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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太现实的 当时间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时，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依然规范着中国文学的想象，甚至成为隐含的判断标准。 2010年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村庄叙事开始取代强劲有力的家族叙事，成为长篇小说最重要的表现形态。家族叙事的兴盛与中国作家大多生活在宗法制的农业社会有密切关联，产生了像《白鹿原》《古船》这样的经典之作。家族小说一般以某一或某几家族几代人命运的描写，将历史变迁与家族兴衰勾连起来，从而在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发掘思想资源，寄托情感理想。随着宗法式的农村走向解体，村庄叙事逐渐兴盛。今年构成话题热点的《中国在梁庄》就是一例。青年学者梁鸿回到自己生活过的村庄，用饱含深情又不乏理性的目光，打量了处于剧烈变化中的村庄。社会学的分类和结构、文学的情感和语言，使这部有着学理基础的非虚构作品容纳了更多的生活。虽然并非是长篇小说，但这部作品蕴含着某种迹象，将成为2010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文学的书写路向。 贾平凹也有自己的村庄。这庄子，在《秦腔》里是“清风街”，在《古炉》里是“古炉”。同梁鸿一样，这些村庄都寄寓了作者对“中国”的想象。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想探究的是，“文革”是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小说写的虽然是“文革”时期的事情，精神指向却是当下，他试图回答当代农村颓败的病根所在。在写法上，贾平凹深谙现实主义的精髓，榔头队和红大刀队的斗争固然可以看做是故事的主线，只是，这主线也湮没在极为琐碎的细节、对话和场面中，通过层层累积，创造出恢弘的现实景观。继《秦腔》之后，这部小说进一步考验了作家日常写实的能力，堪为本年度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然而，日常写实的琐屑细碎与思想情感的力度不足，使贾平凹的创作失去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震撼力。现实主义究竟往什么方向走，还有待作家的进一步深思。 贾平凹致力于在他的作品中写出“空”来，刘亮程索性将他的长篇小说命名为《凿空》。作为一位以“一个人的村庄”名世的散文作家，刘亮程对乡土有着特殊的感情。长期新疆生活的经验使他拥有了不一样的目光。《凿空》写的是发生在古老的阿不旦村之下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传统的村庄。然而，当挖掘来临时，一切都变了。《凿空》写的也是村庄的“变”，这“变”体现在生活的表层是石油的开采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生活的种种入侵，而在潜流里是村庄的生活根基的毁坏，以及人心的涣散与动荡。从内地逃荒到阿不旦、与村民们格格不入的汉人张望才选择了挖洞来抵抗这种不安；玉素甫自从发现了地下的村庄以后就为此而着迷，有条不紊地经营着自己的地下世界。不止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挖掘的热情中，“凿空”就暗示着村庄坚实的大地实际上已被凿空，而矗立于一片虚空之上，摇摇欲坠。“凿空”，意味着古老事物的渐行渐远，意味着生活习性的逐渐改变，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却映照出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 在荒诞中建立令人信服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领地，真实可靠的细节如涓涓溪流汇集起来，真实就触手可及。韩东在《知青变形记》里显示出了自己跨越现实的能力。罗晓飞，一个小人物，在命运之手的推搡下被陷害，被抓捕，被迫逃走，进而被迫顶替一个死人，过着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看似极端残酷无情的命运，他却在另一个人的生活壳子里创造出自己的生活，并自得其乐。韩东试图打开解释历史和存在的一种新的视角。就小说的质地而言，《知青变形记》有着乡土小说和知青小说的外貌，细节坚硬而真实，阅读起来也不晦涩含混，却超越了现实的边界，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变形。 村庄的颓败、不安与荒诞，正是今天人们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镜像。有人把一切展开给我们看，也有人在文字里守护着行将消失的一切。将一个逝去的世界保存在叙说中，成了许多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在《农历》里，郭文斌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一双天真的小儿女——五月和六月，在15个传统节日里嬉笑玩乐，在安静和安宁中获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以农历时节为线索结构全书，在长篇小说里十分鲜见，赋予时间形式以内容和内涵，是这部长篇小说最突出的创造。关仁山的《麦河》也实践了原生态叙事的道路，写出了麦河流域百年来土地与人关系的变迁。青年作家尼玛潘多在《紫青稞》里描绘了偏远的藏区村庄普庄的风貌，虽然笔力尚有些许稚嫩，却也别有一番活泼的生气。 2010年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不能不提。一部是《风语》，它在中国黑室题材上继续挖掘，延续了麦家的商业神话。麦家在中国的接受史，反映了人们对传奇和惊人意志的向往。张炜的《你在高原》则演绎了另一种惊人的意志。这部长达10卷、约450万字的鸿篇巨制，几乎囊括了自19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学试验，被评论家认为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最长、最为卷帙浩繁的一部纯文学著作”。 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发展到现在，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在文本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细节的大量增殖。对细节的过分强调在捍卫“原真生活”的具体性上功不可没，然而，它在说服我们接受小说所再现的世界的真实的同时，却成为“一枝刺向意义的长矛”。此外，现实主义曾有的“历史进化感”在现代性的推进下日益崩解，造成了长篇小说所表现的世界的离散，这是今天不容回避的现实。 地方感的重建与延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10年以城市为审美对象的长篇小说占据了广袤的文学版图。作家们不再简单地以“现代的”或者“孤独的”这样一些相对简单而粗糙的情感来命名城市，相反，通过想象重建城市小说的地方性美学经验，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追求。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回溯了1910年在哈尔滨暴发的鼠疫。迟子建将“灾难”的空间地标定位于哈尔滨，并非偶来之笔。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她集中展现了老哈尔滨的历史气象与现实风貌。到了这部长篇，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与死、爱与恨、悲与喜都在鼠疫这把利剑下一一真切起来。如果说，死亡以及如何应对死亡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的话，那么，城市，“多元的、漂泊者聚居而成的大城”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角。这样一种地方志的写法，也将老哈尔滨深深铭刻在文学的地图上，成为了毫不逊色于上海、北京书写的一座城。 南京，这座覆盖着层层历史烟云的古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表现潜力。青年作家葛亮的《朱雀》就是对这座城市的回顾与细描，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亮点。一个家族三代女子的传奇命运与爱恨情仇在这座城市轮番上演，南京的风物与人情、性格与命运呼之欲出。作者在小说里启用了一个有着南京血统的异乡人的视角来看待这座古城，运用“陌生化”的方法，将散落的地方记忆积聚在一起，重构了南京的地方感。 唐颖的《另一座城》也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故事。由于幼年的多次迁徙，阿宝对她居住过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确定感，直到她遭遇上海。城市的匿名性让她失去了丈夫，有深深的无助与挫败感。然而，这座城市有浮华，一街之隔也有坚实的生活根基。阿宝正是抓住了城市里强大的生活性的一面，重新塑造了自己。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是写三个逃犯洗濯灵魂的故事，小说中关于厦门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城市里，既有天界山石屋那样适于隐匿的场所，也有潮湿的海洋的味道和璀璨的城市丽景。城市的丰富与多元也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 从这些以城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小说来看，城市的在场不仅仅为小说提供背景，而且作为隐含的叙事对象进入到小说当中。许多作家开始尝试用跨国的视角来观察城市，彰显了全球化视野下的地方性经验，从而使城市的审美内涵得到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存在，还有一些作家旨在建立人与虚构地方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一空间的地方感。袁劲梅的《青门里志》可谓是今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部长篇既延续了作家在《罗坎村》中体现出来的理性的力量，又强化了情感、记忆等感性的元素，显得更加圆润。青门里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但是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青门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知识分子聚居的场所。对于童年的“我”而言，青门里给予“我”的童年的教益，影响了“我”一生对理想的追寻。陈河的《布偶》也书写了在“南方老家W市城西街区那一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天主大教堂”和“裴家花园”里发生的故事，提供了一种相当复杂、甚至不乏诡异的地方经验。 显然，对城市美学经验的开拓与挖掘为长篇小说带来一种新鲜的活力，然而，消费主义的盛行限制了它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城市书写，除了将城市形象纳入其中以外，是否还应该多一些历史想象，赋予城市叙事以更多的精神内涵呢？ 无处安放的青春与爱情 青春和成长是我们文化记忆中相互缠绕的主题，青春因为易逝和脆弱而愈发动人，成长是历经青春之后人所可能达致的一种状态。因此，“青春叙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叙述主题。2010年的青春叙述呈现两极化的特点：成熟作家将青春问题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境遇下，着重考察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是如何作用于青春本身的；而年轻一些的作家置身于青春的洪流之中，个人的经验与感受，甚至是对青春的追忆都成为他们抒怀的内容。 杨争光在《少年张冲六章》中着重探讨了现有的教育空间所带来的成长之痛。这个名叫张冲的孩子，他的成长被我们的文化判定为失败的成长，因为他成为了一个染头发、扎耳钉、剜掉他人眼睛的问题少年，可是，我们又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他的可爱、他的勇敢、他的正义感。这样一个原本闪光的少年，是如何在爱的教育中走向了反面，这是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作者反思了我们文化中对于集体、对于成功的片面强调，而忽视了儿童本身和童年所带来的快乐；我们以爱的名义绑架了孩子，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成长，或者说，那也不是我们的意愿，是社会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意愿，直到将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样的人。杨争光在这部小说里倾注了深广的忧思。 青春、成长总是与情感的激扬携手并进。情感类题材的创作在今年不算丰盛，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叶兆言的《苏珊的微笑》从男人的视角来剖析婚姻生活。这篇小说在作家的创作史上并无特殊之处，甚至更偏向通俗和市井，但它真实地展现了现代人的情感纠葛和婚姻困境，也让人颇为感慨。无独有偶，潘向黎的《穿心莲》则从女性的视角展现了女作家申兰和有妇之夫漆玄青的情感纠葛。女作家的笔触总是指向内心，在委婉有致的描写中，文艺女性的内心世界冉冉浮出，是潘向黎式的情感主题的再一次操练。 青春是盛放的，是全力以赴，是蓬勃的生命力，然而，在本质上，青春又是转瞬即逝，是注定要衰败的。短暂而仓促的青春被一再地怀念，也因为作家本人经历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王手的《一段心灵史》中的“青春”与一个叫做“柯依娜”的姑娘联系在了一起。是柯依娜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将一种令人向往、玩味的生活推到了“我”的面前。“柯依娜”是谁？有人分析说，柯依娜是“需要”，“从爱欲的方面来说，是作者的一个不老的春梦，这个梦的主调韵味，是——风情”。这大致不错，可我愿意再推进一步，在“需要”后面，延伸的是生活的幻觉。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往往都将对生活的要求转移到异性身上，于是，某一类型的异性就以白日梦、以幻觉的形式出现。她(他)在青春的时节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几乎代表了我们的人生理想。《一段心灵史》回顾了匮乏年代发生在工厂里的青春记忆，大学里的青春则被人一写再写。李师江的《中文系》和刘汀的《浮的年华》可以看做是同题作文，两部小说写的都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青春故事，巧的是，《浮的年华》初名也叫《中文系》，只不过，《中文系》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而《浮的年华》则发生在近10年。在《中文系》里，师师、凯子、左堤与师师、梁档、秦春芳的爱情故事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叙事，在《浮的年华》里胡梦是与苏帘儿的恋爱故事和欧阳紫荆与何凤兮的“爱情”勾勒出新世纪大学生活的日常风貌。迷惘、感伤在校园里游荡，失重的一代的青春如无根之浮萍四处招摇。 当一些人开始怀想青春的时候，正当其时的“80后”作家群在文本中充分展开了对个体生命成长的关注与青春经验呈现的诉求，这些在2010年也有不俗表现。继《西决》之后，笛安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东霓》同样引人注目。这部小说讲的仍然是龙城郑家的故事，只是主人公变成了东霓。按照笛安的说法，《西决》讲的是隐忍，《东霓》讲的是欲望，两部小说放在一起，讲的是对人生的困惑。事实上，这两部小说共有的主题是深藏在每个人血脉中的亲情。因为孤独，所以珍惜，这一代的青年作家已经开始描绘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韩寒在2010年也推出了所谓的“公路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小说采用了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一条线是旅途上的事，一条线是“我”的回忆，由此，他“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这三位作家的创作，预示着“80后”作家在文学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正在完成个体的文学建构。如何在青春的书写中辐射更多人生的命运和社会历史的内容，是作家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几乎耗尽了表现“真实”的动力；从乡村文化中突围出来，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为青春一唱再唱，直到青春为现代性的车轮碾过……这就是发生在当下长篇小说身上的现实。无可否认，长篇小说正在遭遇价值评判的困境，史诗性、历史进步、大容量的社会生活在长篇小说中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我们仿佛看到，当作家们殚精竭虑写尽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之时，那些被描绘的事物正在土崩瓦解。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不复存在，长篇小说在改变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内心生活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受严酷的考验。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