刻影响。尤其是那只还带着血丝的鸡蛋，将庄严和圣洁的军民关系赋予了某种荒诞的意味。可以说，这篇小说以喜剧的形式，展示了特殊时代人性启蒙的悲剧。 《我来讲一件事情》依然是多头并叙，并相互纠结：一是作为安家后代的“我”以叙事人身份进入即将拆迁的南大街，不断叙述这条古老大街日趋颓败的情形；一是安四小姐在空寂的大宅中急等丈夫刘舆明来接她，在等待中，作者借安四小姐的脚步，对安家大宅进行了一番实景描绘；一是和坤对安四小姐所讲述的自我身份，以及刘舆明的被害。这几个故事融会在一起，彼此渗透又相对独立。它指向革命年代的残酷记忆，又直入血缘伦理的隐密内核，将革命、性和血缘聚合在一起。它的余韵在于：“我”的亲生父亲刘舆明死于和坤手下，而“我”在漫长的成长里，却一直将和坤视为父亲。这种认贼作父的羞辱和尴尬，又与历史的正义性结合在一起，“我”将如何面对？又如何承担？ 总之，如果不用过于挑剔的眼光来看，从这三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具有一种良好的叙事意识。他明确地意识到了故事本身的特殊魅力，意识到了“怎么写”的重要，并且尽力将它复杂化，以锻炼自己的叙事智慧。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原载：《西湖》2010年第04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