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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plement to a newspaper is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and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In Taiwan the supplement to The United Daily News inherits and develops two literary traditions, i. e. . experts dominant and literature cradling in Chinese newspaper supplement. It has composed the imagined literary communities in the space of media, and cultivated literary junior of the time by way of media and constantly adjusted her social role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From Literature Eden, Illuminative Position to Exquisite Literature Fort, her editor-in-chief has acted as the literature gardener, the media hero and the new literature gatekeeper. Not only she echoes the history of Taiwan society, but also leaves us a classical case of interactive 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edia. 报纸副刊① 是文艺传播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传媒中的文学，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把报纸副刊研究放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中考察，我们将看到传播中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中的传播形态，这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加深对文学自身的认识。从历史的角度对报纸副刊进行审视梳理，其变化不仅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反映出包括文学观念、文学形态在内的整个文学的流变。台湾报纸副刊是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联合报》副刊作为台湾报纸副刊的一个窗口，探讨台湾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历史演变。 一、传媒中的文学：对中国副刊文学传统的传承 《联合报》副刊传承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文学传统。 《联合报》创刊于1951年9月16日，《联合副刊》(以下简称“联副”)于同一天问世，她由《联合报》的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的“全民副刊”、“万象”和“小天地”三个副刊合并而成。“万象”与“小天地”曾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两个著名的文学期刊名称，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台湾报纸副刊与祖国大陆文学的渊源关系。 中国副刊是传媒与文学联姻的新生儿，传媒与文学的关系制约着也推动着副刊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副刊形成了两大文学传统：一是“名家办刊”，二是“文学摇篮”。它们是文学进入了传媒时代、文学开始倚重大众传播的结果。报纸帮助文人声名远扬，名家帮助报纸扩大影响力，这是报纸办文学采取名人效应策略的最原始的动机，表现在中国报纸副刊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名家办刊”，如孙伏园、徐志摩与《晨报副刊》，孙伏园与《京报副刊》，周瘦鹃、黎烈文与《申报》副刊，沈从文、萧乾与《大公报》副刊，戴望舒与《星岛日报》副刊等。用新闻的眼光发现新人，用新闻的模式推广新作，这可能是报纸办文学更注重发现新人新作的一种传播策略，这是报纸副刊更容易成为“文学摇篮”的优势所在。没有《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的鼓励，可能就不会出现文坛新星沈从文。萧乾曾说：“中国是报纸文艺副刊的大国，一开始就起着文艺摇篮的作用。”[1] (P583)在台湾，“联副”续写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文学传奇，成为新人的摇篮，新作的摇篮，新文体的摇篮。 “联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副刊“名家办刊”和“文学摇篮”的两大传统。 第一，在传播的空间建构起台湾想像的文学社群。“联副”主要的几任主编都是名家，林海音是现代著名作家，平鑫涛是现代著名出版家，痖弦、陈义芝是著名诗人。“联副”的名家办刊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主编的任期都比较长。林海音(1953年至1963年)、平鑫涛(1963年至1976年)、痖弦(1977年至1996年，后升任《联合报》副总编辑)、陈义芝(1997年至今)等任期都达十年之久。他们可以大手笔地展开活动，进行长远规划，形成风格，把名人效应用到极致。二是主编都相当有包容性。名家办刊易自成一体、形成流派，这是优点也是局限，“联副”历任主编虽各有理念，但他们无门户之见，当代台湾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在“联副”上发表过作品。“联副”属于整个台湾文学。 正是由于“联副”主编开放的胸襟和长期的经营，围绕“联副”形成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文学社群，她与过去中国传统的文人结社有所不同。文人结社一般建立在人际传播的空间，社群的主体是闭合形的实体，但“联副”这个社群是建立在虚拟的传播空间，社群的主体是开放的、想像的一群。社群不仅有编者、作者，更主要的是拥有庞大的、匿名的读者群，这个想像的群体类似安德生的“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2] (P183)副刊主编是这个建立在印刷媒介上的想像社群的灵魂人物，不仅创造了精神财富，而且要聚集公众力量。他有时是温情的，创造一个文化的“壳”，为漂泊的台湾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他有时是燃烧的，释放的热量足以震荡整个台湾社会。 第二，用传播的方式培育台湾的文学新锐。新闻是报纸的主打，“新”是报纸的灵魂和生命，寄身于报纸的副刊同样也常在“新”字上大做文章。“联副”求“新”的做法主要有： 其一，用新闻的眼光发掘新人，用包装的手法推出新作。林海音时代，“联副”注重对台湾本土作家的发掘与培养，黄春明、张系国、林怀民、七等生等本土籍作家就是从“联副”逐渐被读者认知。平鑫涛时代，文坛新人的小说创作如华严的《蒂蒂日记》、杨子的《变色的太阳》、施叔青的《牛铃声响》在“联副”上发表后传诵各方。痖弦时代，“联副”对席慕蓉和三毛的发现与培养更是传为佳话。痖弦说：“就像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副刊主编)传的是文学之道。”[3] 正是凭着创新、扶持的“文学传道者”精神，“联副”培养了台湾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作家。 其二，运用传媒的优势实验新文体。“联副”总是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读者的需求，充分利用传媒的特性，领文学潮流之先，他们不断尝试文学新体裁，用栏目化的手段集中进行推广，并以新颖的名称命名，以形成品牌的规模效应。林海音时代，“联副”有“星期小说”、傻人笔记、哈老哥、玻璃垫上等新颖的栏目。平鑫涛时代创造了台湾文学集体执笔的风潮，并让长篇小说连载风靡台湾，高阳的历史小说、琼瑶的爱情长篇等读者反应非常热烈。痖弦时期，“传真文学”、“新闻诗”、“极短篇”和“录音投稿”等一系列富有传媒特征的栏目对台湾文坛极具冲击力。 其三，用轰动效应的手法设立文学大奖。“联副”很注重发挥媒体的优势为文学造势。相对祖国大陆来说，台湾比较少纯粹的文学刊物，“虽然联合报系有《联合文学》，但是普及度不像大陆那些比较有分量的文学刊物。因此一般台湾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学创作还是以副刊作为一个主要的园地。”[4] 1976年设立的“联合报小说奖”，首开台湾以巨额奖金鼓励小说创作风气之先河。无论是获奖作者还是评审专家都体现了该奖的权威性与专业性，每一次的评审都堪称“一时之选”。“联副”这种专业的精神，使这个奖项一直吸引着台湾文坛新人与高手，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标杆，提升了市民读者的审美水平，对台湾文学创作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如果把这个文学奖的作品累积起来看的话，刚好可以检测台湾的一个主流文学观。”[4] 该奖不仅在台湾声誉卓著，而且为海外华人文坛所瞩目。“联副”以传媒的身份设立文学大奖，不仅刺激和鼓励了作者的创作热情，更易于挖掘新人、新作，还增强了报纸的文化品质、传媒对社会的号召力、提高了报纸的市场份额，而在提升大众对文学的关注、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方面更是有所贡献。 在历任主编的精心经营下，作为传媒中的文学——“联副”继承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文学传统，她不但是报纸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起《联合报》作为台湾报业的龙头地位，而且在台湾文学建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台湾文学的实验场和摇篮。围绕这个“文学的园地”，漂泊的台湾人建构起想像的社群，在文学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二、风云变幻中的角色变迁 “联副”传承了中国副刊的文学传统，但在台湾这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中，也因应时代的风云变幻，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生存策略，变化着自己的社会角色。联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承——“文学的伊甸园”。这个阶段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林海音和平鑫涛执掌“联副”的时期。这一时期台湾正处在“党禁”和“报禁”的威权年代，新闻审查制度和“报纸限张”政策使新闻毫无自由可言。虽然文学同样受到种种限制，但相对于新闻的不自由，文学由于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获得了较大的缓冲空间。台湾的知识分子发现，文学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心灵出口。报人们也惊奇地发现报纸副刊不再是过去的“报屁股”，由于其与文学的特殊关联成了报纸最值得一看的版面，从报纸的附庸一跃成为报纸的主打。在这样的环境里，“戴着镣铐跳舞”的“联副”一枝独秀，成为台湾文学和知识分子心灵的“伊甸园”，“联副”主编像园丁一样精心呵护着这块难得的文学净土。在这里，文学甚至比新闻更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生活，可以听到心灵的独白，可以欣赏语言打造的文学盛宴，“联副”像星光一样在那个禁锢年代的寒夜中显得分外夺目。“联副”所创造的文学奇迹，成了许多年过后人们挥之难忘的温暖的记忆。 第二阶段：转型——“启蒙的前沿阵地”。这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正是台湾处于解严前后的社会动荡时期。1987年台湾解除党禁，1988年台湾解除报禁，这是台湾社会转型的分水岭，但其实思想的解禁远早于禁令的解除。早在70年代末，文学作为社会传感器中最敏感的一环，很早就涌动起思想解放的暗流。“联副”由于其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台湾思想启蒙运动的前沿阵地。陈义芝认为，“一般做新闻研究的人每好以解严前、解严后为区隔，其实70年代末交织鼓涌的张力绝对高过于后来。1987年7月下达的解严令，只像是一对苦恋的情侣最后取得的那纸婚约，前此的波澜壮阔、缠绵曲折，至是已沙平水缓。”[5] (P156) 副刊从文学的伊甸园转型为社会启蒙的前沿阵地，并不是“联副”的发明。李欧梵指出，“自晚清以降，中国的副刊就兼有两种不同的功能：社会批评和文化(包括文学)的建设。”[2] (P183)“联副”在致力于文学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社会批评的使命，它所构造的想像的文学社群，正是一种类似哈贝马斯理论中的文学公共领域，在禁锢的年代，这个社群采取一种间接和曲折的交流，同时积累着向统治权力相抗衡的舆论的力量。当二者的张力无法平衡，它就会成为火山的出口，自由的思想从这里爆发。由于副刊使文学插上了大众传播的翅膀，从这里最先发出的思想解放的声音就成了整个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舆论先导，而想像的文学社群也就从知音式的文学园地转化为具有强大舆论力量的公共论坛。 “为了在生活领域中形成某种类似公共舆论的东西，联副当年最常用的制作形式是访问整理、座谈记录、演讲记录，副刊所办的活动成为副刊扮演社会角色的重要符码，利用文学界(文化界)领袖的魅力及其发言进行公共讨论，文字配上照片，传播者与读者仿佛面对面在接触。”[5] (P158)仅70年代末“联副”就主办了“海外作家五四座谈会”、“当前艺术与文化发展的挑战”、“光复前的台湾文学”、“当代名家演讲录”、“大胆假设座谈会”、“五四运动参加者口述历史专题”等极具冲击力的大型座谈会。五四运动、原住民的历史处境、本土意识、方言问题、外省眷村文化的解读、女性权益等敏感的议题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文化的角度启蒙大众、撼动社会的敏感区域。“联副”公开主张“探讨真理、反映真相、交流真情”的所谓“三真路线”[6] (P151)，毫不掩饰其参与现实、关怀社会、掌握新闻脉动的企图，成为知识分子发言的“公共论坛”。 这个时期，同样以“公共论坛”角色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联副”与“人间”的激烈竞争，开启了台湾副刊最辉煌的年代。创刊于1972年的“人间”，在70年代中期打破禁忌邀请柏杨、李敖作长期撰稿人，进行“文化翻案”，“大量引进新思潮，开辟各种论辩的议题，乃至于对过去因为意识形态禁忌而具有魅力的思潮采取了更高的反省姿态。”[7]“后起之秀”“人间”在台湾社会刮起了强烈的旋风，其高调的强势姿态刺激了老牌的“联副”，自此开始了“联副”与“人间”之间的激烈竞争。如“人间”在1978年3月12日推出“我的第一步”专栏，“联副”晚三天便推出“心影录：少年十五二十时”。1978年8月3日起“联副”推出“第三类接触”，塑造社会新情境最具原创性、最“大胆”的构思，而“人间”则以大型专栏“未知的探访”迎击。这类现象不胜枚举。余英时、白先勇、李亦园、李欧梵、夏志清等海内外名家交替出现在“联副”和“人间”上，成为二报争夺的对象。② 有学者研究后指出，二报副刊从争霸伊始，“不论在内容或形式，都已经以‘文化副刊’代替‘文艺副刊’，两报争夺霸权的利器，均具备几项特色——内容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新闻性的提高、参与性的加强、计划性的传播。”[8] (P213)但二者的激烈“交战”并没有两败俱伤，反而共同提升了副刊在台湾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资料显示，两报竞争最激烈的时期恰恰是两报增长最快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合占全台湾报纸发行总数不到四成，70年代末已达六成，往后继续攀升至80年代(1987年)创下七成五的高峰。[5] (P15)副刊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的转变中，副刊主编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他们搜集信息、决定‘节目’之选择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哪些议题、建议和作者能进入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公共领域。……这种选择过程变成一种新型权力的来源。”[9] (P464)副刊类似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而副刊主编就是这个文化生产中“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的权力人物。[10] (P86)作为副刊这一文化资源的掌控者，主编理所当然成为这个想像社群中的灵魂人物。当这个想像的社群以公众力量的身份出现时，副刊主编扮演的角色就是公共舆论的意见领袖。伴随着副刊的转型，主编也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应该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副刊主编，只要有不错的知识背景、文学品味和锐利的眼光即可，但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情势的变化使“副刊的编辑形式从静态转趋动态，副刊的作者群由知名作家、文学青年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副刊的内容也从由单纯的心灵抒发、经验表述转变为现实的分析报道以及新知快讯的传布。”[5] (P152)新的时代要求副刊主编更需具备新闻人的敏锐性，能对时代社会的变化作出快速的反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时任“联副”主编的痖弦和时任“人间”副刊主编的高信疆，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和媒体给他们的机遇，以异于常人的性格和素质，在激烈的厮杀中，将台湾报纸副刊带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副刊王”(痖弦原名王庆麟)和“副刊高”的美誉。[8] (P212)如果说副刊主编是报人加文人的二重角色组合，过去的“联副”主编气质偏向文人，而这个时期的主编行事更像报人。他们从过去“居于中立型的反映角色，依循蜕变与修正的实践，遵守其社会责任论述”转变成积极介入社会参与、文化参与，是“鼓吹者的角色，透过突破与试验的实践，来阐扬副刊对社会的公共论坛论述。”[8] (P213)主编从后台走到前台，变成了公众人物和媒体明星，从辛勤耕耘的文学园丁转变为一呼百应的媒体英雄。 “联副”与“人间”之间白热化的竞争，不仅共同创造了台湾副刊的鼎盛时期，而且见证和推动了台湾社会启蒙的进程，使文化的自主性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五四时期副刊即形成的社会批评与文化启蒙的角色在“联副”得到发扬光大。“联副”从纯粹的文学园地被打造成台湾社会启蒙的前沿阵地，在对社会的激荡中主编成为“媒体英雄”。 第三阶段：复归——“精致的文学堡垒”。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副”进入第三个阶段。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被抑制了几十年的力量在瞬间爆发，报业发展在很短的时间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境界。但报禁的解除并没有如人们最初想像那样提升报纸的品质，相反，恶性的市场竞争使报业的发展受到伤害，特别是90年代中期电子媒体的崛起更进一步地挤压了报纸的市场份额，过去那种或一枝独秀或两军对垒的媒体现象一去不复返。“联副”的命运遭遇前所未有地严峻，报禁解除后最初的热闹与绚烂开始趋于平淡，“联副”面临着生存的挑战与角色的调整。 这个时期的台湾媒体已成为一个杀戮的战场：一是版面与版面竞争。报禁解除后，“限张”政策取消，台湾各家报纸都开始迅速扩版。《联合报》也是如此，从三大张、五大张到后来是几十张。在过去的三大张时代，“联副”占报纸1/12篇幅，后来报纸变成15大张，“联副”却沦落为1/60。副刊的版面被稀释，副刊的一些功能也被其他版面抢走，报纸的扩版并没有扩大副刊的阵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联合报》40年(1991年)纪念文集专门辟出章节介绍“联副”[6]，而《联合报》50年(2001年)纪念文集中，新闻版面的介绍仍浓墨重彩，“联副”在目录中则不见踪影。[11] 曾经为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联副”在功成名就之后重新沦落为报纸的附庸。二是报纸与报纸的竞争。解禁后，台湾报业空前发展，报纸数量逐年递增：1991年有237家，2000年达到445家。[12] (P369)各报都在抢占作者、争夺受众、瓜分资源。三是媒体与媒体的竞争。1993年，台湾当局陆续开放电子媒体市场，电子媒体发展迅速，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到电视台做宣传甚至成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铺天盖地的电视CALL-IN节目给知识分子更直接与公众交流的管道，台湾的各大电视媒体几乎都有名家主持的节目，他们成为各大电视台挖角的对象，这与副刊请名家办刊的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网络时代的来临，是副刊所面临的一个最新的环境变数。”[13] (P183)无线宽带、3G手机、网络电视、数字电视等的不断出现意味着报纸副刊的传统阵地不断被瓜分。新兴媒体的崛起，使纸媒一统天下的时代走进历史。 媒体的多样化使受众的选择趋于多元，而社会的多元化也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生活方式的千姿百态和价值观念的丰富多变，很难有一个议题成为全社会长时间关注的中心议题，也很难有一个媒体长时间地垄断全社会的注意力，过去那种心灵唯一出口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的背影，人们的心灵空间有了丰富多彩的选择；过去那种在禁忌和反抗形成的张力的背景下，媒体曾经承荷着整个时代积蓄的能量，今天已成为遥远的传奇。 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社会选择的多元化，对报纸副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台湾甚至出现了“社会解严，副刊崩盘”的说法。一个明显的表现是，1993年《自立早报》取消副刊，1996年《自立晚报》取消副刊，年底《联合晚报》副刊停刊。1996年，陈义芝担任“联副”主编。面对辉煌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陈义芝开始重新思考“联副”的角色定位。这时多数副刊越来越“满足于日常生活的纪录和怀想，……副刊的基本主题正是笑话、轻佻、寻梦和私人生活，副刊正是这种犬儒类型的日常生活之写照，一种寄生的通俗的修辞，尽量引发对眼前生活的热爱，而不是思考”。[14] 在副刊流于“媚俗”的时代里，陈义芝坚持“联副”应回归到文学园地的本位，因为“联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基地、文学堡垒，有很好的传统”。[4] 有意思的是，痖弦、高信疆时代二刊主编是“王不见王”，到陈义芝与杨泽、刘克襄(二人为现“人间副刊”主编)时代，“联副”与“人间”变成了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我们要做文学的捍卫者，因此我们有时候要相濡以沫、彼此激励。”[4] 但即便是文学园地，陈义芝认为“联副”不能像过去那样包罗万象，应该因应时代的变化，有所“舍”才有所“得”，为当下浮躁的社会提供更精致的文学作品。“虽然大众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信仰副刊的阅读，但她在高级知识分子、人文精英分子的心目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学创作还是以副刊作为一个主要的园地。……所以，台湾副刊尽管在读者的量方面是有下降，但是，它在质的看重以及它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4] 陈义芝把现在的“联副”喻为“精致的文学堡垒”，并自诩为“新文学的守门人”。在一个随波逐流的年代里，“联副”坚守着文学的纯粹与品位。 “联副”的转型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刘克襄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文学放在报纸上是一个悲剧，是报纸的悲剧，也是文学的悲剧。”[15] 但这种悲观的观点源于对报刊现实的片面理解，如果历史地看待报纸与文学的互动，将得到不同的结论。“联副”的历史证明：报纸曾壮大了文学，而文学也支撑过报纸。副刊的衰弱不是报纸与文学联姻的悲剧，而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副刊曾经超载地承担了文学之外的种种使命，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也在关注中激活了无穷的能量，今天她卸下了过去附丽于文学之上的种种异彩，也卸去了历史的错位寄托在文学之上的种种重责。今天的副刊不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也不再有呼风唤雨的力量，她失去的的确很多，但失去的都是附丽在文学之上的身外之物，从来没有失去文学自身。文学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仍然是副刊存在的理由，也是支撑副刊在困境中前行的动力。今天文学与传媒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与互动，文学的功能在各个新兴媒体中放射着光芒，副刊的一部分功能已被新兴文体所代替和延伸，文学以不同形式的载体证明着她恒久的魅力。宏观地看待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应该说时代的变迁已经逼迫报纸副刊去思考自己新的角色形象，但不能说文学与传媒的联姻是一种错误或失败。放眼今天和未来，文学正在各种传媒中勃发出生机，他们不断变换着各种奇妙的组合，创造着无穷的可能，展现出宽广的前景。“联副”退守到传统的纯文学阵地既是当下的生存策略，也未尝不是为了再出击前的等待。但“联副”是苍凉的，这样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凸显出副刊对现实社会的无力与无奈。进入21世纪，报纸进入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2005年11月1日，创刊于1988年台湾报禁解除之时的《中时晚报》停刊，从此台湾岛内的晚报仅剩下《联合晚报》。“传统报纸的强势地位被从根本上动摇”[16]，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联副”的生存与报业的命运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则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副”在50余年的风云中变换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折射着台湾社会变迁以及台湾报纸副刊在文学与传媒的互动中生存发展的历史轨迹。威权时代，“联副”面对社会的专制禁锢，“戴着镣铐”创造文学经典；解严前后，“联副”加入社会的启蒙思潮，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多元化时代，“联副”面对报业的危机，顽强生存矢志坚守。“联副”在不同时期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践行着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学的信守，演绎着不同的精彩。她传承了中国副刊的文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对台湾文学和台湾社会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她在文学与传媒互动模式的变迁，成为研究传媒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经典个案。 注释： ①根据约定俗成，狭义的报纸副刊特指报纸文艺副刊。本文采用的是狭义的副刊概念。 ②陈义芝回忆说，当年“联副”与“人间”之激烈竞争，每天彼此都像是派侦探一样打探对方明天什么主题见报。主编痖弦经常亲自出马“打探敌情”、“了解风向”，常常是晚上九点多版做好后他回来命令道：“换版！”参见李晓红：《陈义芝：文学的守门人》，《厦门日报》2004年11月12日。 【参考文献】 [1]痖弦. 博大与均衡——我的副刊编辑观[A]. 痖弦，陈义芝. 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综论[C].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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