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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台湾，告别被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外加湛蓝海景团团围住的佛光大学，已有三年多了。自从1995年首次访问台湾，数次亲炙秀丽的日月潭和巍峨的阿里山后，最难忘的还是在美林山召开的两岸诗歌国际研讨会彼此切磋的情景。这几年，一再到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穿梭，再未踏上那依山傍海的礁溪山，也未到台北的重庆南路书街留连，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一直未间断过，尤其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先生的催促和鼓励下，更是不敢怠慢。 回望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出版的台湾文学史及类文学史、作家作品论、赏析和辞典，多得难于统计。台湾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无论是论文发表还是专著出版，已明显“减产”。这一方面说明对这门缺乏时间沉淀和“当代”无下限，弄得评论家疲于奔命的新兴学科，有深入反省和检讨的必要；另方面也说明这门学科的研究远未达到理想的目标，或者说还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供有志者尽情驰骋。 在已出版的台湾文学史著作中，我的珞珈山同窗古继堂先生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是影响极大和争议最多的著作，古氏本人亦被对岸一位诗评家定位为“拥抱教条马列主义美学残骸的学者”（杨宗翰）。在彼岸不接纳、不看好、不认同大陆学者著作的情况下，台湾有些学者下决心用自己的新诗史专著去取代。在本书即将杀青之际，笔者欣喜地读到了台湾学者张双英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此书有创意，谈1920——1940年代新诗创作极为翔实，但当代部分的写法与拙著异多于同：本书力求突出“当代性”尤其是当下新诗发展现状，下限写至脱稿前的2006年；不采取名篇分析的教材型写法，而力求做到教材型与学术型结合，以学术探讨为主；既不轻意放弃被某些人视之为过时的政治文艺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更注意从诗歌美学角度审视；不忽视诗歌发展复杂的历史情境，把戒严体制及“蓝天绿地”的政治板块给诗歌生态带来的严重影响，以及将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史加入到新诗史的内容中。此外，在章节的标题设计方面力求准确生动乃至亮丽耀眼。 台湾当代新诗本应从光复后算起，但鉴于1945年以后本土诗人面临从日文转向中文的难题，多数人不适应，而众多大陆赴台诗人又还未踏上宝岛，故这一时期正如陈千武所说，属“无诗、无觉醒、无思想的七年”［1］。 1950年代以《自立晚报·新诗周刊》创刊为标志，台湾现代诗进入播种奠基期，1960年代为西天取经期，1970年代为回归传统期，1980年代为多元发展期，1990年代为乱象丛生期。本书第一章概述台湾新诗发展，就是按照这个“竹节式”的十年分期法。不过，这种分期过于琐碎，因而在整体上本书采取大而化之的二分法：1950——1980年代中期，为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期；1980年代中期——2006年为止，为矛盾交织、乱象丛生期。乍看起来，这是以戒严为界，是政治事件决定文学分期，但谁也不能否认“股市发烧，政治中暑，六合彩狂热”的社会乱象对台湾诗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台湾，每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政治都有紧密联系，正如1945年光复、1949年底国民党撤退去台以及当下“北蓝南绿”的政治格局给台湾文坛生态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样。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讲的1980年代中期不一定是确指解除戒严的1987年，也可提前一点。同样，本书论述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家，有时也会往后作适当的延伸；同样，放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家，也会往前延伸，以避免将诗人过多地分割的毛病。 有人认为，台湾现代诗史实际上是诗刊出没史，或诗社兴亡史。这诚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不想完全按诗社诗刊的起落为经纬进行论述，而主张兼顾诗潮更替、文体变迁和诗刊诗社以外的作家作品。本书创作部分一般论述到20世纪末为止，文学现象及论争则写至2006年。 “台湾新诗史”目前只属“试写”、“初写”阶段，因而还未具备条件“重写”“台湾新诗史”。即使这样，本书仍注意求新，尽可能避免与他人雷同。笔者一直认为，“台湾新诗史”不仅由诗人所建构，也有大批的评论家参与，故本书与同类书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花了相当篇幅从动态考察诗歌现象、诗歌论争以及诗歌理论批评发展的总体特征，总结诗论的经验教训，深入考察各种派别诗论家的得失，指出其在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不管是评述文学现象、文本还是研究诗论，都离不开史料的把握。过去，由于长期的阻隔和断裂，在这方面大陆学者明显处于劣势。好在通过十几年的交流，大陆学者对台湾诗坛不再那么倍感陌生和遥远，还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包括到宝岛去采购资料，因而减少了不少史实的盲点。本书对杨牧不属“蓝星”诗社成员的考辨，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任何人的史料掌握都不可能巨细无遗，不出现差错。更重要的是史识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毫不隐瞒自己的大陆视角和涉及国族认同问题时的“一个中国”立场。 和台湾本土诗人强调台湾诗的主体性一样，拙著也有自己的主体性。这充分体现在《戒严体制下的萧杀风景》和对纪弦、余光中历史问题的评价，以及《在“蓝天绿地”笼罩下》、《两岸新诗关系解读》等章节中。不过，这主体性并不是别具用心——像某些台湾学者批评拙著《分裂的台湾文学》［2］“极尽‘分化’之能事”［3］那样，而只是以“旁观者清”的角度道出某些台湾诗人不便或不愿点破的实际。这种有偏爱但力求偏见的主体性，力戒以论带史的倾向，尽可能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笔者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已满二十年，在此期间发表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对台湾新诗的历程，已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包含本书所描述的台湾诗歌现象、作家作品定位等项。这定位是否客观公正，尤其是不断处于漂移和变动状态的1990年代以降的台湾诗坛，自己的评判是否与历史真相接近，坦率地说，并无十分把握。这方面，两岸三地评论家的评析历来充满歧义，众说纷纭，更缺乏有人做系统的疏理和诠释。笔者所做的这种工作，权充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一定会像先行者那样遭受各式各样的议论、攻讦乃至炮轰，这应该说是好事。若出版后如同泥牛入海无消息，倒是值得悲哀的。对这些批评或酷评，只要言之成理，笔者一定虚心听取。如无法接受的恶评，另当别论。 注释： ［1］陈千武：《光复后出发的诗人们》，台北，《笠》，第112期。 ［2］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 ［3］陈信元：《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概述》，载《台湾文学年鉴·2005》，台南，台湾文学馆筹备处出版，2006年，第111页。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