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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刚好是四分一世纪之前的事；此后类似的会议有第二届、第三届以至2006年的第十四届。1986年德国莱辛斯堡(Reisensburg)有“大同世界：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台北出版了涵盖全球六个地区的《世界中文小说选》。1988年起，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中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选集，收罗的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华文作家。华文文学一词，也在这个年代形成了。原称“台港文学”的上述学术研讨会，大概每两年在内地举行一次的，经过一再的“正名”，终于演变成“世界华文文学”。准确地说，“世界华文文学”指的是“大陆以外的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相关选集、评论集、文学史，以至学术期刊、学术团体，都出现了。内地年前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则于去年在香港诞生。世界华文文学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内地高校开设相关课程、编写教材；大江南北，以至五湖四海，呈现一片蓬勃的景象。华，就是花；华文文学的事事物物，犹如百花齐放。 诗文双璧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其《乡愁》已刻在成都杜甫草堂的碑石上；居美的小说家白先勇，其小说《游园惊梦》在南京大学成为研读热点，他鼓吹的青春版《牡丹亭》昆曲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悠悠唱出；香港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作品在两岸三地畅销、长销不衰，不论在华山或者夏水论剑，其“粉丝”如粉如丝，纷纷涌现。他们，还有不少人，都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知名作家，具体而微地显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性。 江少川、朱文斌两位教授合作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是为内地高校学生编写的世界华文文学教材。“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名称，不无争议性。有人认为这个名词的内涵，不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却没有在名字上显示出来，是其“不准确”的地方。江、朱二位的这本《教程》，论述的正是“世界华文文学”，而以字数较多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为名，我想乃为了避免“正名”的争议。 在这本《教程》之前，我们至少已有陈贤茂等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本，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性质与内容都与江、朱《教程》接近。我想，站在编写者立场而言，这是百家争鸣；站在读者立场而言，这是各取所需。 《教程》主编之一江少川教授，研究台港文学有年，这方面的论著有《台港澳文学论稿》等。其《台港澳文学作品选》数年前一版再版，“武汉”纸贵。此书选得精要，评得简赅，我在两岸教学，都用过它做教材。朱文斌博士参与过上述陈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是陈教授的得意门生，英锐而实干，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编，且出版过《跨国界的追寻──世界华文文学诠释与批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资深和少壮两位学者同心协力，号召了庄伟杰、计红芳等世界华文文学的新秀学者，集体编写，我想应该有一番新气象。 这本《教程》具有文学史的性质，修史者应具章学诚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不在话下。《文心雕龙·史传》说的“寻繁领杂”、“务信弃奇”，又说要“晓其大纲”而后“众理可贯”，编写文学史的人，都引为座右。这本《教程》的内容，纲张目举，篇幅的分配是，台湾文学占十万字，港澳文学七万字，东南亚文学七万字，欧美澳文学七万字。这样的比例不一定就是“黄金分割”，却基本上可算是均分秋色。在理论挂帅的这个时代，时人对历史或文学史的编写，有种种主张。例如法国的史学年鉴派(The Annals School)就认为以帝王将相为主轴、强调政治兴替战争胜负的写法已经过时，而要多注意民众及其生活；换言之，不要写“君史”，而要写“民史”，把“整个社会实在”写出来。依此理论，如果写的是文学史，则不能只论述重要作家作品；读者反应、作品传播、刊物消长、团体盛衰以至整个文学环境，也应列为重要内容。我较为“保守”，认为文学史的内容，仍应以作家作品为主；何况《教程》的篇幅有限，不能什么都囊括。《教程》的少壮、新秀学者，显然也并不“新潮”。《教程》论述的主要是作家，是各地区、各文类、各时期的杰出、优秀者；而作品是作家的身份证，当然是《教程》论述的主要内容。《教程》也概述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所谓知人论世，也就是说在作家作品之外，还交代“时序”与“世情”(见《文心雕龙·时序》)。 作为具备文学史性质的教材，此书是对读者认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很好的指引。编写者在本身对作品的解读之外，显然吸收了时贤的研究成果，评论作家作品时多中肯之言。例如，于香港小说，除了刘以鬯、西西之外，还在篇幅上相当慷慨地兼及“通俗”作家如金庸、倪匡、亦舒，且称之为“香港通俗文学界的三大奇迹”。于香港散文，则强调专栏杂文的普及性和影响力，同时又不忘以专节论述甚具香港特色的“学者散文”。对个别学者散文家如董桥、黄国彬等的评点，都能到位。在论述台湾小说时，说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等，鞭挞美、日帝国的经济文化侵略，也是知言(如能同时指出这些小说的喜剧讽刺性，当更佳)。论及台湾新诗时，说“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在大陆)影响最大”，也有实据。 不过，限于篇幅，获“青睐”列入范围的作家，虽然都各具成绩和地位，为一时之选，却难免有遗珠，而且遗的可能是明珠。还有，对作家的评论，无论编写者怎样力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见《文心雕龙·知音》)，也可能引起争议。例如，论及某香港女性小说家时，编写者引述某著名评论家的话，说该小说家“文字单薄，原无足观……”，编写者认为这样的评说“非常在理”。我却认为“文字单薄，原无足观”这八字，绝非“真言”。江、朱两位希望诸位编写者“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这自然是应有之义，而且也颇能做到；然而，限于物力，恐怕是知易行难。例如，在评论台湾散文家简萓时，她2002年甚受瞩目、引起颇多争论的“史诗式散文”《天涯海角─福尔摩沙抒情志》就不在编写者视野之内。此外，提到香港小说家西西时，编写者用“中年”形容其年龄层。十年前，说西西是中年作家，也许还可以；2007年，西西69岁了，已进入“老年”或“初老年”阶段。(不过，用我“发明”的词汇，也可说她的年纪属“华年”，这是题外话了。） 我指出《教程》的瑕疵，这是正常的事。《文心雕龙·指瑕》开头就说：自古以来，即使是才智之士，因为“虑动难圆”，而“鲜无瑕病”。这里只举一例。前几天，我在台南市参观甚具气派、颇算精美的“现代文学馆”，就发现一块展板上，余光中名诗《如果远方有战争》的题目写错了。余光中住在高雄市，与台南市文学馆相距只有一个小时车程，而且纸面本也好、电子文件也好，数据唾手或点击可得，办事人员甚至可亲自拜访请教，却出了错；何况隔了个心理上“浅浅”而地理上“深深”的海峡，对岸的参考数据又不见得完备，瑕病自然难以避免。 高新科技使全球化这人类的大工程进展日速，地球已成为一个大的村庄。以文学为专业的人，在文学上要“究中外之际，通古今之变”(改用太史公司马迁的名句)，殊为不易；博学的钱锺书也慨叹文学之海无涯。以中国文学为专业的人，用汉语(中文、华文)读书、写作，如果不能中外兼通，在概略地认识外国文学之外，对血缘、民族、文化关系密切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应有“近水楼台”的一份感情，进而认识之。孔子学院已在全球各国成立，以中国文学为专业的人，能不具备华文文学的全球性视野？这正是我们认识全球华文文学的意义所在。谨此郑重推荐江、朱二位主编的这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 我阅读了《教程》部分书稿后，写了序言。“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为此，我指出了书稿中的一些瑕疵。主编等阅读了序言后，根据我的“指瑕”斟酌修订了书稿，这种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做法，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黄维梁，男，香港作家、文学理论家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