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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文学教育？它不是文学与教育的简单相加，它更强调的是由文学自身的特质所产生的育人作用和社会影响，是文学审美特性与教育功能的有机结合。事实上，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作用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只是单纯的审美或单纯的教育。文学教育的这个传统古来有之，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总结过文学的作用，并揭示出了文学教育的价值。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在接受文学的熏陶，感受文学教育的作用。任何人一旦阅读文学，你就在接受教育，文学的教育功能从未失去过。然而20世纪时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以及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使得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文学教育的作用也更为复杂。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在一次次的蜕变中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它给我们带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沉重思考。 中国的文学教育在制度上得到初步认可是在20世纪初。因为就中国古代而言，与其说文学教育，不如说经书教育来得更为贴切。直到1903年，清政府推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学制——“癸卯学制”，才首次规定了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为必修学科。1905年科举制废除，制度变化的背后，是人们对“文”包括文学认识的悄然变化。这其中有两个人对“文”的认识，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两个重要的源头，其一是梁启超，另一个便是王国维。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曾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小说被提到如此高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小说不再是“末技”而成为文学之上乘。文学教育特别是小说教育竟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连，其作用之重要可想而知。而为了更好地“新民”，他更提炼出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作用，希图以文学之力，促民众觉悟提高、社会快速转变发展。然而梁启超在激情有余却严谨不足的“新民”说中，过分地强调文学功利化的作用，小说只能成为“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的载体，这不仅使梁氏自己的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鲁迅语)，还使得他终究没有摆脱文学工具论的古调。20世纪初与梁启超文学教育观恰好形成互补姿态的是王国维。他以非功利的审美观看待文学，拒绝了传统儒家的文学工具论的思想。当启蒙理性的呼声即将震耳欲聋之际，在王国维看来，“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哺啜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文学产生的“美”“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这也是“自然之美者”所不具备的。其实，王国维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意义远不只是提出了无功利的文学审美观，作为中国的美学启蒙者，王国维打开的是文学教育的另一片天地。虽然他的声音一次次被淹没在“世变”中，但无论是在后来蔡元培的“美育”，还是朱光潜的美学，甚至80年代产生的美学热潮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王国维的身影。郭沫若曾说王国维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的确，王国维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的“未完成”，纯文学本来是不存在的，无功利的审美永远只存于追求之中，王国维的伟大就在于让我们看见了美的存在，并不断地为之吸引而追寻。 “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启蒙文学思潮。启蒙本身便是一种教育，现代启蒙文学以其巨大的影响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最宝贵的财富。现代作家在创新与继承，立本与开放，自由与责任，批判社会与解剖自我之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赋予了中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现代作家对国事民瘼深刻的关切与热爱，对自身责任感强烈的认同与追求，成为现代文学的灵魂；另一方面，“文学性”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话题。就中国古代而言，虽然也重视“文”本身，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对于诗歌的审美特征都有着很高的认识。然而，这样的重视其实仍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孔子的“质文观”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古代的“质”与“文”无法分割，“文”最终是为“质”服务的。所以即便严羽批评宋诗的无趣也不会称赞宋词的美妙，毕竟小道之词还是无法登大雅之堂，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缺少“质”。因此，将“文”本身明确予以认可的，将“文学性”作为根本追求的，是从“五四”开始。像周作人的“美文”以及后来的京派文学，譬如沈从文的“湘西文学”，朱光潜的美学等，对于加强人们“文学性”的认识以及审美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启蒙文学思潮中最为重要的人便是鲁迅，他属于启蒙文学然而又超越了启蒙文学。 与20世纪初不同，中国现代文学教育除了文学思潮外，学校的课程教学也成为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很多作家都担任过大中小学语文教学或文学教学的教师，其中朱自清、叶圣陶在现代语文教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现代语文教学的杰出代表。语文教学不等于文学教育，但就课程教学而言，文学教育无疑是语文教学的主体。朱自清从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惟一目的”，现代语文教学要使人“养成读书思想或表现的习惯能力，发展思想，涵养情感”。在具体教学中，“初中宜侧重(不是专重)文学趣味、人生、国性、现代思潮数方面；高中则可再加世界文学思潮，本国古代学术思想两方面”。叶圣陶也指出，“国文教学的目标，在于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养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学的技能”。现代语文教学如此重视文学教育，如此重视文学兴趣的培养，相比之下，当前日趋应试化、死板化的语文教学只能汗颜了。尽管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有着所谓“三维目标”以及“语文素养”的培养要求，但是似乎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语文而教语文，语文课堂越来越成为科学理性分析的产物。 进入新时期的80年代，迎来了文学教育的大解放。就思潮而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人们逐渐从悲痛与彷徨中清醒过来，在呼唤回到“五四”文学传统中高举人性大旗。这一时期对文学本身也开始了重新审视。80年代是中国的美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而美学热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对美的迫切渴望。这些无疑都成为80年代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90年代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大量作家陆续“下海”，文学生产逐渐市场化、大众化。表面上文学发展一片繁荣，都市文学、个人写作、女性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等等层出不穷，许多作家由宏大主题转向了个体自身的体验，但正如谢冕所说，当我们“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时，它却因为“失重”而令人感到匮乏。扭曲了的文学教育日益俯就所谓的大众实质上就是市场的需求，已无立场可言。同时，语文教学在应试模式下日益功利化和僵死化，说起来语文教学越来越重要，然而学生离文学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时代的动荡并没有阻止文学教育的发展，反而成就了文学教育内涵的丰富与精彩。自古“国家不幸诗家兴”，从20世纪初梁启超对文学的推崇、王国维对文学审美性的信奉到现代启蒙文学思潮，以及具体的课程教学，再到80年代人文精神的高扬，中国文学教育变化之大前所未有，它在蜕变中走过了崎岖而辉煌的道路。然而从20世纪末至今，中国文学教育却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文学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庸俗化、媚俗化、教条化等现象，甚至某些时候被严重扭曲化，此情此景，令人堪忧。 一如文学教育日益功利化、快餐化以至庸俗化。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文学遭遇市场，文学迅速溃败千里，表面一片红火，实质却在走向内里的贫瘠。缠绵于市场的中国文学可悲地开启了“没有经典的时代”。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了，理解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新新词汇越来越多了，词汇用语越来越贫乏了；写小说和诗歌的人越来越多了，读小说和诗歌的人越来越少了。当文学都变成商品了，文学教育也只能沦落为功利化的产物了。 二如文学教育日益大众化、肤浅化以至媚俗化。我们有些作家时常陶醉于畅销作家的称号，梦想着填补大众与精英文化的沟壑，其实他们的天平早已失衡，他们已无法面对那些用生命“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勇士。大众文化铺天盖地，媚俗的清宫戏、穿越文、身体写作、拜金的都市文学等等早已充斥人们的视线。文学教育精英立场的缺席，让人们失去的不仅是对人性的好奇，探索人性的信心与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失去对探索人性责任的承担。也许由于阅历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孟子的“浩然之气”，理解“盥手焚香读《过秦》”的原因，体会到鲁迅的伟大，然而作为“人学”的文学向人们敞开的是人性的大门，“崇高美”的世界。 再如文学教育日益模式化、实用化以至教条化。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对于我国生产力有着质的提升，然而科学理性主义并不适合文学，它无法全然解析文学。科学理性主义带来的模式化、产业化的教育方式从来就不是文学教育的应有之义。文学教育，不是课程教学，更不是文学鉴赏。教条式地让学生归纳课文中心思想，将文章分段，归纳段意，甚至像庄子《逍遥游》这样的作品也时常成为科学理性分析的对象，这必然肢解文章本身的美感。文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学生应试的能力，而是首先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热爱，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它从不是硬性强化的产物。还记得当我们欣喜于“新概念作文”带来的青春气息、强烈的“人文性”与“审美性”时，获奖者保送大学或者加分的优越条件使得参加者趋之若鹜，大量模仿性作品的出现与举办比赛的初衷已背道而驰。 当下文学教育所产生的问题，还是应该从面对文学自身的思考中来解决，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借鉴和启发。首先，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建立“人文中国”。当下“失重”的文学日益消解文学教育的价值，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学教育更是容易走向肤浅和庸俗。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给予人类最重要的便是人文精神。虽然90年代我们曾热烈地探讨过人文精神的流失，但面对文学发展整体堪忧的大环境，人文精神已离我们远去。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后，“人文北京”成为北京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实不仅对于北京，整个中国都该重树人文精神，以提高整个国民素质为目的来发展文学教育，从“人文北京”到“人文中国”，实现人文精神的大普及和大提高。 第二，提倡与推广文学教育的美育内涵，以美育引领人们进入文学的世界。美育这个词从王国维到蔡元培到朱光潜，很多学者都曾努力提倡过。蔡元培就说过“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我们应该重新学习美学，这种学习不应该像80年代短暂的美学热一样昙花一现，而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美学不仅仅是理论，更是生活，不仅要在理论上提倡，更要在生活中去体验它，感受“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与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从“美”来真正发现文学艺术的价值。而这无疑对于提升国民道德素养也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当代作家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就像“五四”作家那样始终怀有天降大任的情怀，因为作家传播的是思想与精神。所谓 “躲避崇高”不可能真的拒绝崇高。当下人文精神的流失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家本人对这种现象的冷漠与无视，随波逐流。无论鲁迅怎样无畏反抗，无论郭沫若、郁达夫怎样浪漫多情，无论沈从文怎样沉浸在人性美的追求中，他们始终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便是为什么现代文学短短的30年便产生了如此众多优秀作家的原因。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奖时说： “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短短的几句话透露的是福克纳对人类深刻的爱与责任。中国作家至今有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应该深刻地反省和拷问自己，是否有着这样的大爱，是否真的在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