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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是发展着的概念 在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始于1996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这里有一个曲折的过程。1982年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从零散的个人的学术行为，转化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科性建设的开始。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最初被作为“台湾作家”研究的诸如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等，他们更确切的身份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美籍华人作家；与此同时，正在复苏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进入与东南亚诸国交往密切的广东、福建学者的视野。于是，1986年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便在“台湾香港”（第五届的中山会议增加了澳门）之后，添了“暨海外华文文学”，以示研究视野的拓展。然而，“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而“海外”则是别国的文学，二者并置既拗口，也易引起争议。于是，便有了第六届会议以“世界华文文学”的易名。但重新命名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并未脱离原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 在海外，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很早就开始，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其“大同世界”的会议主题，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与会者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了整合性的视野和意图。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华文文学整合性建构的论题，诸如“多元文学中心”、“双重经验书写”等等，对后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稍后，美国柏克莱大学的亚裔系，连续两届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举办了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如会议主题所示，关注的重心是“开花结果在海外”的华人文学书写，但参与者的广泛性和论题的深入前所未有。2006年春天，由王德威主导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邀请来自美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以及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又举行了一场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论题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像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的移动与转化，华裔子民移徙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的世界想像等等，对“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回顾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进程，有几点想法： 一、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对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不同的论者，不同的视角，常会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同一论者的前后表述，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左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学科必然经历却又急需走出的过程。 二、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研究往往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这自然有着“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背景。然而，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不仅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是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王德威在其“华语语系文学”观念中，就十分强调这种“对话”。实际上，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它们获得独立生命和价值所在。 三、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学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尽管这种现象近年已有所改变，但它仍然说明，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华文书写为界定的。其关注的中心，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书写中的回归与变异。而华裔的非华文书写，核心不在语言而在创作主体的族性，更多关注的是华人族属身份所包容的文化、在异文化土壤中的隔代生存与变化以及如何将华族的文化身份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从而在多元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华族的文化地位。 四、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文化都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不过其侧重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主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如陈瑞琳所表述的，是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进行“放弃”和“寻找”，在摆脱“家国文化”的心理重负中，“重新审视和清算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母体，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是在中文书写的越界和回归中，作为一个辩证的起点，探讨“中文书写如何承载历史中本土或域外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像中国—华人—历史”。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传承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而海外学者的观察，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 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使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扩大，获益颇多。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对华文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与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华文文学研究的某些认识上的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差异是对对象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差异可能是一种“片面”，但由此产生互补的需要，提供对话的空间，从而使对对象的认识立体化。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文学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的文学。这里所说的“离散”，是指华文文学散落在世界不同空间的存在状态。它根源于华人离开母土的世界性迁徙和生存，这是华文文学重要的发生学基础。 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身份变化。华人身份的每一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华文文学与其文化母体的错综文化关系之中。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海外移民，保留着“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不论其是否加入移居国国籍，也不论其是否数代不归，都被视为中华子民，即为华侨。此时他们的文学书写，是华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脉，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海外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大多选择加入所居国国籍，他们的身份由华侨变为海外华人，成为所居国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成份——华族。在政治认同的国籍改变之后，在文化认同上却无法完全改变，实际上存在着华人对自己母体文化与对所居国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或者不同程度地在自己族裔文化基础上融吸所居国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所居国文化特色的华族文化。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不完全一致，是这一阶段华族文化的特点。而他们数代之后的华裔，已经融入所居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趋于一致。在许多情况下，缘自父祖的无法改变的族裔文化身份，正逐渐变为一种身份文化，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文化建构的一种资源。无论他们用华文写作或非华文写作，他们是透过自己已经认同的所居国文化，来重新辨识和书写自身的华族文化——尽管这种“辨识”，充满了误读和重构，却成为华裔文学书写普遍性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散居于世界不同政治空间中独立存在的中华族裔，而反映他们生存经验的文学书写，却难以完全割断母体文化的精神脉络，在双重文化的认同、融吸和重构中，既相联系又独立地呈现为所居国少数族裔（华族）的文学存在。华文文学客观的“散存”状态，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并重新进行对话、比较和整合时无可回避的事实。 有一点需要辨析，即华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播与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遗蜕”。华文伴随19世纪以来华人的海外迁徙大量播散世界。其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殖民主义的侵扰，迫于生计而无奈谋生异邦的华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到同样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欠发达国家，都是弱势族群，华文在所居国的语言和环境中，也都是弱势语言和弱势文化。即使由于华人的刻苦奋斗，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华人经济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强势经济，仍无法改变华人在所居国中语言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这一状况在华人政治、经济都处于弱势的欧美诸国，或者在经济略居强势的某些东南亚国家，都是一样的。华人的华文书写，是一种母语书写；而其它受到西方殖民的国家对宗主国语言的书写，是一种被迫的非母语的书写，是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语言霸权。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 有独特的性格和色彩 然而，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是面对“离散”的一种想像的建构。其实，所有后设的文学概念，都是一种想像的建构。从本质上说，文学书写是个人化的书写，每个作家都根据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审美体验，进行个人化的创造。正是作家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同时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才使文学研究作为普适性的想像的建构成为可能。 国家或者区域的文学史书写，是在政治疆域的边界之内，对文学发展进行跨时间的建构。这种建构虽然有着历史书写者各自的性格和特征，但总的说来，他并不能摆脱家国叙事的背景，或者就是家国叙事的一个部分和侧面。 然而华文文学是超越政治空间的想像，它打破疆域，是超地理和超时空的整合性的想像。 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散居”的族群。事实上，并非每个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都“单个”地生活着，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生活在、或被视为生活在某个族裔的网络之中。他的肤色、语言以及文化——从心理到行为，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他们“归纳”在一起；更何况还有有形的“唐人街”，成为他们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海外华人的“散居”，实际上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他们的母土，而“聚合”则是相对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方式。中华文化随着移民的携带而传播世界，也成为一种“散存”的形态。“散”是指其流播，而“存”则是文化延续的存在状态。海外华人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行为，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到华人社团等等，不断地实现这种族裔和文化的整合，以保存和抵御异文化环境对自己族群和文化的压迫与销蚀。在这个意义上，华文文学书写也成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华人对自己族裔的历史记忆与生存状态的铭刻与建构。在记录自己独特生存历史与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不仅有了迥异于母体的独特性格与色彩，也有了自立于母体的文化与文学的价值与生命。 华文文学这一跨域建构概念的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即1989年在新加坡会议上所提出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因为它是“华文”的（或华人的），便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同语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建构、多元的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陈瑞琳：《“迷失”和“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载《思想文综》第10辑。 原载：《文艺报》2007-12-13 原载：《文艺报》2007-12-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