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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女性文学在本文中被界定为女性作家以女性为创作重心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着重反映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所特有的品性。 目前，在台湾文坛，女作家特别多。据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统计，有３４５名。没有在“妇协”登记的女作家还不包括在内。其中，１９４５年以后出生的约占三分之一强。季季、施叔青、廖辉英、袁琼琼、李昂、张晓风、朱天心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集中反映女性的思想、情感、生活状况及其命运，无论就质量或者数量，在台湾文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分别就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发展状况和基本特征作一简要论述。 一、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 （一）女性文学的源起 台湾女性文学源起于本世纪五十年代。１９５５年台湾妇女写作协会在台北成立，是台湾第一个妇女文学社团，创办的《妇女文学》杂志，成为女性文学在台湾源起的一个显著标志。 五十年代的台湾女作家主要是曾在大陆成名并把大陆的文学创作经验带到台湾的那些人，如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孟瑶等。当时的台湾对这些女作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孤岛。她们普遍有一种怀旧情感和游子心态。当时的文坛中，男作家仅靠稿费无以养家，必须另谋职业，写作只能作为业余爱好。面对社会的封闭，文化的断裂，一些不承担谋生职责的具有良好文化修养的妇女，拿起笔来，将儿女情长，乡愁别恨付诸文字。这些女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关在家庭小天地，借写作以解忧。伤感忧戚是她们作品的主要基调。 这时期的女性文学延续贯通了“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血脉，承袭了表现自身世界的传统。但她们没有象“五四”女作家痛快淋漓地抒发自我“痛苦的经验和崭新的情感”，相反，文坛边陲的默默思索和难以抒发的自我成了这一代女作家的时代特征。她们在作品中虽没有“五四”女作家表现的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参与意识，但大多能够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范畴来表现女性在封建礼教、宗法思想束缚下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的肉体的摧残与精神的伤害。在控诉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罪恶、表现妇女的人生悲剧和表达妇女要求解放的愿望等方面，与“五四”女作家达到共识和认同。 （二）女性文学的发展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时期。 六十年代，现代派文学浪潮狂飚突进，并且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这个时期，以台大外文系为主的一批女作家异军突起，她们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在创作时力图借助现代艺术感知和把握方式来表达对现实世界中妇女命运的思考。如欧阳子的小说，主要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着重于描写少女、少妇、中年女性在性爱问题上的变态心理。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然有创新，但其新意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本土的妇女形象已开始一批批地出现在这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中。 在这之后，更为流行的女作家是琼瑶、三毛、郭良慧、杏林子等，她们相继进入文坛，成为台湾女性文学在六十年代的另一流。这些女作家多以自身命运和社会现实作参照，以大众文化消费为目的，热衷于宣传爱情至上、缠绵飘渺的思想情绪，受商业化风气影响很深。她们在作品中虽然缺乏女性的自我关怀和启迪心智的哲学内涵，但却拥有不少的读者。这也是六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另一不同寻常之处。 七十年代，台湾的经济快速增长，加上教育的普及和新闻传媒的发展，原来封闭的社会文化结构得以改变，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这时，新女性主义文学随之崛起，面对变革中的社会，女性文学将视野落在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和命运上，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如曾心仪《彩风的心愿》、《朱丽特别的一夜》等。但可以看到，女作家在努力挣脱旧规范，摒弃陈腐的风俗习惯的同时，塑造的女性形象仍将中国劳动妇女勤劳、朴实、坚韧的传统美德继承了下来。而真正将新女性主义文学推向崭新高度的应该是八十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 （三）女性文学的新时期 八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涌现出许多高质量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原因之一是女性教育在台湾社会的发展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有资料显示，１９５３年，台湾女性２０～２４岁人口平均只受不足四年的教育，为男性教育年数的５７％。而到１９８３年，台湾同等年龄的女性人口平均已受到十年的教育，和男性教育年数相差无几。台湾女性的就业率也由１９６５年的３３％上升到１９８３年的４２％。女性受教育及就业机会的增加自然为女性文学的发展也提供了机会。此外，八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新气象的出现还应归因于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在美国蓬勃发展的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重视男女两性角色分析的女性主义文学在岛内兴起，女作家开始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女性角色与地位的问题。 这时期的女作家，一部分仍以传统的爱情婚姻题材为主，但融入较多的现实关注，以塑造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来超越传统的女性文学。所谓“新女性形象”，吕秀莲在《新女性主义的内涵》中概括为：“以生为女人自傲，能充分发挥志趣，适度保持自我，负责任，尽本分，有独立的人格思想而与男女两性均维持和睦真挚关系的女人。”廖辉英的《油蔴菜籽》、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朱秀娟的《一个少女的心路》以其塑造的新女性形象成为这类作家的代表。 这时期的另一部分女作家，则完全抛弃了传统女性文学的柔性题材。广泛融入知识性、人文性题材，大胆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现实弊端，发展成具有阳刚风格的女作家群体。近期的朱天心、平路、蔡秀女、陈烨等，堪称是这一组作家的代表。 同时，还有另一部分的女作家，她们承续了琼瑶、孟瑶等通俗言情小说一脉，并感应着都市环境而做了某些艺术调整，着力抒写包括畸恋、婚变等在内的都市浪漫史。这是一批年轻的女作家，以张曼娟、黄子音等为代表。这部分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商业文化发展的必然。 综上所述，前两类女作家的创作属于“纯文学”范畴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后一类女作家的创作则属于“大众文学”领域的“闺秀文学”。这是八十年代，台湾文坛并存的女性文学两大潮流。 二、台湾女性文学的基本特征 台湾女性文学的基本特征，还没有明确的共识。本文以为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题材言，台湾女性文学以“婚恋”居多。 ５０年代起，台湾女作家出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作品中开始了对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婚恋题材几乎成了女性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首先，是大批婚恋爱情小说家的出现，如琼瑶、玄小佛等，她们创作出许多影响颇大的婚姻爱情小说。其次，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婚恋爱情小说也融入新的内容，风格趋向多样化发展，如李昂、廖辉英等，在婚恋的基础上，给自己的作品中切入更多的社会问题，投入更多的现实关注。 台湾女性文学中，婚恋题材，十分突出。这有其深刻的思想、社会原因。 其一，就作者言，是女性的乌托邦主义所致。女作家在作品中刻意突显典型的女性气质，沉溺于自身个体的情绪反应；反对理性和智识的世界观，以及着重表现个人而轻忽历史与政治等等，都是女性乌托邦的具体内涵。当然，不能否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抗拒父系霸权的一种策略。 其二，就读者言，台湾文学书市的主要消费对象是在校女青年和家庭妇女，她们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群和后备军。她们的欣赏品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倾向，导致女作家选取了较多的谈情说爱及生活琐事等软性题材。况且，在物质趋向富裕、精神趋于多元、竞争十分激烈的工业社会，婚恋题材作为精神调味品，作为心灵避难所，的确受到了欢迎。 其三，就创作小环境言，台湾女作家大都居住台北，生活圈子不大，艺术视野受到影响。社会意识、群体意识的淡漠，使得女作家在落笔时往往局限于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而中产阶级的自满心态又往往外显为作品中关于婚恋爱情的浪漫绮想。就社会大环境言，在台湾多年的文学环境中，作家对重大政治题材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描写，禁区多，风险大。当局文艺政策对那些反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的文学网开一面，比较宽容和自由，因而造就了此类家庭文学、小康文学、中性文学的多产。这种温情软调的文学也是由温饱迈向小康以至发达的产物。 婚恋爱情题材集中的特征也带来一些不足。首先，由于过多地将婚恋题材纳入作品，使得这类作品一定程度地形成“泛情”现象。泛情心理迁就了精神惰性，制造了作家进行进一步理性思索的障碍。这是一种从内在瓦解女性文学自我突破的力量，对女作家独立完善人格的形成有消极作用。其次，台湾女性文学的写作目的未能充分自觉地纳入文学的史的自觉。相反，许多作品都只是通过抒情达到平衡，写作是女性作家们建立的单一的为自己为读者的平衡机制，造成了一种走马灯式的作品流行现象，更替很多，同质重复也很多。女性文学作家回避了对世界纷乱现象的应有的深层考察和沉思，也放弃了想象力张扬所带来的非同寻常的审美效果。 （二）从体裁言，台湾女性文学以“散文”居多。 散文一直是台湾文坛的支柱。台湾散文家冯放尼认为：台湾当代文学的新生，是以散文发其端，诗歌助其势，小说扩大其领域，戏剧为其点缀的。 台湾九歌出版社推出《中国现代文学大系》，选录自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１年，在台湾公开发表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余光中在总序中言，女作家创作中小说的比重约占四分之一，散文的比重约占三分之一。这说明了台湾文坛四十年来不变的传统：女作家的出色表现依次是散文、小说、诗。 畅销书的排行榜统计表也表明，挂头牌的多是女作家，龙应台的《野火集》在短期内销售２２万册，和二千万人口作比例，十分惊人。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形成散文居多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台湾编辑痖弦先生分析，由于文学受到电子媒体的强烈挑战，台湾的读者发生了文字“厌食症”，不愿看“文山字海”，台湾的一些报纸副刊版正走向短小化和娱乐性，给散文创作提供了领地。女作家的大量涌现，与文学作品成为“速食”“快餐”有密切关系。这种速战速决、见效快、感官性强的写作方式无疑对女性创作者是个不大不小的吸引。 其二，一般来说，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字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念紧箍咒，过去老一代作家牵牵挂挂的那些历史的伤痕和载道精神，在女作家的作品中已不再是主导反而是累赘了。因此，写作就完全是个人游戏的记录，她们排除了使命感。散文由于其非虚构性，作者需要更自由的心志。于是，女性作家和散文体裁一拍即合。 其三，散文语言更为依赖传统文学的简洁、宏约和婉转深厚，这一点和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培养出的尊敬和认同有密切关系，而这也正是台湾散文得以发展，台湾女散文家得以发展的丰厚土壤。 台湾女性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在散文的内容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女性作家的散文多带自传色彩，创作时大多是主观的抒情。因为她们所描述的事物是真实的，而且作者本人又包含在该事件之内，所以作品给予读者十分可亲的感觉。而且读者对作者便也轻易熟悉起来。比如张秀亚表示自己的写作原则就是写自己内心深受感动的印象和深刻知道的事情。而读者喜爱的三毛，生前不得不经年演讲，也和读者透过作品，自认为熟知作者有关。 其次，女作家的散文多数不离伦常范围。这与传统散文一向表现伦常之美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人伦思想的自然涌现，格外能引起人的温馨、和美的感觉。琦君的散文就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速写和对小动物小物件的爱好与玩味创作出一个儒雅而略带怀旧意味的境界。 最后，女作家的散文开始介入现实，批判现实，显示了新女性生活视野的开阔和多方面的美学思想。如张晓风的散文，洗去中国传统中女性散文创作过浓的闺秀气，以睿智的哲思对现实人生进行理性剖析，表现出新女性内心中一股英伟之气和勃勃生机。素丽在《１９８４台湾散文选·序》中分析这种现象时说：“个人一己消极的情绪呐喊无助于全体的茁壮，宁可多关切本土的整体现实与未来导向。”这是台湾散文的总体走向，也是女性散文创作的一个方向。 （三）从主题言，台湾女性文学以“妇女解放”居多，并逐渐显现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特点。 妇女解放的主题是同女性文学的发展同步发展的。台湾小说界呼唤妇女解放的奠基者是林海音，她是以“表现生为女人的悲剧”而蜚声文坛的。此后，众多的女作家都随之把笔触落在了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上。从５０年代开始，一直走着一条坚定而顽强的道路。发展到８０年代，传统农业社会的性道德和两性行为面临新挑战，日趋严重的女性商品化，又把女性推上新的悲剧舞台。新女性主义文学是这时期妇女解放的主潮。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吸收现代观念，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一批勇敢的女作家在使命的驱使下，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以批判现实为主体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断变换、深化的主题，与世界性的女权运动息息相关，它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新女性主义的倾向非常强烈。至此，台湾女性文学对妇女解放的探讨更趋完整，内涵也更趋丰富。这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女性作家的创作表明妇女的解放首先是女性自然存在的解放。以李昂的《杀夫》，《人间世》、《暗夜》等为代表，需要解放的自然存在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理解。首先，女性的性本能和生存能力被女性贞操观所压抑；其次，女性的身体被视为商品进行交换；最后，女性的自然活动被单一化，她被视为生殖的机器，泄欲的工具。在《杀夫》中林市的最后觉醒就是对这种女性自然存在的反叛。 第二，女作家在创作中表明妇女的解放还需要女性的社会存在的解放。以朱秀娟的《女强人》为例，女性在社会存在中的压抑集中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压抑。这种压抑的核心就是将女人关在家中，人为地给女性投身社会活动设置种种障碍和禁忌。所以，朱秀娟在作品中提出了女性的事业观念的确立。 第三，女作家在创作中表明妇女的解放还必须是精神存在的解放。廖辉英认为：“经济上的独立不等于人格上的独立。”在《不归路》、《红尘劫》当中可以看出，即使女性们已经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她们仍然难以免去种种自卑自怜的劣根，总想找个合适的男子作为靠山。袁琼琼在《自己的天空》中，终于意味深长地为在中国传统美德中饮泣了数千年的弱女子，找到了不受男人阴影遮蔽的“自己的天空”。 （四）从艺术风格言，台湾女性文学较多较集中地表现为“娟秀”“柔婉”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形成，不仅在于女性文学本身的独特性，更在于台湾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独特的文化氛围。虽然承认祖国大陆、台湾的文化一脉相承，但必须得承认，台湾自身的发展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祖国大陆相较，台湾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较少，对传统的东西保留较多。同时，台湾又接触了较多的外来文化，在和外来文化的比较中审视传统文化，继承更多。再者，台湾的特殊地理、社会位置，使得台湾人有一种不自觉的寻根意识，而寻到的更多的还是传统文化。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之下看台湾女性文学，可以深入地看到古典文学对女作家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表现手法都保持了传统的女性文学特征。比较重视故事情节的连贯，紧凑，首尾圆合；比较注重人物描绘的深刻、细腻，形神兼备，诸如此类，都表现了对中国传统的本位文化形式，特别是女性文学传统形式的挚爱与认同。从５０年代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缱绻恋情，到６０年代琼瑶表现的闺阁愁绪，到８０年代朱秀娟、廖辉英对“女强人”特有气质、内心感受的揭示，都写得悱恻缠绵、清丽柔美，富有浪漫情调。即使是那些表现血泪交织的故事，也大多写得细腻真切，牵人心弦，充溢着闺秀式的氤氲之美和女作家有意识地对柔婉娟秀的美学追求。 参考资料 １《台湾新文学概观》，民国八十一年稻禾出版社出版。 ２《台湾小说发展史》，古继堂著，民国七十八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３《台湾现代文学史》，白少帆等主编，１９８７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４台大外文系系刊《中外文学》第２２卷第１０期。 ５潘亚暾《台湾女性文学初探》，见《四海》杂志１９９１年３期。 ６毛毛《言情模式：女性作家的抒情误区》，见《台港文学选刊》１９９４年５期。 ７赵朕《女性小说：异曲同工的和鸣》，见《文学评论》１９９１年３期。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1995/03 原载：《华侨大学学报》199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