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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丁帆关于新世纪10年“文学病症”的看法：“作家基本放弃了重大题材，过分注重‘一地鸡毛’的琐碎的日常生活题材。”(见《文艺争鸣》2010年10月)这种“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 尚未消泯。然而，从张平、周梅森的“新政治小说”、河北“三驾马车”乡土小说的“冲击波”、陆天明的“反腐小说”、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到胡学文的“底层写作”——不论其如何命名，明确显示着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延续。吉林作家李发锁独具特色的“新时政小说”也应当属于这股潮流。 已有《触红》《倾斜》等长篇小说发表的李发锁，2010年4月出版《动迁》，2011年1月推出《债主》，前者聚焦城市动迁风波，后者直击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均以长篇小说的规模触及这些国计民生最敏感、最受关注的领域，针砭时弊可谓厚重有力。现实主义的要义是现实关系的典型呈示，而其锋芒正在于对社会与人性的犀利解剖。李发锁小说的切入点，恰是现实关系的纠结点，亦即底层劳动者权益的痛点，政府职员管理的难点，公司老板承包商谋利的贪点。 《债主》的特色表现在它所选择的主人公身份，所截取的生活断面，在于由此而生发的社会矛盾、灵魂冲突的尖锐性，以及故事结局的多重效应。就我的阅读视野来说，像《债主》这样对不法商贾充满义愤、对失薪农民工充满同情、对执政为民的政府职员充满敬意，整个叙事过程如此正气贯注的小说，近年还真不多见。 第一，以政府中下层管理干部为正面主人公，以侵占农民工权益的公司老板、大小承包商为对立主体，政府的上层领导和农民工代表均作为次要人物描写。这种人物布局，使《债主》既不同于涉笔高层揭露腐败内幕，也不同于以农民工为主体书写底层抗争。 小说以虚构的山城市为背景，市建委建工处副处长孔文明、市劳动保障局监察支队二科科长张大逵、山城日报新闻部副主任王文杰，组合成初中同班、高中同寝、毕业后依然同气相求的“三剑客”。他们性情不同，各司一摊，但在关心农民工权益、坚决贯彻党的经济管理政策上却肝胆相照，同心协力。 其中，张大逵尤其棱角分明，机敏多谋，不拘一格。作家倾注笔力突显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多侧面地把他塑造成一个立体而鲜活的悲情志士。一是从政坎坷，愈挫愈奋。张大逵年龄不大却饱经沧桑。出大学校门就当上一家针织厂副厂长，不久竞争上岗得任市电子工业局质量管理处处长；因凡事较真，机构改革时成“编余人员”；待岗一年多，市劳保局监察支队扩编被录用，工作出色很快任科长，正拟提副队长却被他冒犯的某局长卡住，认为他“双突”：“能力突出，毛病也突出”；张毫不理会，继续大施拳脚为农民工追薪，其间当“被告”受调查，被诬“违纪”，差点免职；到最后，又被石氏姐弟和周艳红反咬一口，凭空捏造他“受贿三万元”，“收取办案费”，而未怀善意的有关领导在“小金库问题”上再烧一把火，竟给他下了“停职检查”令。可张大逵“痴心不改”，刚被“停职”，就拿出了《关于建立被欠薪农民工救急保证资金的建议》。二是嫉恶如仇，铁面执法。张大逵性格核心，是那真诚而执著的“正义情结”。他见不得不平事，拒受不法开发商承包商的利诱，尽心尽力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当“债主”。这个基层干部形象引人注目之处，并不仅仅是他工作的雷厉风行，他的废寝忘食，更在于他思想的透彻：他深知，那些不法开发商承包商利欲熏心，绝不会轻易吐出侵占的工程款、农民工工资。他相信法制的力量，但法治的实现要靠执法者的决心与坚持，在中国——高层行政权力的推动也必不可少。因此，他选择与农民工患难与共的立场，不追回欠薪，决不罢休。三是纵横捭阖，胸怀坦荡。整部作品中，张大逵是各种人物网络的一个中心环节，除了与孔文明、王文杰的配合，张大逵与农民工张晓伍、王欣欣、邰卫东，与“兰花指、水蛇腰、娘娘腔”的包工头周红艳，与山城大厦汪副总、韩玫瑰、刘大山，与上级“熊局”及支队代理头头、那个“干活能力极差，抓权能力极强”的“句队”，与曾有情感“瓜葛”如今又成对头的石榴花以及其弟石榴子，都打过交道，既分别展现了不同人物的风貌与嘴脸，也呈示出张大逵独特的性情与襟怀。小说三次写到张大逵的梦境：一次是烈马脱缰破厩而出，一次是追狼落井而求救不得，一次是高温变高寒，于惨白天地间堕入白妖的圈套。这不仅巧妙传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而且预兆了他命运的波动与困厄。我觉得，无论就行为的正直、气度的洒脱，还是胸襟的坦荡、情操的高尚，张大逵都真实而富有光彩，称得上是近年文学中成功的公务员形象。 第二，以现实关系的纠结点为情节核心。这种利益与人性的交织，使《债主》既有法权的较量又有灵魂的冲突。 《债主》在较大规模上构筑了一幅中国改革时期的城市生态图景。小说并非是政府部门代农民工追讨欠薪过程的简单叙述，这里所描绘的城市建筑工程行业年关欠资的纠纷，实际上扭结着各种社会群体的利害、权益和诉求，从而尖锐集中地提出底层劳动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现实关系纠结点”的具体含义。 农村15岁女孩王欣欣因母瘫辞工，投诉宏大公司欠薪575元(月工资375元加入厂押金200元)，看似小事一桩，可这点小钱竟追讨多次要不回来。为什么？宏大属于“S国招商引进的独资企业”，董事长为山城和省内引荐的S国企业家，是“山城市荣誉市民”。张大逵等去执法检查，未经“市软环境办公室”审批，涉嫌“违纪”。后经王文杰在报上专栏曝光，宏大公司才派人把600元送到王欣欣手上。可紧接着就是宏大公司散发告状信，市纪委调查张大逵。在张直局长的保护下，虽暂缓“免职”，但张大逵、王文杰却必须停止对宏大公司违法使用“童工”的调查。如不退让，张大逵将背上处分，“局全年的岗位责任制考核就会降一级，奖金就得降一个等次”，张大逵就会成为全机关的罪人。这样，一桩小案牵涉公司方工厂主、民工及其贫困家庭、政府上下级各部门等多重利益群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就会惊动与谋利者休戚相关的个别官员，就会有种种势力干扰、阻拦甚至打击你，让你半途而废或得不偿失。李发锁见微知著，对世相人心的解剖入骨三分。 张大逵总结出三个“百分之九十”：被拖欠工资的百分之九十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拖欠民工工资理由百分之九十是“质量不合格”加上违章罚款，被拖欠的工资百分之九十是由拖欠工程款连带引起的。 张大逵、孔文明面对的，更多的是拖欠工程款引起的拖欠工资款。这种“双拖欠”，案情复杂，欠款人相互推诿，追讨更难。小说深谙其中堂奥，通过市建委建工处与市劳保局监察支队密切联手，让大包林大山、二包石榴子与清包周红艳当堂对质，又对开发大老板韩玫瑰、汪副总下包工程“全额垫付”、收取高额“工程管理费”等违法行为严厉问责，把这场维护国计民生的经济较量写得风生水起、波谲云诡。 当然，最具灵魂深度的是张大逵与石榴花之间的冲突。石榴花在张大逵事业受挫时割断恋情嫁给市工业资产公司常务副总的儿子，当上宏大公司常务副总后，又力图插足破坏张大逵的家庭，固然显示了她的卑劣，然而，他们精神上的分野更在于时代观、金钱观的对立。石榴花说：“现在是强调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社会精英尽显神通的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所以能发展并给社会创造出巨大财富，一个重要的运行原则是强强联合。” “道德多少钱一斤？法律从来无权对道德做出强制的约束与规定。”这与汪副总之流所信奉的“雄狮吃肉，癞狗吃屎”论如出一辙。而张大逵则认为：“正常的市场经济应当是资本与资源的良性配置，而资本与权力的畸形结合必然产生怪胎。”他斥责石榴子：“跪天、跪地、跪父母，你跪什么？你跪钱。钱是你爹、你妈呀？你个软骨头、软膝盖”。所以，他们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石榴花在失败出走的最后关头又狠咬张大逵一口也就不足为奇了。两人灵魂的碰撞，可以说是作品最有思想含量和精神光彩的部分。 此外，关于行政流俗、经济运行规则的书写，丰富了《债主》作为长篇小说的社会管理学、经济学的人文内涵。李发锁亲历过市政府公务，洞悉经济管理的各种环节。《债主》的成功，正取决于他的经验与知识、他的眼光与理念、他的情怀与胆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