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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对于香港作家及其作品的引进与介绍，几乎与台湾文学同时展开②，然而将香港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学现象来整体研究，却比台湾文学至少要滞后数年，虽然从时间上而言，两者几乎同时进入大陆研究界的视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地，还是在与香港一直未中断过文化、教育密切联系的台湾，甚至在香港本地，对于“香港文学”本身，都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1988年底，应邀出席“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一位台湾文学史料专家曾坦率地对香港媒体说：“几年前，台湾根本不存在‘香港文学’这个概念。”③一向以搜集香港文学资料齐全著称的香港学者卢玮銮教授也曾经认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确是没有‘香港文学’这个概念存在的。”［1］其实，不仅是1949年以前，在80年代之前，1979年9月创办的香港文学刊物《八方》，在其创刊号上专门辟出“香港有没有文学”专栏，刊登多人笔谈文章讨论香港是否有“文学”。正如当时一位香港学者所言：“香港文学从前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弃婴’。”［2］因而他将1982年内地举行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比喻为“港外有人垂青于香港文学这位灰姑娘，到底是港内人高兴的事。”［3］ 一 而对于曾与香港文学隔绝了整整30年之久的内地研究者来说，在80年代初期，选择刘以鬯、舒巷城两位作家作为香港文学研究的突破口，不能说不是当时内地学者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一方面，这两位香港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由内地的花城出版社出版，如刘以鬯的小说《天堂与地狱》、舒巷城的小说《港岛大街的背后》等，“同时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侧重于揭露香港社会的阴暗面，这与改革开放实施不久的大陆的政治环境比较吻合”。［4］322因此，提交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论及这两位作家的三篇论文，作为香港文学研究的第一次尝试，也不能不带着某些与评论内地作品相似的眼光与烙印，显示出论者当时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上的狭隘与单一。 80年代初期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偏重于对那些以揭露和鞭挞香港这个商业性东方大都会的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社会表象背后的种种黑暗与弊端的“写实”作品的兴趣，这一方面表明了研究者在研究对象选择上思维和方法的惯性，同时也与内地出版界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香港文学作品的“选择”倾向与意识形态不无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香港小说选》，收30位香港作家48篇作品，其“后记”清楚地表明了出版这些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之作的意图，因其“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这种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不仅影响了80年代初期内地研究者对于香港文学的全面、客观的把握，而且还造成了内地读者对于香港文学(包括大量通俗文学在内)的思维定势与偏见。事实上，此时另一种“香港文学”，如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亦舒的言情小说，前者像《书剑恩仇录》、《萍踪侠影》，1981年已分别由广东科技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出版；后者如《喜宝》、《风信子》、《胭脂》、《曾经深爱过》等也于80年代初期列入了花城版“台港小说系列”。但这些香港文学中的“流行”作品，在80年代中期以前都未能进入大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其实，在多年来形成的自由开放、中西交融、重利轻义的都市文化浸濡、熏染之下，香港文学向来有“流行”与“严肃”之分，有“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之别，这正是香港文学有别于内地的特殊之处。然而80年代的内地研究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1984年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上，提交的有关香港文学的论文扩大为7篇。论及的香港作家除了舒巷城外，增加了李辉英、白洛、夏易以及对香港散文的“漫评”。虽然提交首届与该届研讨会的论文被香港学者批评为“除了有立场上的限制外，文学的视野（实际文学作品的比较，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运用）也不够广阔”［4］324，但许翼心的《香港文学的历史考察》，还是力图以“史”的眼光考察香港文学。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并从“民主革命时期的香港文学传统”到“香港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20世纪香港新文学发生以来的香港文学历程进行了勾勒。这篇论文，成为内地下一阶段的香港文学研究从个别走向整体的一个开端。 二 香港本地很快就对香港文学在港外获得“垂青”作出了回应。1983年香港市政局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文文学周”，竟破天荒首次以“香港文学”为主题，被称为“大概是香港开埠以来最重要的探讨香港文学的学术活动”［4］325。香港中文大学于1983－1984年度首开“专题研究：香港文学”课程。1984年底，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香港1997后的归宿有了明确答案。这无论对于香港作家还是内地学者，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香港文学及其研究的转机由此开始出现。1985年初，由资深老作家刘以鬯为主编的《香港文学》创刊，此后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生命力最为持久的文学期刊。1986年，香港成立了以刘以鬯为会长的“香港文学研究会”，使香港第一次有了香港文学的研究团体。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下属的“香港文学研究室”成立，开始拟定一系列“香港文学研究计划”。此后内地与香港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互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1985年4月，香港大学亚太研究所举办了香港有史以来的首届“香港文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邀请了祖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参加，虽然规模并不大，但却论及：50年代香港的“绿背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抗战初期香港文学的分歧、香港现代诗的趋向与特色及香港诗的“空间意识”、香港作家徐小说中的“流放感”、香港散文的“城市感性”以及香港女作家的散文抽样分析、香港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等等更为接近香港文学“内质”的问题。1988年底，由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大陆、台湾、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及香港本埠数十位学者共同出席研讨。这次带有“国际性学术会议”性质的香港文学研讨会，是一次真正确立“香港文学”在华文文学界重要地位的研讨会。“它代表了十年香港文学研究的最新水平、最新收获。”［4］280在研讨会上，一些香港学者对内地研究者进行了有关选材、观点等方面的学术质疑和批评，从而促使内地研究者此后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更加严谨，更为迅速地进入学术层次。 至80年代末，在第三届、第四届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不仅有关香港文学的论文分别达到17篇与18篇之多，而且有多位香港学者、作家直接与内地研究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对话。论文数字的增长其实也显示出香港文学的研究领域已较前大大拓宽与深化。以提交“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的17篇论文为例，“宏观的带有总论性的论文有5篇之多，所论作家也不拘囿于某一个小范围。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处境的作家都有”，“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方法也有新的拓展，尤其是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把香港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不同层面、不同方位上作了对照，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5］27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有不少内地学者对香港通俗小说能否作为文学关注、研究的对象尚怀有戒心和疑虑，但金庸和亦舒，这两位一刚（武侠小说）一柔（言情小说）的著名香港作家，已开始进入研讨范围。而提交“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18篇有关香港文学的论文，“从论文的分布趋向看，与上几届相比，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变化：没有出现单篇的带欣赏性的作品论。对整个香港文学或某一体裁的作品作宏观的整体性研究的论文增多了，同时还出现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合论的文章，这说明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研究角度开阔了、拓展了。”［5］276 80年代内地出版的有关香港文学的论著，在数量上尚无法与台湾文学相提并论，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刘以鬯研究资料的编辑与香港知名作家及其作品的介绍上，如梅子、易明善合编的《刘以鬯研究专集》（1986）、潘亚暾著《香港作家剪影》（1989）等。前者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是80年代内地出版的一部较完整的香港作家刘以鬯的研究资料汇编。后者大都为作者对44位香港作家的访问记和作品印象记，属于较为粗浅的香港文学入门读物。另外，香港作家刘以鬯在内地出版的《短绠集》（1985）中，也收有一些有关香港文学和作家作品的论述。 三 80年代香港出版的有关香港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主要有两部：黄维梁著《香港文学初探》（1985）和卢玮銮著《香港文纵——炮地南来作家及其文化活动》（1987）。前者是当代香港文学的一部综合性研究论著，分为通论、诗论、散文论、小说论、文学批评论六辑。作者在其论著中，运用多种批评理论与比较文学的方法，对香港当代文学作了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评析，尤其是在其“通论·香港文学研究”中，对香港的普及文学——“通俗”文学采取了比一般学者更为包容的态度，从框框杂文、武侠和科幻小说到爱情小说一一为其正名。这部论著出版后，引起了不少批评，作者在“后记”中也承认，“它不是一本香港文学概论，也不是一本香港文学史”。该书面世后不久即在内地以横排简体字出版（1987）。《香港文纵》则主要集中于1949年以前香港文艺界，尤其是内地南来作家在港的活动及创作的研究。其中包括香港早期新文学发展初探，香港文艺界纪念鲁迅的活动，抗战时期香港文艺界的分歧以及茅盾、萧红、丰子恺、戴望舒在香港的活动与创作等数篇史料翔实、论述精当的论文，无论对于研究1949年以前的香港文学，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提供了许多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80年代末开始，香港文学的各种“选集”在内地的出版量逐渐增多，前期那种清一色写实作品或“流行小说”大举“北伐”的局面开始改观。这些“选集”的编选、出版大体或为内地与香港作家的合作成果或是内地学者赴港进行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前者如斯峻编《香港小说精选》（1988），姚学礼、陈德锦合编的《香港当代诗选》（1989）等，尤其是《香港当代诗选》收入了92位有代表性的当代香港诗人的诗作，较完整地呈示了50－80年代香港诗坛的艺术风貌；周季胜、张诗剑主编的《香港当代文学精品》分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7册，集中收入了香港当代文学中除剧作外各个文类的“精品”之作。后者如艾晓明编选的《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1991），钱虹编选的《香港女作家婚恋小说选》（1990）、《冬天的梦呓——香港女作家散文小品精选》（1994）等，是在编者应邀赴港任访问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之余，对香港文学作了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比较后经过遴选而编成，既比较注重文学的艺术性，也兼顾不同风格的作品，使读者能尽量多接触一些香港文学的丰富而多元的“文本”。收入书中由编者所撰的长篇“代序”或“后记”，也正是她们分别完成的有关香港文学的研究课题。 四 90年代初，香港出版了陈炳良主编的《香港文学探赏》（1991），收入了1985年以后在港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的12篇有关香港文学的论文，“或探索现代背景下香港文学的特色，或观察历史片段中香港文学的容颜；具体内容涉及小说作品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表现的大众文化观念和时空、感性、散文作品与城市节奏，诗歌作品的城市观照等方面；形式上或围绕群体进行综合，或抓住个案细作分析。论者提供的阅读和解释方法，颇具启发性，而其中就争议已久的所谓‘流行品类’的冷静估价也体现出一种审慎的科学精神”，是集中体现香港学者80年代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一部论文汇编。内地则出版了陈墨的《金庸小说赏析》（1991），对金庸的武侠小说逐一进行解读与评析，成为内地“金学”研究的导读；谢长青的《香港文学简史》（1990），作为内地出版的香港文学断代的“简史”，无论在史料钩沉还是在论述评析上，都显得过于简陋，文中有些段落直接引自香港学者的一些著述而显得并无新意。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的日益临近，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90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成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并且集中于90年代中后期纷纷出版，形成一个小小的热潮。内地学者撰述的有关香港文学的论著主要有：易明善著《香港文学简论》 （1995）、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1995）和《20世纪香港文学》（1996）、许翼心编《香港文学观察》（1996）、何慧著《香港当代小说概述》（1996）、古远清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1997）、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1997；修订版1999）、潘亚暾、汪义生合著《香港文学史》（1997）、周文彬著《香港当代写实小说散文概论》（1998）、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第1卷）》（1999）、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1999）等。这些论著大都体现了内地学者自80年代初以来对香港文学研究的理论收获。曹惠民编《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2000），则集中展示了内地与香港两地学者对于香港作家陶然在小说、散文等领域的创作成就“个案”研究的兴趣。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第1卷）》和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等。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达59万字，是迄今为止的香港文学史著中一部最为完整、齐全的香港文学通史。其中不仅全面论述了香港自开埠150多年以来香港文学发生、发展的衍变历程及其历史文化背景，评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作品；还在“总论”中提纲挈领地阐述了香港文学与香港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中国内地文学之间无法割舍但又相对独立的分合关系，香港文学独特价值的确立，当代香港文学的多元构成与主要特色等理论问题；对香港文学150多年来的发展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定位，认为它既非西方文化的移植，也非母体文学的守成，而是在中西文化的交会、融合的基础上体现出开放性、兼容性、丰富性和多元化的文学特征。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第1卷）》，是内地出版的首部从文学体裁角度论述香港小说发展历程的专著。虽然目前还只出了第1卷，但著者以新发现的文学史料为依据，纠正了以往论者对香港新小说萌芽的以讹传讹，并对香港新旧文学的交替进行了“史”的梳理。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根据著者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该书综合考察了金庸小说的“三维”组合与作品的现代精神、情节艺术、影剧式技巧等，以及金庸与传统文化、金庸与西方文学、金庸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被称为“是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 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1997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出版的香港学者关于香港文学的研究著作成倍增加，如黄维梁著《香港文学再探》（1996）、黄傲云著《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1996）、梅子著《香港文学识小》（1996）等，此外还有也斯著《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洛枫著《世纪末城市：香港流行文化》等多部。刘以鬯主编的《香港作家传略》（1996），较为完整地收集了有关香港作家的详细名册，为香港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基础。更令人敬佩的是香港学者卢玮銮继80年代出版《香港文纵》、90年代初出版《香港文学散步》（1991）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地挖掘、整理1949年之前的香港文学史料，取得了不凡的成就。除了编著《香港散文选（1948－1949）》外，她和黄继持、郑树森三人合作出版了《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9－1969）》（1996）、《追踪香港文学》（1998），以及《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27－1941）》、《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1996）和《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等多部著作。这几套“都是从当年的报纸、刊物以及单行本”中搜罗、整理而成的选集，不仅填补了香港新文学史料上的空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这一殚精竭虑的工作和严谨认真的学风，是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香港文学研究，并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因为，在香港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可靠的文学史料已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关键。类似香港近现代文学史料还有胡从经编纂的《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1840－1950）》（1998）等。 “回归”后的香港文学研究在1999年4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艺展局合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达到“活泼纷繁”的顶点，被称为“历来港内外规模最大的香港文学研讨会”［6］。然而，香港文学研究的“活泼纷繁”局面并未因此而延续到21世纪成为一门“显学”，相反，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经济逐渐面临困境、报纸副刊不断萎缩而呈现出寂寞之态。进入21世纪初，规模稍大些的有关香港文学的研讨会应属2001年8月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等联合举办的“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召开，正值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与香港文坛奇才黄世仲（又名黄小配）投身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与会的中外学者近70人，宣读论文近50篇。该研讨会的成功举行以及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C］，香港，纪念黄世仲基金会，2001。，不仅为曾经蒙冤数十载的“集记者、报人、小说家、革命宣传家于一身”的辛亥革命英烈黄世仲洗冤昭雪，而且还填补了自晚清至民初阶段香港文学研究的空白点，因而有着非常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21世纪初出版的有关香港文学研究专著虽然数量锐减，但令人欣喜的是赵稀方《小说香港》（2003）的问世，使人看到了香港文学的研究不再遵循相互类似、大同小异的香港文学史的面面俱到与统一体例，而以一种文体（小说）为研究对象，将香港小说乃至西方与中国内地的一些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纳入纵向与横向的比较范畴中，其中既不讳言西方“殖民书写”与东方“中原心态”烙入香港小说的印记，也条分缕析地强调了50年代后“香港意识”与“本土经验”在香港小说中的逐渐凸现，这样，就使香港文学的研究不再显得仅是作家、作品的个案堆砌，而具有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眼光，呈现出别开生面的研究特点来。 我们有理由期待，21世纪的香港文学研究方兴未艾。 ①此文原为《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中的一节，限于20世纪内，现增加了21世纪初有关香港文学研究成果的评述，并对原文进行了较多删改。 ②1979年《上海文学》第3期首次刊载聂华苓的《台湾轶事》之后，1979年4月的《花城》创刊号上，首次刊载香港作家阮朗的《爱情的俯冲》及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从第3期始，开辟“香港文学作品选载”专栏。1979年7月的《当代》创刊号首开“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栏目；从第3期始，便将此栏目更改为“台港文学作品选”。由此认为，香港文学作品几乎与台湾文学同时进入大陆文学界。 ③参见1988年12月9日香港《文汇报》。 参考文献： ［1］刘以鬯.香港的文学活动［M］//短绠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86. ［2］黄维梁.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J］.香港文学,1987(3):22－28. ［3］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M］.香港:华汉文化出版公司,1985:322. ［4］王剑丛,汪景寿等.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5］陈炳良.香港文学探赏［C］.香港:三联书店,1991. ［6］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原载：《华文文学》2006 原载：《华文文学》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