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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故事——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外来者来到一个闭塞、落后的传统空间中，由于这个“外来者”的闯入，原先的文明、文化、社会秩序发生了某些或隐或显的变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常见命题。这一叙事将有关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过去与现在的现代性时间观念，嵌入到了西方与中国、城市与乡村、文明之所与蛮夷之地的空间化叙述模式之中，形成了“时间化的空间”或“空间化的时间”这样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文学表达。不过，在20世纪的主流文学中，这种本属中性化的“外来者”故事是有着明显的性别寓言色彩的。一如鲁迅《祝福》、《故乡》中经历了现代文明洗礼后的“我”再回到“鲁镇”、“故乡”，在众多亟待他启蒙的民众中总会闪烁出祥林嫂、杨二嫂这样的底层妇女身影，作为男性的“外来者”(启蒙/救赎者)与作为女性的“原乡人”(被启蒙/被救赎者)往往成了内在于这类故事中的一种固定“性别组合”。当然，20世纪文学中真正成为“外来者”故事经典性别模式的是男性启蒙者与女性被启蒙者之间性爱关系域的设置(鲁迅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往往并不构成一种性爱关系，《伤逝》或许是个例外，虽然涓生和子君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仍暗中宣告了这种性爱关系域的失效)。从20、30年代的《伤逝》、《二月》，到40、50年代的《白毛女》、《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再到80年代属于“新启蒙”文学之列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鸡窝洼人家》或《小月前本》(贾平凹)、《在那遥远的绿色山寨》(张新奇)等文本中，不管“外来者”的社会身份或其所携带的现代性话语(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改革开放，抑或革命、阶级、民族国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性别身份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他所承载的也均为启示真理、拯救蒙众、引导方向的主体性指示功能，而作为被救赎一方的女性性别亦一如既往，“外来者”男性与在愚昧封闭中身陷精神牢笼的女性中心人物所发生的情爱纠葛更是似乎无论如何都要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情节。女性经由爱情(男人)的力量摆脱原先蒙昧的生活方式获得新生，成了一种有效弥合男性菲勒斯与大众罗曼司间话语裂隙的固定文学修辞。有意味的是，即使是女性作家笔下的作品，也似乎难以摆脱这种“外来者”故事的“性别无意识”，如竹林写于80年代的《蜕》，女主人公阿薇无论是追随指称先进生产方向的克明，还是服膺于代表落后势力的丈夫金元，都是一个主体性匮乏的人物，一如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女人“被指定为一个场域，却不占有一个位置，经由她，场域得以建立，但是为男人所用。”依丽格瑞：《性别差异的伦理学》(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见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这是80年代及其之前文学中一个突出的性别表述问题，也是我们这里要说的铁凝发表于1982年的《哦，香雪》对这种“外来者”故事进行女性改写的一个知识背景。 从主题上看，《哦，香雪》同样设置了大山内的小山村(台儿沟)与山外的城市文明相对立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问题。象征外面世界的列车每天光顾偏僻的台儿沟一分钟，这一分钟对香雪和她的小姐妹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她们把“头发梳得乌亮”、“比赛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山沟里的少女在迎接火车到来之前对自己服饰和容貌的刻意修饰，似乎预示着一场美丽但蒙昧的女性与现代文明指涉的男性之间启蒙与被启蒙、救赎与被救赎的情爱关系域的设置及其“外来者”故事性别化书写的开始。小说中特别提到的台儿沟少女凤娇对列车员“北京话”的朦胧情愫也的确有性方面的意味。“北京话”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列车乘务员，他那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与同城市生活相得益彰的白皮肤(现代性的经典细节)，让台儿沟的农村姑娘们羡慕不已，凤娇专和他做买卖，而且同他进行实物交换时“磨磨蹭蹭”的，“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所区别”，在同伴的玩笑声中又气又羞的微妙心理，无不传达出一个山村少女将对文明/开放的向往与对代表文明/开放的“外来者”男性的情爱追求相联系的典型心理：渴望在一种情爱关系中得到(男人的)救赎。但是，“北京话”在台儿沟短短一分钟的来去匆匆使他既没有可能与凤娇延展出一种情爱关系，也不具备对台儿沟及农家少女们进行启蒙和文明化救赎的现代性功能(事实上他自己有“爱人”，也根本无意于凤娇)。叙述者在这里对“外来者”男性与“原乡者”女性之间的启蒙与回应、导引与跟随、施救与被救关系的有意中断，既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有关“外来者”故事的性别化讲述模式，也为香雪的“另一种”女性救赎作了铺垫。在这个有点散文化的小说前半部分，年龄小的、话少的、性情胆怯的香雪似乎是被遮蔽在那群叽叽喳喳、伶牙俐齿的台儿沟少女群像之中，不过就在叙述者对香雪为数不多的着墨中恰恰凸现了香雪与其他台儿沟少女有所不同的“另类性”。我们可以看一下香雪与凤娇等人对列车上五颜六色的“城市细节”的关注点的不同： 凤娇等人：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发卡)、“比指甲盖还小的”手表、纱巾、尼龙袜、夹丝橡皮筋、花棉袄、挂面、肥皂 香雪：人造革书包、铅笔盒、追问列车上的人什么叫“配乐诗朗诵” 不难看出，凤娇等人对列车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倾慕点是集中在日常生活范畴的物质层面，尤其是能突出女性性别的服饰装扮上，而香雪所关注的则是居于精神层面上的，与知识、文化、教育相关的学习用品或学习用语。在这篇洋溢着新时期之初特有的真善美情怀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美好的(包括“北京话”在内的列车上的城里人对待台儿沟姑娘们的态度都是热情真挚的，小说并没有流露出一般此类故事常见的“城乡偏见”、“阶级冲突”等复杂命题)，如果说有矛盾冲突的话，恰恰就发生在香雪与台儿沟姐妹们之间。香雪“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书包”兴奋地喊“皮书包”，但“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而当她为了问一问那种能够自动合上的铅笔盒的价钱而追着列车跑出很远时，姑娘们觉得十分“好笑”，她们的回答是“傻丫头”、“值不当的”、“你问什么不行呢”。显然，如果说香雪与她的台儿沟姐妹们在渴望现代文明方面存在一致性的话(都对山外面来的列车及列车上的人与事发生了浓厚兴趣)，但在热衷于哪些“现代文明细节”、怎样进行救赎等具体问题上却发生了不小的分歧。有学者在对20世纪主流文学中的“外来者”故事作过一番考察之后说，尽管现代文明的“传递者与接受者的性别顺序、空间位置、时间向度都没有改变”，但时代的变迁使得对女性启蒙的具体细节、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从“五四时期更多诉诸高蹈的精神层面”，到新时期文学更属意于刷牙、香胰子、雪花膏、会唱歌的铁匣子等指称现代文明的“物质代码”。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58页。应该说后者是《人生》、《爬满青藤的木屋》、《在那遥远的绿色的山寨》等经常出现的现代性意象，但《哦，香雪》中除了与同时期的男性文本一样广泛以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物质细节表征现代文明外，还出现了香雪热衷的其他男性文本没有的铅笔盒、书包的意象——虽然也是“物质细节”，但其所指显然已逾越了一般的日常用品而上升到了精神文化层面。《哦，香雪》中对香雪的“学生”身份设计使其对学习用品的热衷显得合情合理，更重要的是它使女性本身——而非经由男人的中介——获得了通过现代教育进行自我启蒙、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宝盒，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让人瞧不起…… “铅笔盒”的中心意象已取代了以“外来者”男性为中心的文明象征是《哦，香雪》对“外来者”故事最重要的女性改写。“上大学”、“坐着火车到处跑”(而非爱情、男性)成为香雪的梦想，这与只学会了打扮成城里女人的样子等待列车及列车上的“北京话”到来的凤娇等人无疑有着天壤之别。事实上，在这个列车只能作为一道匆匆而过的城市景观无法深入到台儿沟腹地进行更多救赎的故事中，真正的“外来者”是香雪，台儿沟里唯一考上初中的有机会接触外面世界的香雪，当她再在家乡出现时已经不能作为单纯的无知无助有待他者启蒙的蒙众代码而存在了。同时期男性文本中有待“外来者”救赎的女性一般有两大结局：或者依仗文明使者的导引得以逃离落后愚昧的世界奔向现代生活，如《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人家》中的烟锋、《远处的伐木声》中的阳春等；或者因为失去了爱情而最终与文明无缘，如《人生》中的刘巧珍、《黑俊马》中的索米亚、《在那遥远的绿色山寨》中的竹娥等，《哦，香雪》中怀着一种甜蜜而微妙的单相思之情看着列车上的“北京话”来去匆匆的凤娇严格来说也属于这一行列。应该说，这些女性幸或不幸的两类结局均未逃脱男性中心的人生模式，亦均未在未来的生活图景中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方空间。相对于她们而言，香雪无疑是一种幸运的例外，单纯而执著的香雪热衷的并非是穿衣打扮、期待爱情君临的“性别化”救赎之路，而是一条通过接受现代教育，掌握文化、知识，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就这样，通过对负载着女性自我追求的现代文明象征物(铅笔盒等)的引入，《哦，香雪》成功地颠覆了上述“外来者”故事中的性别政治：女性摆脱蒙昧的方式由以爱情(男性)为中介一变为在接受现代教育过程中的自我提升，女性由被启蒙被救赎的客体一变为自我启蒙自我救赎的主体，女性的前进路径由被别人“带”出蒙昧一变为自己“走”向新生。 在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或边缘地区居民流向城市的今天，香雪和她的小姐妹们或许早已放弃了在村口守候列车的被动等待，收拾行囊加入了城市“外来妹”的行列，即她们自己成了“外来者”，但却不是过去“外来者”故事中作为文化引领者的“外来者”，而是渴望在城市获得一席生存空间的“异乡人”。但就是在这种“‘向城而生’的现代化诉求”乡村人口流向城市并渴望在城市中安家落户，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是当下“新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参见轩红芹：《“向城而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中，香雪和她的小姐妹们的两种不同救赎路径却陡然呈现出了其不同的现实象征意义：借重自我救赎之路的香雪或许已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进入了城市主流，而只学会了城里女人打扮、期待爱情君临的凤娇她们则极有可能在城市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爱情”神话原形毕露之后，或许只有城市里简陋的工棚或藏污纳垢的歌舞厅、发廊、洗浴中心才是她们的藏身之所(这是近年来的“新乡土”文学的一个中心议题)。铁凝创作《哦，香雪》时可能并没有明确的“主流”价值导向，在她笔下无论香雪还是凤娇等人都是纯朴美丽的山村少女形象，但是在一个男性菲勒斯借助“外来者”故事大行其道的年代，她所书写的这个以香雪追逐“铅笔盒”为中心情节的美丽故事，却在客观上开启了一条女性自我解放、自我救赎的现代之路，其近乎本色的女性立场与现实警示作用或许只有到了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才能被我们明确地感知出来。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