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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中期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至今已是第五届了。在本届研讨会主办者之一、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董事长林忠民先生盛情相邀之下，台湾中山大学外文所教授、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欣然前来厦门大学赴会，并在开幕式之后，作了学术演讲，其中谈及有关当今华文文学“三个世界”的基本格局及其互补关系等，令与会者大饱耳福。现由华东师大钱虹教授根据记录整理如上（已经余光中教授过目并同意发表），以飨读者。］ 厦门大学是我的母校，这次能回来在母校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借此机会见见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华文作家和大陆学者，非常高兴。厦门是著名的侨乡，历来有许多人离开故土，远渡重洋，成为东南亚各国以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离开中国大陆，自然是“离心”，“心”即华人和中文的故土，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更是历史的和文化上的。古时候离开中原，也是一种“离心”。由于“离心”的缘故，产生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乡愁文学”和“怀乡文学”，炎黄子孙不管到了哪里，无论距离“圆心”的行程有多遥远，他的心总是怀念故乡，难忘故土，乡思乡恋乡情乡愁绵延不绝。历史上，韩愈曾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潮州，柳宗元被放逐到九万大山之南的柳州，在当时，这些地方都被认为是南方蛮荒之地，远离文明发达的中原，屈原时代曾作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乾，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对“离心”之“不祥”的观念。但韩愈、柳宗元虽然离开了中原，却并未放弃仓颉创造的汉字，美丽的中文在天涯海角、五岭之南依然结出了灿烂辉煌的篇章。这是“向心”与“同心”的有力证明。 当然，离开故土毕竟是地理上、文化上的“离心”。根据联合国关于全球科技开发区域的划分：第一世界是北美及西欧等国；第二世界是东欧等国；亚、非、拉美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如果按照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价值判断，以及写作环境、出版、阅读、接受程度等等综合考察，也对语言文学作一划分的话，华文写作的第一世界自然是中国大陆，即华文文学的中原；第二世界是离“心脏”较近些的边缘地带——台港澳地区；而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华人写作，那就都是中文的第三世界了，因为在那里，汉语并不是主流。英语文学也大致上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英、美等国家，英语作为母语。英国人对自己的文学非常看重，有句名言这样说：宁可丧失印度，也不愿丧失莎士比亚。如今“日不落”帝国已经衰落，但英文仍通行于世界。第二世界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英语也是主要的官方语言。第三世界范围就广了，像爱尔兰、南非、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香港等，英语都是通行的。但是，近年来，西印度群岛，即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些岛国，出了不少使用英文写作的著名作家，例如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1932年出生于加勒比岛国特立尼达，系印度婆罗门后裔。他的祖父当年作为契约劳工，从西印度移居特立尼达。奈保尔虽然用英文创作，但其作品的主要题材却与印度、加勒比地区的文化背景和童年记忆有关。另一位10年前获诺贝尔文学奖（1992）的德雷克·沃尔科特，生于圣卢西亚，早年曾在牙买加等加勒比岛国住过，这些都属于英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如今却是创作人才辈出。英语的第三世界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明并非只有第一世界才有杰出作家，第二、第三世界也会出现，如犹太人当中，像南非的女诗人纳丁·戈迪墨，以及原籍波兰，后移居美国的埃·巴·辛格，都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意味着处于文学上的边缘地带也可以影响中原本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爱尔兰是个小国，但欧洲文学史上许多英文大作家都出自爱尔兰，例如18世纪的斯威夫特；19世纪的王尔德；20世纪出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像威廉·叶芝、肖伯纳，他们都成为英语文学的大师。作家海明威虽是美国人，但他主要的生活空间却是古巴、西班牙、以及非洲等地。意识流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也是离开爱尔兰后，成了英国文学大师，还有先是在美国后来去伦敦的S·T·艾略特等。这些例子都说明：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传统，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学生命，出现小岛上的文学大师。 说了西印度群岛，再看东印度群岛（即马来群岛）。在这些国家中，华文都不是主流，相对于法文之于越南、西班牙文之于菲律宾、英文之于马来西亚而言，华文的地位是不高的。我的父亲曾经是马来西亚华侨，在坡（Muar）办过华文小学，所以我深知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很受压抑。但50－60年代到台湾来求学的东南亚华人子弟中，如新加坡的王润华、淡莹，马来西亚的温瑞安，印尼的董桥等，后来都在台湾、香港获得了中文的各种文学奖。第三世界的华文作者可以在第二世界获奖，将来也一定会在第一世界获大奖。 在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目前对第一、第二世界中的华人作者的“南洋时期”注意得很不够，如香港去的徐、台湾去的钟梅音……等等，还有最近深圳海天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秦牧，他是出生于新加坡的。我觉得，在中国作家中，最具有华人全面经验，即在华文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都生活过的要属许地山了。他生于台南，1895年“割台之祸”发生后，童年时代的他随其父许南英离台回到泉州，去广东读书，后又到南洋、缅甸等地教过华文。五四前夕又到北京进燕京大学念书，毕业后先是做周作人的助手，后留学美、英，得了双硕士学位，返国后成为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后又经胡适推荐而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目前我们对许地山的全面研究，非常不够。 最后谈谈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奖，而是西方文学奖，由瑞典人主办的，从1901年开始至今，历届获奖者中还是北欧人获得的最多。尤其是文学奖评委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懂中文。他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左传》起家的，其余评委都不懂中文。去年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有感于此，专门设立了“花踪文学奖”，以全球华人的文学创作为评奖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华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也恰好是18位，我也忝列这“十八罗汉”之中。本来打算请两位外国的汉学家来当评审委员，我不赞成，因为华人写的中文作品，为何要瑞典人、美国人来评审？他们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也不请中国人当评委，在这一点上，决不可丧失民族自信心。去年“花踪文学奖”评审结果揭晓，颁给了大陆作家王安忆，她得了9票；台湾作家杨牧得了5票。这并不意味着华文文学的第二世界输给了第一世界。只能说，一个是小说家；一个是诗人兼评论家，结果是小说家赢了诗人兼评论家。台湾每年都要出一本文学作品的年度选，由张晓风主编2001年《台湾年度散文选》，编完之后还要从入选“年度选”的作品中选出一篇最好的，奖金是2万新台币。去年《台湾年度散文选》中选出的一篇，作者正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十分高兴，喜滋滋地飞来台湾领奖。这样做，也是对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中国作家的一种回应，平衡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与马悦然曾经在台北有过一次对话，当时主持者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沈君山。对话很长，但结论很短：文学是没有国界的，而语言则有国界，这与美术、音乐等诉诸视觉、听觉的艺术截然不同，美术、音乐都是没有国界的。谈到最后，我们都认为应该放眼世界，设立一个独立的华人的文学奖。去年首届“花踪文学奖”，是第三世界（马来西亚）颁给了第一世界（中国大陆），今后能否倒过来，地点设在北京，或者台北，香港也可以，新加坡也不错，第一世界的华文文学奖也能颁给第三世界的华文作家。香港的《亚洲周刊》每一期都要刊登一份畅销书和流行音乐排行榜，选取了八个城市，左边是第二、第三世界的香港、台北、新加坡、马尼拉；右边是第一世界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8个城市很有代表性，它代表着华文世界的一个大圆圈。华文为母语的世界人口要比英文的多得多，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加起来不超过4亿人，而使用中文的则超过13亿人。但英文目前却成为世界通行语言。在西印度群岛，英文写得好，自然就国际化，受到承认；而华文则反之。但华文作家不要妄自菲薄，要珍惜自己掌握的美丽中文，将来总有一天，把华文学好了，也可以成为世界著名作家。 天主教高僧圣·奥古斯丁说过：神性如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避难于美国。有记者问他离开德国何以自处？他答道：凡我所在，皆为德国。华文世界也就像无数个同心圆，以中文为半径，以中国文化为圆心，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就都是圆周上的一个动点。华人只要一天不放弃美丽的中文，圆的半径就在他的手上，中华精神就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从屈原、李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炎黄子孙的传统。今天，我们要使它的圆周不断得到扩展，半径不断延长！ 原载：文汇报 2002/9/5 原载：文汇报2002/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